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正式签署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战胜利结束。9月3日这一天，后来被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
谈起当年的抗战，人们都会想到导致日本最终投降的三股力量：国共双方，以及以美苏为代表的援军。
但是，如果回归当年的历史现场，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种根本性的贡献——因为彼时中国，要赢得战争的胜利，除了军事、钱粮，更需要一种能把四万万同胞凝聚起来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抗战之前，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解决这个最根本问题，那么，是谁在和日本作战？如果连主体都未确立，又怎么会有民族精神、爱国精神，产生士气、荣誉感和凝聚力？
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肝沥胆，忍辱负重，夯实、传播和普及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完成了“主权中国”的历史叙事，不仅使中国各民族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共同体意识，激发了同仇敌忾之心，也成功地从传统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平等地位，并收获了真诚的友谊和宝贵的支援。
其中，以傅斯年、梁思成、董作宾等为代表的李庄知识分子，堪称最杰出典范。在抗日烽火笼罩了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带着这样的使命，一些中国最顶级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一些“教授中的教授、精英中的精英”，落脚于四川的偏僻乡镇李庄......
在岱峻老师长达23年的持续发掘下，一部厚重的《发现李庄》，让一个曾被历史遮蔽多年的知识分子群体浮出水面，呈现了知识分子的伟大贡献，正是通过他们三方面的深耕，“中华民族”的概念被打造成了全世界最强的凝合剂。
“山河可破碎，国史不能断”
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其理论支撑，是“文化中心移动说”以及“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类观点。首相田中义一称，这类研究和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无可反驳”。
发出一声“书生何以报国”的怒吼后，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挑灯夜写《东北史纲》，铿锵论证东北与中国的关系。此书一出，一锤定音，全世界不得不承认，东北属于中国，也让日军完全暴露了侵略的本质。
陈寅恪说，山河可破碎，史不能亡。九一八事变后，学界取得共识，近代中国之所以颓唐不振，根本原因在于学术虚弱，而作为文明的底座，国史是一切学术的基础，当务之急是要出来几部让全世界折服的权威中国史。这个任务，落在了史语所肩上。
甲骨文权威董作宾，每日埋首于殷墟出土的两万多片甲骨中，最终在一盏煤油灯下，完成被陈寅恪赞为“抗战八年学界第一”的巨著《殷历谱》，为中华民族“上增信史三百年”，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伦敦大学生物学博士、中国体质人类学之父吴定良，通过对包括殷墟出土的几千具人类骨骼的古今体质对比研究，用精确的数据，证明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绵延不绝。
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就承担起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任。考古名家夏鼐，常年独自一人奔波于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古，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更有遭遇劫匪时的险些丧命，无法见老父亲临终最后一面的痛苦和遗憾。他用多篇在风沙中磨就的论文，一篇篇纠正着国外的错误观点，最终打破了多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华文化西来说”，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本土性。
上述，是《发现李庄》里的几个小片段，实际上，包括但不限于史语所的众多李庄学人，比如何兹全的魏晋南北朝研究、劳干的秦汉史研究，等等，都在一笔笔确认着、发现着中华文明的丰富和传承，作为名副其实的“民族复兴基地”，史语所因此得名“天下第一所”。
▲2007年，岱峻与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院士在桂花坳傅斯年旧居前
“连国界都不清楚，怎么谈军事设防？”
抗战之前，日本学者连续发表《支那无国境论》、《中国非国论》等文，提出“满洲、蒙古、西藏不是真的国境，也就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中国因没有国境，也就不成为国家”，直接引爆了侵华野心。
