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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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廉”的行为主体不同，要求也有所差别。“廉政”一词较早见于春秋时期传世文献《晏子春秋·问下四》。齐景公问晏子：“廉政而长久，其何行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晏子认为廉洁政治的长久施行应该如水一般，浑浊时用于涂抹泥墙，清澈时用来扫撒除尘，曼妙柔和、潜移默化。《汉语大词典》中“廉政”词条注释为“同‘廉正’”，即二者为异形词。“廉正”为廉洁正直，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该释义不仅将词语“廉政”的始见年代向前推移，而且体现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是面向官吏考核的体系机制，也是传统德政文化的精髓。廉洁奉公且善于办事、推行政令、谨慎勤劳、公正客观、遵纪守法、明辨是非为六项评判官吏的标准，然“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将“廉”置于首要位置。
“廉洁”一词最早见于《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王逸注：“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是说屈原年幼时便秉承清廉的高贵品德，献身于道义而未曾稍减。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描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证实屈原的文章简约、言语含蓄、志向高洁、品行端正。廉洁作为个人品德的重要表征，是古代选贤举能的必备条件。儒家文化的“廉洁”思想包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舍生取义”的生死观、礼义廉耻的“四维观”、“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的清廉观、“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礼法观、“仁者爱人”的仁民观等，体现了对个体全方位的陶冶与熏陶。上述标准能够滋养出勤勉善良的性格与公正秉直的修为，形成对“廉洁”的内在认同与自我约束，正所谓“恬静以修善其身，廉心以淳养品格”。
“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克己奉公、恪尽职守是“廉”的外在体现，正身清心、独善自养是“廉”的内在驱动，不越雷池、不逾规矩是“廉”的警戒火线。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中，“廉”有其独特的价值。
“廉”是提升思想境界的道德标尺。南宋理学大儒朱熹在《漳州龙岩县学记》中有言：“使吾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日笃，而身无不修也。”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也谈及：“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可见，在正己与育人的双向标尺上，“廉”都是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也是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必备美德。
“廉”是树立良好家风的血脉赓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北宋名臣包拯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违背清廉自守的家训会被家族遗弃，逐出家门，不能埋葬于祖坟之中，此等惩戒令后世时刻警醒。
“廉”是葆有民本特色的施政原则。“民为邦本”是儒家文化治国理政的鲜明主张。历史上有很多成语用来形容良吏、循吏，如《二十四史》中的一钱太守刘宠、二不尚书范景文、三汤巡抚汤斌、四知先生杨震。他们或是解民饥困、问民疾苦，或是两袖清风、洁身自好，或是粗茶淡饭、囊空如洗，或是公私分明、公事公办，或是数次任用、身居要职。他们的为官生涯都遵循了“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的准则。
“廉”是完善制度保障的权力制约。明太祖朱元璋惩治贪腐的政绩斐然，《明史·循吏传》记载他曾告诫来朝觐见的州府县吏：“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他戒奢尚俭，设都察院、检校官惩治贪官污吏，抱持“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的理念，施行了一系列刚性手段，宣示他倡廉惩贪的决心。这些措施使明初风云变幻的时局步入稳定，逐渐实现经济复苏。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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