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人口从七千万激增到四亿，这一惊人的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口的增长往往与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清朝人口的急剧增长，不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变化，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探讨清朝人口激增的原因，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当今社会的人口政策、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政治政策推动增长
（一）鼓励开垦荒地
清朝初期，地广人稀的状况十分明显，而当时实行的 “圈地制度” 弊端重重。满族贵族入关后，强占田地，圈以标志，称为圈地。跑马圈地这个词便在此时出现。顺治元年十二月下令，将无主荒田及明朝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的无主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其后，进关的满族官员和兵丁人数增多，圈地范围不断扩大。仅两三年的时间，就在近京五百里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圈地，共圈占田地 166665 顷。
圈地令虽然说是只拨无主荒田和明朝庄田，但实际上很多明朝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土地已归农民所有，清朝圈地强夺霸占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圈地所到之处，主人立即被赶走，房屋田产全被抢夺，整村整庄的汉族人民丧失田地房屋，被迫逃亡转徙，遭到清军残酷镇压。
清政府把圈占的土地，按等次分拨给内务府、八旗王公、勋臣贵族、各级官员以至兵丁，设立皇庄、王庄、官员庄田和八旗兵丁份地，役使 “壮丁” 和 “投充人” 编庄生产。“投充人” 主要是被强迫失去土地、饥寒交迫的汉族投入满族势要门下为其耕田种地和供其役使，一经 “投充”，就变成满族统治者的农奴。“壮丁” 除关外迁移入关的旧有奴仆外，主要是强迫汉人 “投充”。旗地的经营方式沿袭入关前旧制，剥削方式主要是定额租制，即强迫 “壮丁” 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负担繁重的差役。残酷的剥削压迫，必然激起强烈的反抗，“壮丁” 不断逃亡，庄田无人耕种。
康熙八年，康熙帝亲政后，废除了多尔衮影响满汉团结的政策，对鳌拜这一霸道行为予以打击并铲除了鳌拜一党，准许壮丁 “出旗为民”，禁止投充，放宽逃人法。康熙二十四年作出永远不许再圈地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
康熙废除 “圈地制度” 后，将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承诺新开垦荒地十年内不交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就掌握了经济命脉。有地了，就有机会改变现状，好好生活。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很重，有了地才可以有家，才可以生孩子。不交税意味着地里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不用为了别人奔忙，减轻了一大负担，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为了自己辛苦，就会更有干劲儿。
农民掌握经济命脉，生活变好，生育意愿也随之增强。日子过好了，不用为了钱的事情操心，人们自然就有多生孩子的想法，毕竟孩子们以后就是新的劳动力。
（二）税收新政策
康熙实行了一系列新的税收政策。首先，康熙实行新增人口不用交丁税，以地为单位收税。这一政策改变了以往按人头收税的方式，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在清朝初期，仍然推行明朝张居正的 “一条鞭法”，但需要征收人头税，即丁银。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地主们总是会少报或隐瞒不报他们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没有土地的穷苦人民也经常成为流民，其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康熙年间，政治局面比较稳定，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丁银给无地或者少地的穷苦农民造成了生计上的巨大压力，经常出现贫民交不起丁银逃跑成为流民的现象，流民的增多必然导致清朝税收收入的减少。
康熙五十一年，清朝决定按照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总数为标准，此后增加的人口不再另外征收丁银。这被称为 “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银的总数虽然不再变动，但仍然与其他税收分别按照户口征收，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地主与官吏打通关系，自然可以将丁银负担转嫁到穷苦民众头上，造成丁银征收过程中的不公平，户人口的增减也会对丁银的征收造成影响，因此丁银很难保持总数的固定。
康熙末期，已经有一些省份出现将丁银与土地税合并征收的现象。到了雍正时期正式采取 “摊丁入亩” 的政策，将丁银全部摊入田赋的赋税中，废除了人头税。
经过康熙、雍正年间的改革所形成的 “摊丁入亩” 制度，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地主的负担则加重了。由于人头税的废除，国家对农民的束缚和控制也有所减轻，使一些农业人口可以跳脱土地另谋生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取缔新增人口税，符合 “多子多孙多福报” 的传统观念。在中国人民的传统宗法观念中，多子多孙被视为一种福报。有了思想基础，再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政治支持，以及社会的稳定，清朝人更愿意生孩子，社会人口也就激增。
