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皇帝，大明朝谁最大？！
关于这个问题，一千个人不会有一千种回答，答案有且只能有一个——士大夫。在大明270多年历史中，由科举出身的孔孟弟子组成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阶层。
在朝，他们为宰辅、为尚书、为御史，执掌帝国权柄，把握国家的方向，很多时候，老朱家的皇帝不过是他们股掌之中的吉祥物而已；
在野，他们是舆论、是规则、是秩序，他们掌握着城镇乡间的风云变幻，甚至府、道、州、县各级官员离了他们都无法生存。
士大夫简称士，其中为官者，借古代官员笏板叉腰的词——缙绅，构成士大夫集团的上层。
缙绅团体在大明朝，是顶层集团中的顶端，是深层国家里的深海，是大明的筋骨甚至脊梁。
按道理说，这样一伙人，拥有这个时代最广阔、最扎实的合法伤害权，从来只有他们欺负别人，什么时候听说过，他们会遭遇来自底层的戕害？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急时刻，就是要告诉你意料之外的外，历史认知中的盲点。
晚明的江南，无论你是一朝宰辅周延儒，还是老艺术家董其昌，或是抗清名将熊廷弼，又或是文坛领袖钱谦益，都被卷入到这场生死缠斗之中。
当明帝国走向历史未有之大变局时，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朱元璋在总结王朝兴替时搞明白了一点，武将及世家大族是谋朝篡位的高危人群。所以，他为子孙剪除荆棘，屠灭开国功臣集团，又以文官控制军队的后勤粮饷制衡武将。结果，经过上百年大浪淘沙，明朝的勋贵集团蜷缩在京城吃喝玩乐，退化成没有牙齿的老虎；而文官集团通过创造巡抚、总督、督师、经略等职位，成功地骑到了武将的头上，造成大明朝一品武将不如七品御史的畸形局面。在成功赢得了天下权柄后，文官集团又进行内部洗牌，官员选用从明朝初年荐举、荫庇、科举三管齐下，逐步演变成科举独大，科举之中又首推两榜进士、次之乡试举人的格局。至此，大明朱家皇帝终于可以安稳地坐在龙椅之上，因为他知道，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他还知道天下没有百年不败的缙绅世家。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们，整体看起来似乎无比强大，但细看各个缙绅家族，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眼见他起高楼，也眼见他楼塌了。明朝自明英宗朱祁镇以降200年，都在这样的权力模式下运行。金字塔顶端的皇帝，被巨大的文官集团包围，文官乃至其背后的士大夫集团，控制着从农到商各个领域，囊括了帝国所有资源。明朝是个巨大的农业帝国，士与民孜孜以求地拥有土地，耕种土地，利用产出的粮、绵、麻、桑，构筑起亿兆生灵的生存法则。士大夫阶层又因拥有免税免役的权利，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那些企图逃税免役的百姓甚至小商人、小地主，都带着土地投寄进入士大夫家里，为奴为仆，这也是明朝土地兼并的一种方式。这导致了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顶端缙绅家族拥有的资源急剧膨胀，像嘉靖宰辅徐阶家族，坐拥几十万亩良田。凭借政经方面拥有的巨大优势，缙绅集团在朝在野都高高在上、呼风唤雨，他们把持乡议，武断乡曲，以地方精英的身份，维护着这个帝国的稳定，同时也维护着自己的利益。但是，当隆庆开海之后，来自南洋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大明，那个在士大夫眼中可以只手遮天、平静安逸的古典乡土时代开始走向终结。王世贞《弇州史料》中“缙绅惨祸”一条，记录了一系列缙绅的杀身之祸。有前监察御史被童仆出卖，遭强盗杀害；有兵部主事因地方仇怨，被仇人入家劫杀，被开肠破肚；更有退休知府因贪图他人田地，强买强卖，对方假意同意，然后寻机将知府主仆二人绑票，逃到海上后，以残酷的手法将二人凌迟，割下来的肉用盐腌渍，惨不忍睹。在传统以儒家士大夫把持的历史书写中，我们一般很少在和平时代看到如此暴虐的杀戮。或许是儒家士大夫刻意为我们描绘一幅文明祥和的民间图景。实际上，即使在文明程度最高的江南地域，仍然盗匪横行，杀人越货司空见惯，野蛮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底色。杀人越货如果说仅仅是“刑事犯罪”，那么真正让士大夫集团不寒而栗的，是不断恶化的社会秩序。明人李乐所著《见闻杂记》“江南五事变”一条，记录了社会底层民众对士大夫的冲击。
