兵团往事丨雪域昆仑——“进藏英雄先遣连”幸存老战士王兴财采访记

半个多世纪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第二年，西藏阿里高原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营一连的136条汉子历经千难万险，视死如归、勇往直前，以牺牲63位官兵的代价，最终才插上了神圣国土。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授予这个连队“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并给全连每名官兵分别荣记一等功。

57年过去了，“进藏英雄先遣连”的幸存者寥寥数人。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采访了“进藏英雄先遣连”幸存的老战士之一——王兴财。

在四十一团，我们见到已87岁高龄的王兴财老人。藏北高原的冰雪和西陲大漠的风沙，无情地在老人脸上留下了岁月的沧桑，曾经踏平万里雪域高原的双腿，也略显蹒跚。

当我们说明来意，老人的思绪立刻回到了那刻骨铭心的血与火的年代……

1949年9月25日，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率部起义。王兴财所在的原国民党新疆独立旅29团一部，屯垦于新疆于阗县。1950年5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营一连。

1950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3岁生日。新疆于阗县的普鲁村，临时搭起一座主席台，台子两侧，几十面红旗在风中飘扬。对面几十米处，还搭建了一座欢送出征队伍的彩门。王兴财所在的连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进藏先遣连”。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进藏部队，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进军西藏阿里高原。

王兴财还记得司令王震的话：“进军藏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此去阿里高原，山高路遥，困难重重。你们要孤军深入，用双脚为西藏人民踩出一条解放之路、自由之路，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十分光荣的任务。你们不仅是一支侦察队，还是一支探险队、战斗队和工作队……”

进藏先遣连7个民族的136位官兵和400多匹骡马组成一个威武的钢铁方阵，整装待发。

在誓师大会上，先遣连官兵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伸出拳头，向战旗敬礼、宣誓。独立骑兵师师长何家产大声宣布：“现在我命令，进藏先遣连出征！”队伍出发了。大家步履整齐、歌声嘹亮，唱的是先遣连连歌——《挺进歌》。王兴财深情地给我们唱起这首战歌：

挺进！挺进！挺进！

向西藏，向阿里，

向祖国的边疆进军。

那里的穷苦奴隶，

多年来受着剥削和压迫，

早就盼着人民的军队去解放他们。

歌声中，官兵们高举鲜红的战旗，骑着骡马，告别了战友和乡亲，沿着蜿蜒曲折的克里雅河，走进冰峰林立、千山万壑的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去接受九死一生的苦难考验。

赛虎拉姆石峡、阿克达坂、库克阿达坂、阿里帕峡、苦海子、索狼达坂、哈哈堡……一个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冰雪达坂，一条条令人毛骨悚然的激流险滩，被他们一次次踩在脚下、抛在身后。第29天，他们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新疆与西藏的分界线——界山达坂，进入西藏地界。

这时，战马接二连三地死去，官兵们患了雪盲，一半人出现严重冻伤，好多人的脸颊脱皮、嘴唇皱裂、口鼻出血……他们仍坚持在零下40多摄氏度、低于海平面60%含氧量的“生命禁区”里，顽强挺进。

部队抵达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则县，在两水泉、长流水、多木一带完成了寻找藏族群众、调查研究、宣传政策等任务后，根据西北军区和一兵团首长的命令，部分人员留驻两水泉、多木，继续开展群众工作，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转运给养。其余的100余人，在先遣连党代表李荻三、连长曹海林、副连长彭清云的带领下，翻越十里达坂，继续向前挺进，于10月底到达扎麻芒堡。在这里，先遣连驻扎了7个月。次年5月与后续部队会师后，又继续向噶大克推进。在扎麻芒堡的7个月，先遣连的官兵们首先面临的是在“生命禁区”里如何生存的问题。

王兴财回忆说：“首先是住的问题。藏北高原的冬天是漫长的，平均气温在零下35摄氏度，我们携带的军用帐篷比较单薄。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风吹雨打、雪漫冰砸、装装卸卸，军用帐篷早已千疮百孔、体无完肤，根本不能挡风遮雨。根据一些战士的建议，我们决定挖地窝子。”