近代中国风雨飘摇，边疆从来首当其冲。中国学者意识到，九一八事变以来，边疆问题已成为中国最严重问题，不能再出现第二个“满洲”。
1940年，国内唯一的测量系同济大学测量系，国内唯一的测量机构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在二十世纪中国五大测量界权威率领下，同时来到李庄。
大地测量组的夏坚白，国外博士毕业后谢绝高薪聘请，立即回国，他说：“我们连十万分之一地图都没有，而英国50年前已有整套六英寸地图。连国界疆域都不清楚，怎么谈军事设防？行军道路尚不知道，怎么谈进攻防御？地形测绘，乃是国防再重要不过的工作。”
▲李庄原禹王宫同济大学旧址
与此同时，另一群李庄学人——吴定良等中研院的人类学家们，连续数年奔波于边疆，跋涉于密林、深谷、急流和各种复杂地形中，他们做的是国界会勘。
边界的勘定与守卫，昭示国家力量与合法性。事实上，在中缅边界勘定之前，便发生一场因驻缅英军强行开采云南银矿而遭佤族部落反抗的“班洪事件”。可以说，李庄团队是在进行一场政治、学术下中国的边缘再造，意义重大。
然而，他们的工作极其艰苦。不仅居住简陋、饮食不洁，人迹罕至的地方要防备野兽，部落聚集的地方又不时有疫病爆发，学者陶云逵就因感染回归热而不幸去世。
多年来的探险式科研，他们捋清和掌握了边疆各种制度，明确并会勘了中外边界，设计出一系列治理方案，在解决边疆问题、加速边疆发展、推动国家统一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学界公认，那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乃至中国“边政学”的黄金时代。
“固国族而成一家”
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抗战期间的中国知识界，因此格外注重发掘本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梁思成痛心于古建筑的被破坏，欲通过恢复传统审美，唤醒民族自觉，为此开始创作《中国建筑史》，竣稿时饿到只剩47公斤。尤其，他患有严重的脊椎病，写作时需要花瓶垫着下颚，腰间还要固定一个铁马甲。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存在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鉴于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大小不一的张力，将多民族维系于统一框架，一直是个难题。这种整合，全赖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
凌纯声，巴黎大学博士，中国第一位民族学家，他在李庄完成的巨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成为中国民族学之滥觞。
1941年，少数民族语言学一代宗师马学良，只身深入云南调查彝族文化。他一路学习语言，搜集经典，交往土司和毕摩（经师），促成首座倮倮学校建立，自己也登台授课，被当地人尊称“汉人毕摩”。他搜集的2000多册经书，成为我国彝族文化研究的基础，他的《撒尼彝语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法理论阐释的少数民族语言学经典。
李庄期间，人类学家芮逸夫发表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与中国国族的文章——《中华国族解》、《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等等，从题目即可看出他的终极学术关怀——建构一个完整的中华国族。
本文只介绍了少数几个机构，如史语所、同济大学、地理研究所，其实，在李庄的机构还有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博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等一连串闪光的名字；李庄学人更不止这些，还有李济、陶孟和、梁思永、董同龢、向达、林徽因，等等一份极其厚重的名单。
事实上，抗战爆发后，一切学术均为抗战与战后重建服务。一个偏僻乡镇何以被称为“中国李庄”？阅读《发现李庄》就会发现，李庄学人用集体之力，不仅保存了中华文脉，更改变了中国的国运。
古代士人不乏迁徙，但多是为了逃难避世。知识分子流寓李庄，则是为将个人的学术理想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融合。
多年来的努力，换得“中华民族”概念的深入人心。比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积极鼓励本族人参与抗战，最典型的是回民救国协会向全国回民发表《抗日宣言》：“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抑且为宗教之辱。”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终于从民族自在，走向了民族自觉。
1943年，美英等西方国家宣布废除在华一切特权，中国向独立的主权国家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个巨大的转变，离不开前线的浴血拼杀，离不开政界的纵横捭阖，更离不开知识分子长达二十余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基础建构。
然而，在其他人青史留名的同时，李庄的知识分子，一直消隐在泛黄发脆的纸页中，倘若没有岱峻先生的苦心发掘，这些最珍贵的往事，也许有一天，将彻底湮没于历史的尘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