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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荷兰档案馆公开的战争档案中，似乎出现了二战期间被纳粹杀害的荷兰犹太人的名字，他们被怀疑与德国人合作。
他们的家属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因为他们事先已经被警告过可能会出现错误。
档案馆会出现什么错误？这是 62 岁的卡琳·范科弗登 (Karin van Coeverden) 感到疑惑的问题。
她的姑姑范德维克 (Wilhelmina van Coeverden-van der Wijk) 于1943 年 6 月 11 日在德国纳粹在波兰索比堡（Sobibor）建立的灭绝营被杀害。这名犹太女子遇害的时候31岁，出生于荷兰德伦特省的霍赫芬（Hoogeveen），是数百万大屠杀受害者之一。
但她的名字却出现在荷兰中央特别档案管理部CABR（Centraal Archief Bijzondere Rechtspleging）的姓名档案中，该档案已经于上周上传到网上。自 1 月 2 日起，被称为 “法官之战”（ Oorlog voor de Rechter）的专项网站列出了约 42.5万名被怀疑在二战后通敌的荷兰人的姓名，这些人已经去世，但均受到战争背景的调查。
卡琳·范科弗登说：“当我看到我那被谋杀的姑姑是帮凶的嫌疑人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很震惊，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在她与丈夫分离后，她和女儿就一起被带到了荷兰菲格特（Vught）的集中营。”
卡琳·范科弗登，是塞缪尔·范科弗登（Samuel van Coeverden ，1920年出生，1998年去世）的女儿，而范德维克是塞缪尔·范科弗登兄弟雅各布（Jacob）的太太。
战争期间，塞缪尔·范科弗登 (Samuel van Coeverden) 被囚禁在荷兰的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但由于拥有斯佩尔 (Sperr) 印章——一种1942年至1943年期间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发放的特殊印章——因此被免于被驱逐至集中营和灭绝营，得以幸存。他被派往荷兰穆尔代克（Moerdijk）工作，被迫在那里挖掘坦克壕沟。
根据战争档案，卡琳·范科弗登的父亲似乎也是和纳粹合作的“嫌疑人”，就像他的兄弟雅各布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范德维克一样，后者在索比堡遭到毒气袭击而死亡。
卡琳·范科弗登说：“档案馆显然出了严重问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位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这场战争，她最近还参与了制作一部有关公共广播公司员工黑暗时代情况的纪录片。
卡琳·范科弗登偶然发现了她的亲戚的名字，因为她自己对韦斯特博克集中营指挥官阿尔伯c特·康拉德·格梅克 (Albert Konrad Gemmeker，1907-1982) 的信息很感兴趣。她之前曾为一部纪录片做过关于他的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档案材料。
她说：“我想知道我的父亲和叔叔是否还在这份档案中，因为他们在战后发表了反对格梅克的声明。”
当查找她父亲和叔叔的名字时，突然发现她有家庭成员被登记为“嫌疑人”。这些家庭成员中包括在索比堡被谋杀的姑姑威廉敏娜范德维克 (Wilhelmina van der Wijk)。她说：“我晚上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想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会犯错误呢？
卡琳·范科弗登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她的父亲于 1948 年 6 月 4 日向荷兰阿森（Assen）警方提交了一份针对格梅克的声明，而“证人”可能被错误地登记为“嫌疑人”。
在《电讯报》看到的当时的声明中，塞缪尔·范科弗登表示，1944 年冬天，他看到一些男子按照格梅克的命令，站在寒冷的土豆地窖附近，这些人受到了惩罚。但是，塞缪尔·范科弗登无法说明惩罚的原因。显然，这里似乎出了错误，把“证人”作为“同谋”。
根据卡琳·范科弗登的格梅克档案材料，并检查《法官之战》的姓名索引表明，在线档案中也将同一文件中的其他证人列为“嫌疑人”。卡琳·范科弗登目前已找到 25 名被列为“嫌疑人”的证人姓名。
从卡琳·范科弗登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她的叔叔雅各布在战后也接受了询问，并提到了家庭成员的名字，这使她相信，他们也可能以这种方式被错误地登记为“嫌疑人”。
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名字现在出现在网上档案中，所有人都见到了，这是一个痛苦的系统错误，“最可悲的是那些人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了，因此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并询问是否还有其他错误。”
档案馆承认错误
CABR的发言人承认了这个错误，并呼吁人们在发现错误时要及时报告。她说：“当人们真的发现有错误的时候，我们会立刻解决，把他们的名字迅速删除。我们还添加了一条警告文字，即这个网站上姓名索引中的人，并非都是嫌疑人或被指控有罪的人。”
发言人表示，可以通过电话协助纠正错误信息。她表示：“名单并非根据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而作出选择。这些人中，有的是极其严重的追捕犹太人的人，而有的则是被指控犯有某些罪行但却什么也没做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
荷兰政府三个部委负责将名单发布到网上，分别是文化教育部、司法部和卫生福利部。该项目耗资2100万欧元。
咨询公司埃菲尔 (Eiffel) 也参与了项目的开发。2023年11月，报告了工作方法并进行了风险分析以供披露。埃菲尔在荷兰政府网站 Binnenlands Bestuur的“法律合作伙伴贡献”中写道：“根据我们的分析，档案馆可以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公开这些文件，以及他们愿意承担哪些风险，而不愿意承担哪些风险。”
埃菲尔在发布报告时，区分了“受害者、目击者、家属和其他相关方”。该咨询公司写道：“嫌疑人可能都已经死亡，但报告中提到的其他人可能还活着。这些人能收录到档案中吗？
卡琳·范科弗登对CABR的解释以及后来补充的警告并不满意，她说：“我的家人和其他许多人仍作为嫌疑人被记录在档案中。我担心还会出更多问题，看起来这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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