前朝礼部尚书董份，科举状元范应期、内阁首辅徐阶家的公子，这些缙绅群体中的顶层人物，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江南，秀才被称为“蓝袍大王”，江南的秀才群体庞大，但晋身通道狭窄，南直隶一次乡试六千多人，而乡试名额只有一百三十五人，如果加上几万无法参与考试的生员，这选拔率跟中彩票概率没什么区别。
那些无法中举的生员，不是谁家都有财有势，但总要有个活路吧。秀才的就业面很窄，有的到私塾里当教师，有的去经商打工，还有的看两本医书去混个大夫谋生。这些职业所得都是蝇头小利，想多捞钱就得干一些不那么体面的事，如当讼棍，加入打行（黑社会）。秀才的“堕落”，是社会变化、秩序更迭的产物，无法简单以好坏而论。整个晚明时代，所有人都在经历着冲击。世家不断积聚田地财富增强自己的实力；商人发达了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小农受不了赋税盘剥，要么投寄到缙绅大家图个荫庇，要么卖掉产业进城打工。“蓝袍大王”呢？自然要通过各种方式将自身的地位变现。或许身处其间的汤宾尹，对此最有发言权：“以所观宣事，能作恶者世贵也，能群为雄者秀才也。我起家贫贱，性不解恶，又离其雄，是以进退狼狈。”汤宾尹也是这场社会大动荡中，屡受冲击的缙绅名人。《江南困局 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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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危险群体是奴仆，大明朝的奴仆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奴是元代蒙古人遗留下来的社会阶层，明朝的奴仆虽属于贱籍，但也不能被简单看作奴隶。明初，朱元璋曾极力禁止蓄奴，但政策是政策，风俗归风俗，很多达官显贵仍在蓄奴，上行下效，民间同样对此禁令视而不见，奴仆广泛存在于明朝的市井街头。但官府毕竟有这么一纸禁令，下面也要有所对策，为了避免官府的追究，很多奴仆会以养子、养女身份出现，被称为义男、义女、过继子、过继女。他们在进入主家或者依附主家时，都会签订契约，上写：“本男听从银主抚养成人，与伊婚娶，终身使用。”这些人的卖身契连买卖二字都没有，只是被引到某家，得酬劳银（实际就是卖身银），完美躲开了官府的禁令。很多奴仆或是从小被卖入主人家，或是家族世代为主家奴仆。到了明朝中后期，在南直隶、浙江、徽州等地，奴仆特别盛行，官宦人家蓄养一两千个家奴也十分常见。这些奴仆也有分工，在家中帮工的称为家奴，租种田地的佃户为佃仆，做手工业的为雇工人。奴仆承担了主家大量工作，如家务事、农业生产、商业经营、手工业制作等。做奴仆的，自然少不了被主家欺辱。双方关系不好的，主家打骂下人、淫人妻女、侵吞家财等事情比比皆是。因此，紧张的主仆关系往往容易引发奴仆的反戈一击，轻则逃亡不应差事，重则烧毁抢夺主家家产，甚至聚众暴动。至晚明时期，奴仆已经成为地方的不稳定因素。万历年间的“董范之变”、“火烧董家楼”、“王氏复仇记”，都是由缙绅家奴仆引发的民乱……除了秀才奴仆，江南还有一群苦命人，就是农民兄弟。这世界上的幸福都是相似的，不幸却各有不同，江南的农民到了晚明越来越活不下去。以八府一州为核心的江南，历来是朝廷的税赋重地，有“天下供给半取于江南”之说。过去江南富庶，依靠丰厚的田亩产出，以及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如棉、丝纺织业，百姓日子倒还过得去。在明隆庆、万历朝之前，江南地区物阜民丰，仍是太平盛世。但到了晚明，赋税包罗万象，内含金花银、太仓旧饷、加派新饷、杂项新饷、光禄寺厨料，为了应付战争还有著名的“三饷”。光给钱粮倒还罢了，还有徭役。江南徭役分五种，有布解（解运官布）、漕兑（水路运粮）、白粮（运送额外的漕粮）、柜头（管收税户投入木柜中的钱粮）、经催（收缴钱粮后逐级向上解运），每一项差事，百姓都要遭受盘剥。
比如漕兑，就是粮户将漕粮交于漕军，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漕兑的百姓会被漕军勒索八九倍不等。明朝收税，无法完全依靠胥吏，毕竟有编制的公务员没几个人。大明朝在早期设立了粮长、解户，以及布解、漕兑、白粮、柜头、经催等差事，应差的普通百姓要承受巨大的承运压力，承运的粮食万一出现问题，比如水火灾害造成损失，承运人就要负责，担任粮长的人，折腾一两回就由富户变成了穷人。明朝的粮长制度在晚明时已经崩溃，征收粮税一职逐渐由市井无赖及奴仆们充任。但征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没点好处谁干啊。于是，催征的直接经手人就会通过“秤头”“火耗”等手段获利。所谓秤头，就是在过秤时，利用大小斗、空心秤砣等做手脚；火耗就是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张居正改革之后，粮税折成现银，从而产生了火耗这种新的贪墨手段。