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新四军历史的人都知道高敬亭这个人,他是新四军最为有名的将领,胆识超人,功勋卓著,被视为新四军第一悍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枪决,时年仅32岁。高敬亭是全面抗战以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将领。高敬亭原名高志员,河南省新县城郊董店人,1907年8月出生,家境贫寒,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后,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重新组建红28军时,高敬亭任政治委员,他以超人的胆略,在大别山,领导开展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他指挥红28军转战3省45个县,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68个团,成功歼敌18个营和25个连,共约50000多人,不断壮大发展了自己的队伍,更为掩护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8年5月12日,他领导新四军第4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第一枪。高敬亭被杀的导火线是对党中央确定的“东进北上”方针贯彻不力,甚至唆使部下叛逃。大别山根据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高敬亭一手创建的,他力主部队在皖中开展游击战,不准四支队向皖东敌后挺进。当时主政华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公开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而高敬亭则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此举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治军不严,酿成大祸。高敬亭表面上同意叶挺两星期必须撤出皖中的决定,暗地里却命令第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停止东进,此举使矛盾激化。杨克志、曹玉福原是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却发生了杨、曹两人于1939年5月20日率20余兵叛逃投奔桂系,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939年6月4日,高敬亭被扣押。6月24日被军长叶挺据国共双方指示枪毙。
高敬亭被错误杀害后,四支队被支解为几个部队,有2000多战士认为革命无望而脱离队伍。他的妻子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对于高敬亭的被杀,毛泽东曾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同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毛主席低沉地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1975年10月,几位过早离开工作岗位在合肥休息的原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的老首长告诉史玉清:“主席、总理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要抓紧申诉。”
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诉了女儿高凤英。11月10日,高凤英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 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同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批示:“请汪(汪东兴,笔者注)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的事情真相如实向主席汇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指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机密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将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谭震林、栗裕、肖望东将军,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首长以及高将军的部下万海峰、林维先、李世安将军等40多人送了花圈,300多老部下、老战友参加了安放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见了史玉清和高凤英,亲切地说:“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