然而，在万年冻土上挖掘坑穴，谈何容易？往往使劲一镐下去，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许多战士不服气，再使劲挖下去，虎口震裂了，鲜血染红了镐把。大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但一天也挖不了一方土。又有人提出“层层剥皮”，即用火烤地，烤软一层挖一层的办法。不久，在这世界屋脊的永冻层上，破天荒地出现了一座包括工事、掩体、宿舍在内的军营。这是进藏先遣连勇士们用生命和血汗在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上创建的第一座军营，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阿里高原屯兵的历史。

说起阿里，让王兴财刻骨铭心的除了严寒、缺氧、高山病，就是饥饿。在冬季的藏北，先遣连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当时，上级严令先遣连：“不准增加藏族群众一点负担，哪怕是一针一线。”他们严守命令，再饿也不向藏族群众伸手，再难，也要自己解决。

先遣连出发时，共有400多匹骡马供乘骑和驮运给养，但路途艰险，还未到西藏地界，死亡已达三分之一；携带的给养十分有限，途中已经消耗殆尽，战士们多靠野羊、野牛充饥，抵达目的地时，几乎一无所有。后来，和田人民建立了一支2万多头毛驴、237峰骆驼、164头牦牛和370匹马的运输队，为先遣连运送给养。庞大的运输队出发后，首尾相隔100多公里，号称“数万毛驴进西藏”。然而，路程的遥远与险恶，不等抵达目的地，牲畜已经倒毙了不少，真正运到阿里的粮食所剩无几。不久，大雪封山，和田人民支援阿里的运输线中断，先遣连的后勤供应也没有了。此后，有半年的时间，先遣连几乎全靠打猎度日，靠获得的兽肉，度过了那年漫长的冬季。

先遣连面临的另一难题就是被服。进藏时就短缺，又经过几个月的行军、打柴、狩猎、摸爬滚打，军服早已千疮百孔、衣不蔽体。开始，卧病在床的同志把自己的军装让出来，给外出执行任务的战友们穿。1951年夏天，一位干部下山汇报工作，他穿的棉衣是全连最好的一件，但也层层叠叠地补满了补丁，补丁有麻袋、兽皮、帐篷布……五花八门，一件衣服竟有十几斤重。先遣连党代表李狄三下决心解决官兵穿衣问题。他带领在家的病号，把野牦牛的毛捻成线，又把牛羊骨头磨成骨针，把装过粮食的破麻袋收集起来，用毛线骨针制作衣服。

王兴财记忆犹新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穿羊皮。但鲜羊皮一干，就紧紧绷在身上，胳膊打不过弯，伸腿弯腰都很困难，脱下来很难，只能长期穿着。可是身上长满虱子，痒得难受，只能从脊背上把羊皮用刀割开，扒下来处理。后来我们有了经验，就把整块的羊皮割成宽皮条，再用毛绳穿起来，穿在身上，很像古代的盔甲。手脚终于活动自如了，但御寒性又差远了。至于鞋，我们穿的是‘皮窝子’，是用整块的鲜羊皮把脚包住，再用皮条绑住。羊皮干了后，根本脱不下来，就像打上了石膏。我们干脆等穿烂了才用刀割开取下，再包上新的。”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战友们接二连三地倒下了。连里最强壮的汉子巴里祥子第一个离开了我们。”看着王兴财沉重的思索，听着他沉痛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他的泪水。他说：“当时，连里只有一个卫生员，叫徐金全。我们除了有点红药水和绷带外，基本无药可用。巴里祥子死后，全连80％以上的人都起不来了，不久后，徐金全也走了。”

在一声叹息声中，王兴财又说：“开始我们只是觉得饿，没有力气。后来，从脚上开始肿，一直肿到脸上。全身上下红亮得吓人，一按一个坑。又过了几天，眼睛发红，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其实这是高原肺气肿，由冻、饿和缺氧引起的。但当时我们以为是传染病，还把病人隔离起来……”说到这里，老人已泣不成声。残酷的环境、恶劣的条件，夺走了63位战友的生命。他们的灵魂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就这样，先遣连幸存的官兵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团结受压迫的农奴，在保卫祖国边防和与敌人作斗争的同时，击溃土匪，夺回被抢走的2万多头牛羊，并及时还给藏族群众，赢得了人心，团结了群众。

1951年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党委批准王震司令员和新疆军区党委给进藏先遣部队的请功报告，授予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营一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荣誉称号，并给全连每位官兵分别荣记一等功。

进藏先遣连的英雄们，用自己的生死磨难，演绎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壮举。（采访于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