无论是秤头还是火耗，其中的钱粮损失最终都会转嫁到纳税人身上，缙绅大户自有势力，无法欺压，被压榨的只有平民百姓。更严重的问题在崇祯年爆发，因为要应付与满清的辽东战争，以及剿灭李闯献忠等的流寇之乱，大明朝对全国征收了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三饷”绝对数收的并不多，但架不住各级盘剥造成的乘数效应，老百姓要承受比正额更多的代价。另一边为了提升征收率，崇祯一再压实征收工作，一些没完成任务的官员遭到降级：常熟县知县杨鼎熙连续受降职二级、降职一级，戴罪督催；署无锡县印、同知蔡如葵降俸，停升考，戴罪督催；长洲县署印推官王瑞称降俸一级；武进县前知县程九万受降职三级、降俸一级，又降俸一级；嘉定县知县来方炜降俸、降级。崇祯的焦虑，把寒意传递给了帝国每一个人。社会最底层，催粮的与活不下去的百姓之间必然发生激烈的底层互害。本书第五章的“挖宰相坟”，便是在“胥吏均衡”被打破下爆发的宜兴民变。虽然民变仍然是针对缙绅顶级世家的家奴，但实际上目标指向了朝廷的横征暴敛，以及下层官吏的贪婪盘剥。晚明的江南，可以一言以蔽之——礼崩乐坏，士大夫把持、制定的乡间秩序走向崩溃。从万历皇帝到宰辅叶向高，再到督学江南的熊廷弼，许多人都意识到了古风不再，世风日下的事实，但对于根本原因，他们囿于历史局限，却无从了解。任何社会秩序的消解与重构，或因突发性大事，如灾难、战争；或因经济变化而导致。晚明的社会变化主要原因来自于隆万开海之后，海外白银涌入，改变了江南，这个大明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生产关系。当时，江南地方，以纺织业及其衍生贸易为龙头，汇聚成集陶瓷、丝绸、布匹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换来巨量外汇，据统计，从隆庆五年到崇祯十七年，输入的西班牙白银达到5300万比索，相当于4400万两白银；从日本输入白银亦超过5000万两，两者相加达到1亿两白银。大量白银输入，首先为江南带来了丰厚的资本，资本推动了商业、手工业集约化升级。晚明时期，江南地方的织机数量从最初官营的几百台发展到1.5万台，遍布城乡。这就导致以雇佣劳动，无产营生为主的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大量人口围绕这些城市生活，他们有雇工、有奴仆、有讼棍、有闲人、甚至还有黑社会。工农奴商蝇营狗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摆脱田亩的桎梏，谋生方式脱离田亩，必然导致社会变化。白银资本以无以伦比的威力，冲击着以田地产出为命脉的铜钱农业社会。在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朝短短七十年间，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根基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动摇。这种变化，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历过，回想一下，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的改变与进步，就不难体会晚明社会秩序转变的状况。士大夫怀念的古风不再吹拂，“湖州自嘉靖初以前，古风犹在。”何为古风？就是为富且仁，照顾孤弱，为贫也安，勤奋持家，大家维持着宗族礼法下的城乡秩序。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眼中，明清易代的甲申之变是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更多从政治、文化上思考这场变革。可是，他们都忽略了白银资本的力量，隆万之间的“改革开放”直接导致，官员与缙绅集团共治地方的秩序开始崩溃，属于科举大族、簪缨世家的丰饶时代也就此落幕。《江南困局》选取了万历、崇祯两朝六件祸事——“董范之变”、“熊荆分袒”、“火烧董其昌”、“郑鄤凌迟”、“扒宰相坟”、“王氏复仇记”。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江南——大明命脉之地，自隆万以降风起云涌的社会动荡。无论你是才高八斗的状元、探花，还是名满天下的老艺术家，甚至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顶级缙绅家族，在官、绅、士、民、奴各阶层的生死缠斗中，一步步走向属于他们的献忠时刻。《江南困局 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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