三、版图扩大带来人口增长
（一）顺治入关后的人口变化
东北地区人民涌入中原，人数增加。
顺治帝入关后，定都北京，大量的东北地区的人民涌入了中原地区。满族在东北自带的人口以及一些藩王部落的人口填充了整个清朝，使得清朝人口数量有所增加。清朝在入关之前，其版图和中原地区的版图存在割裂感，人口之间也有一定的割裂。但随着顺治入关，这种割裂逐渐被打破。东北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人口资源，为清朝的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
藩王部落人口填充清朝，如康熙定三藩后，少数民族人口增加清朝人口。
康熙皇帝以吴三桂为突破口，施展平定三藩藩王的构想。定三藩的伟大举措，使得一些偏远少数民族的人成为清朝人口的一部分，造成了清朝人口的激增。这些藩王部落的人口填充了清朝，丰富了清朝的人口结构。
（二）康熙对外扩张的影响
征服准噶尔，其人民成为清朝一部分。
康熙皇帝三次征伐准噶尔，最终将准噶尔纳入大清王朝版图。准噶尔的人民也成为了清朝人民的一部分，为清朝的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准噶尔部虽然人口不足百万，但实力不容小觑。鼎盛时期的准噶尔汗国控制了广阔的地区，人口高达 500 多万，军队有 30 余万。康熙皇帝凭借强大的国力，历经艰难才征服准噶尔部。准噶尔部的并入，不仅扩大了清朝的版图，也增加了清朝的人口。
拓宽边界，打败沙皇俄国，新纳入地区人口增加清朝总人口。
康熙积极拓宽清朝的边界，派出勇猛的朝廷军队，打败了沙皇俄国，将边境线往北推移。清朝的版图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新纳入地区的人口也增加了清朝的总人口。清政府与沙俄在新疆移民背景与目的上存在差异。清政府移民新疆是为了巩固边防，促进新疆的发展与建设。清朝鼓励内地特别是陕甘宁地区的居民向新疆移民，实行了各种类型的屯田政策，努力使新疆做到自给自足。而沙俄移民则具有殖民色彩，是为了满足本国贵族、地主、官吏对土地财富的贪婪欲望以及给农奴改革后发展起来的本国工商业开发新的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倾销市场。此外，沙俄还批准新疆地区部分回民移居哈萨克斯坦，其目的在于瓦解中国新疆地区的团结与劳动力资源。尽管沙俄的行为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但清朝在康熙时期的对外扩张，确实为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
四、农作物产量增加支撑人口增长
（一）外来农作物的引入
明末清初，玉米、花生、番薯等外来农作物进入中国。
16 世纪后期，玉米、番薯等外来农作物开始传入中国。玉米原产于中美洲，是印第安人培育的主要粮食作物，大约在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成书的《巩县志》中首次有记载，称其为 “玉麦”。番薯又名地瓜、甘薯、红薯等，原生长于美洲，通过西南陆路和东南亚海路传入中国。大约在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之前，番薯通过印度、缅甸等地传入云南，嘉靖万历时期，云南全省各地都已有番薯种植记录。同时，明朝万历十年（1582），东莞人陈益从安南（今越南）首先将番薯引入广东。
以番薯为例，一年可种两季，亩产高，耐寒且适应性强。
番薯生命力顽强，抗病虫害强，对土壤和水热要求较低，栽培容易，而且产量很大。其蔓虽萎剪插种之，下地数日即荣，不如五谷争地，反脊卤沙岗皆可以长，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番薯一年可种两季，在福建遭遇旱灾时，巡抚金学曾从外番购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活人无数。在广东，粤中米价踊贵，赖番薯以活，粤中处处种之。从雍正年间开始，番薯在北方试种，到乾隆朝几乎全国都在推广种植，道光朝时已成北方重要主粮。例如胶州，乾隆初年闽商自吕宋携番薯至，适合土宜，今蕃衍与五谷等，南鄙尤多。
（二）农业政策的支持
顺治降低百姓赋税，解决生存问题，为繁衍后代奠定基础。
顺治为解决百姓生存问题，将赋税降低，使百姓衣食无忧。解决了生存问题，百姓才有多余的精力去生孩子，繁衍后代。顺治的这一举措为清朝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
康熙 “永不加赋”，缓解农民负担，雍正 “摊丁入亩”，平衡税收，改善农民经济状况。
康熙实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政策，以 1712 年的丁口数据为依据征收丁税，以后增加的人丁一律不收税。此政策降低了人头税征收数额，缓解了农民负担。但将人丁税固定下来并不能解决丁税不均的问题，于是在康熙末年，开始在广东省份试行 “摊丁入亩”。
雍正继位后，在河北推行 “摊丁入亩”，又称为 “地丁合一”，将丁税摊入土地税。“摊丁入亩” 的推行，标志着中国从唐朝以来的税收变革最终完成。这一政策税则简化，减少了弊端，征收较有保障；对田多者利益有损害，对穷人有益，无田、少田者负担减轻，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人口统计；对百姓人身束缚减轻，活动相对自由，有利于人口流动及贫民的就业、择业，有利于边区的开发；人口税的最终取消，百姓对国家人身束缚的减轻，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雍正实行 “摊丁入亩” 后，国家储存量比康熙后期大量增加，农民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促进了清朝人口增长。
五、婚姻政策促进人口增长
（一）清朝的婚姻规定
《大清律例》规定男十六、女十四以上可结婚，且为虚岁。
