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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公子
1363年，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水战，发生在江西的鄱阳湖，史称“鄱阳湖大战”。
对阵的双方，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陈友谅的60万大军，最终以少胜多，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此战，朱元璋的胜利对中国历史走向意义重大：不但为接下来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以后的北伐南征和攻灭元朝、统一全国，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而鄱阳湖大战的发生地——江西，从此纳入朱元璋集团，并成为其核心势力范围，是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战略大后方。按照军师刘基的建议，朱元璋在打败陈友谅之后，采取了“一心两线”的作战策略，“一心”即以江西、湖广等地为根据地和中心，“两线”则是兵分两路，一路向北沿江苏、山东而上，一路向南顺福建、两广而下。
从1351年红巾军起义开始，长江以北地区受频繁的战乱影响，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江西虽然经过鄱阳湖大战，但一战而定，经济条件尚好，为朱元璋南征北战奠定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后来，北伐虽然从南京出发，但军需却仰仗于江西。明朝进军河南、山西和西南，都以江西为基地。
江西，也是明朝设置的第一个行省。
随着明朝军队的出战和进推，江西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外移民。江西人一方面随军供应军需物资，跟着朱元璋打天下，另一方面为饱受战乱的地区带去了生活必需品，发展成遍布各地的商人。
史学家说，江西商帮应该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第一个商帮。
▲清代 江西地图 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江西商帮（贛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尽管关于“中国十大商帮”仍有不同说法，但江右商帮必定榜上有名，最辉煌的时期，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是帝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商帮之一。
如今的江西，论经济实力，在中国的版图内没有什么存在感。历史上，尤其是唐宋以下，江西却一直是中国人文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区域之一，是江南地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安史之乱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重心一并开始南移。最先承接并实现崛起的南方区域，就包括江西。北人南渡，江西是非常重要的一站，而且由于历史上江西战乱较少，人口存量和经济成果得到较好的保存，历史的机遇层层叠加，造就了江西的繁华兴盛。
我们今天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个是江西人。江西的人文成就，一直延续到近代。特别是在明朝开国后的前100年间，江西是全国出进士最多的省份。整个明朝276年，江西籍进士总数则位列全国第二。
而文化与经济总是相互成就，类似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江西人才辈出、文化璀璨的背面，是其经济的高度发展。
今天的景德镇，在唐宋隶属于浮梁县，当时那里出产的瓷器和茶叶已经非常有名。手工业发展，刺激了商业兴起。南宋人汪肩吾说，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
到朱元璋建都南京，战后百废待兴，江西人利用本土丰富的物产和手工业制品，开始了以利益为驱动的促进国家经济复兴的行动，俗称“经商”“做生意”。当时，社会上就有“无江（西）不成市”的说法。连一向富饶的江苏，自产的粮食都曾不够本地食用，要从江西调运粮食，“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
在明朝四处征战、统一中国的日子里，江西人随着军队遍布全国，并开启了向外移民的新征程。
根据历史学者方志远的研究，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江西人口1370万；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江西人口剩下810万。在100年里，锐减500多万人，相当于减少了40%的人口。但从全国范围看，这100年间的人口基本持平，独独江西人口锐减，为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外流，大量的江西人流向了湖广、河南、四川和云贵等地。
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主要就发生在明初。据估算，明初江西对湖南的移民，占湖南总人口的1/4左右。在湖北，明初拥入近百万移民，江西籍移民就占了约70万人。
中国历史上的内部移民潮，虽然存在政策引导和强制性问题，背后有无数的苦难和离合，但人地比始终是第一诱因。哪里人多地少，哪里就是人口流出地；哪里地广人稀，哪里就是人口输入地。“江西填湖广”就是一次典型的移民潮，人口从经济发达区域，流向经济落后区域。
这些江西籍移民中，大部分人都是穷苦出身，其中不少人选择了从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的民间俗语，说的就是江西商人。
所以，方志远说，江西商帮的兴起，是流民运动的产物。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兴起历程都与政治密切相关：要么像晋商、徽商一样贴近政治，官商联合，获取垄断利益；要么像粤商、闽商一样对抗政治，铤而走险，以走私贸易起家。
江西商帮的经营之道，却另有不同。
尽管是伴随明朝立国的整个过程而兴起，但江西商帮在政治上从未与“红顶商帮”沾边。而且，明朝官场上，江西人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然而，江西商帮也绝少传出政商勾兑的传闻。
江西商帮的人数之多、经营领域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在所有传统商帮中首屈一指。对江西人来说，经商如同种地，是脱贫的一种手段。万历《南昌府志》说，南昌“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之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崇祯《清江县志》也说，清江县（今樟树市）“俗多商贾，或弃妻子徙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整个晚明，江西人的经商意识，相当浓厚，有些地方的风气已经接近今天的全民创业氛围。
由于是穷苦人家打拼的一种方式，江西商帮推崇草根创业，小富即安，很少出大富商。他们对政治始终保持距离，虽然善于利用政策，但绝少涉足勾结政治的特权领域，或者对抗政治的灰色领域。总体来说，江西商人是传统中国最安分守法的商人群体——只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做买卖。
明清两朝，有很长的时间实行海禁政策。针对海禁政策，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法：闽、粤等沿海商人以对抗的姿态，崛起为走私海商集团；而江西商人以守法的姿态，利用本省的交通优势，发展到赣商的历史巅峰状态。
明朝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仅有宁波、泉州、广州3处，而且3个市舶司分别对应固定的外贸国家。由于所谓的“倭寇之乱”，实际上最为通畅的通商口岸仅有广州。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实行独口通商政策，以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江西省内以鄱阳湖—赣江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在海运和铁路崛起之前的五六百年间，始终处于交通核心大省的位置。在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北江）—广州，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南北黄金水道上，流经江西境内有1000公里左右，占到了总贸易通道的1/3。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