清朝的婚姻制度在《大清律例》中有明确规定，男子年满十六虚岁、女子年满十四虚岁以上即可结婚。与现代社会相比，清朝的法定结婚年龄明显偏小。这一规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清朝时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尤其是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观念影响深远，民间百姓对于传宗接代极为重视，早早结婚可以增加后嗣传承和繁盛的几率。其二，封建制度下的普通百姓生活压力大，苛捐杂税众多，早早成婚意味着家中多了一个劳动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存压力。其三，清朝皇室对于传宗接代也非常看重，皇帝和皇子们成婚年龄普遍较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的婚姻观念。
提倡三妻四妾，离婚条件苛刻，男性 “休妻” 受 “七出三不去” 原则限制。
清朝提倡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不过在清朝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年过四十且正妻没有生育儿子，才可以纳妾。这种制度并非普通百姓可以随意享受，因为很多时候正妻都养不起，何况再多一张嘴。此外，清朝的离婚条件苛刻，男性 “休妻” 受到 “七出三不去” 原则的限制。“七出” 指的是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三不去” 是指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这一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但总体而言，女性在婚姻中仍处于弱势。
（二）婚姻政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
这些政策在其他朝代也有，清朝延续或改变，对人口增长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清朝的婚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口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方面，早婚制度使得男女在较年轻的时候就步入婚姻殿堂，增加了生育的机会。另一方面，虽然三妻四妾并非普遍现象，但对于有条件的家庭来说，也增加了生育子女的数量。此外，离婚条件苛刻，使得婚姻关系相对稳定，减少了因离婚而导致的家庭破裂和人口减少的情况。这些政策在其他朝代也有类似的规定，清朝延续或改变了这些政策，使其更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六、社会稳定和社会保障助力人口增长
（一）清朝社会的稳定局面
“康乾盛世” 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
在 “康乾盛世” 期间，清朝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政治上，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治理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风气良好，人们遵守法律，尊重传统道德规范，社会秩序井然。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斗米价格低，物价水平能养活新增人口。
从古代物价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清朝时期的物价相对较低。例如，在唐朝一斗米大概卖 5 文钱，而到了清朝，虽然物价有所上涨，但一斗米的价格也没有过高。清朝的农作物产量增加，尤其是外来农作物的引入，如玉米、番薯等，使得粮食供应更加充足，价格相对稳定。较低的物价水平使得百姓能够负担得起生活成本，养活新增的人口。
（二）社会保障的作用
官府鼓励生育，为社会发展和统治阶层剥削提供劳动力。
清朝官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康熙帝下诏规定，老百姓一次多个孩子并产，官府奖励 5 石米，10 匹布。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间接鼓励了生育。官府鼓励生育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增加人口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剥削需求，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税收和劳动力资源。
解决百姓后顾之忧，让百姓安心生育，提高生育率。
清朝的社会保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百姓的后顾之忧，让百姓能够安心生育，提高了生育率。例如，康熙时期采取了集中全力、统一管理的策略，消除内乱，稳定海域门户，平定叛乱，稳定西北，使中国进入了康乾盛世。他大力发展农业，通过治理黄河、减轻百姓赋税、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土地得到良性增长，全国的恢复力得到很大改善。同时，清朝还引进了一些高产量的农作物，并且被百姓广泛种植，大大改善了百姓的生活，大家也逐渐的富裕起来。此外，清朝时期医疗水平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的发展，清政府开始大力推广李时珍总结的《本草纲目》，以及一些相对先进的预防方法，比如对天花的预防和治疗。这些措施都为百姓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生育。
七、医疗进步对人口增长的贡献
（一）“人痘接种法” 抑制天花
天花得到有效控制，王公贵族子弟鲜有死于天花。
在清朝，天花曾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然而，随着 “人痘接种法” 的出现和推广，天花得到了有效控制。这种先进的防疫手段使得王公贵族子弟中鲜有死于天花者。“人痘接种法” 主要有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和水苗法等。其中，水苗法被认为是最为和平稳当的方法，因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入，接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胎毒有斯发之机，百发百中，捷于影响，尽善尽美。到了 18 世纪晚期，江南的人痘种法又发展出 “湖州派” 和 “松江派”，后者利用经贮存、药力提炼、传种多次的 “熟苗”，较为安全可靠。
医学水平提高，人们平均寿命增加。
“人痘接种法” 的广泛应用，不仅有效控制了天花的传播，还极大地提高了医学水平。天花的有效抑制，使得人们的平均寿命增加。在当时，鲜有王公贵族子弟死于天花，普通百姓因天花而死亡的人数也大幅减少。此外，人们对中华传统医术的研究也从未停滞不前。医学专家们深入研究《黄帝内经》，从中归纳出了许许多多的诊疗手段，进一步研究了许多病症的治疗方法。从源头入手，对许多疑难杂症进行分析与研究，最后再投入到临床试验中，使得医学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遇到病情都能及时得到治疗，平均寿命得到增加，人口也就自然变多了。
（二）传统医学的发展
医学学者深入研究《黄帝内经》，归纳诊疗手段，研究疑难杂症治疗方法。
清朝时期，医学学者对《黄帝内经》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历代医学著作都可以从中找寻自己的理论渊源。它不仅是一部珍贵的医学著作，更是一部蕴含着中国生命哲学之宗的思想著作，其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地理等多个方面。医学学者们通过广泛阅读医学书籍，对《黄帝内经》进行深入研究，归纳出了许多诊疗手段，进一步研究了许多疑难杂症的治疗方法。如书中提到：“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 人生活在大自然中，当自然界发生变化时，人体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医学学者们通过对《黄帝内经》的研究，更好地理解了人体与自然的关系，为疑难杂症的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临床试验提高医学水平，及时治疗病情，促进人口增长。
医学学者们在深入研究《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的临床试验。通过临床试验，不断验证和改进诊疗手段，提高了医学水平。人们遇到病情能够及时得到治疗，减少了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促进了人口增长。例如，在给乾隆皇帝的九公主种痘的医案中，痘医们通过不断地查看症候变化，据此加减 “透喜汤” 的剂量，直至九公主顺利出痘。此后又针对出现的新症状进行治疗，经过不断地诊治与换药，九公主才痊愈。这次惊心动魄的 “种痘” 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医学水平的提高和对病情的及时治疗。同时，清朝政府还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立了痘诊科，并在普天之下广征名医。北京城内还设有专门的 “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康熙皇帝在其晚年曾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 可见，传统医学的发展对清朝人口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八、结语
清朝人口从七千万激增到四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农业进步、医疗改善等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清朝人口的快速增长。
在社会制度方面，清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政策。鼓励开垦荒地，将土地交给农民，并承诺新开垦荒地十年内不交税，这使得农民掌握了经济命脉，生活变好，生育意愿增强。税收新政策的实施，如康熙实行新增人口不用交丁税，以地为单位收税，以及雍正时期的 “摊丁入亩” 政策，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经济支持。此外，清朝的婚姻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增长，早婚制度和三妻四妾的制度增加了生育的机会，离婚条件苛刻使得婚姻关系相对稳定。
经济发展方面，清朝人口增长了以后，劳动力自然也相应的得到了增长，在这样背景下，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清朝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如康熙帝下诏规定，老百姓一次多个孩子并产，官府奖励粮食和布匹。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间接鼓励了生育。官府鼓励生育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增加人口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剥削需求，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税收和劳动力资源。
农业进步方面，明末清初，玉米、花生、番薯等外来农作物进入中国，这些农作物产量高、适应性强，一年可种两季，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农业政策的支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顺治降低百姓赋税，解决生存问题，为繁衍后代奠定基础。康熙 “永不加赋”，缓解农民负担，雍正 “摊丁入亩”，平衡税收，改善农民经济状况。这些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医疗改善方面，“人痘接种法” 的出现和推广，有效控制了天花的传播，提高了医学水平，人们的平均寿命增加。医学学者深入研究《黄帝内经》，归纳诊疗手段，研究疑难杂症治疗方法，并通过临床试验提高医学水平，及时治疗病情，促进了人口增长。
清朝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当今社会人口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人口增长的重要前提，只有国家和平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生育意愿才会增强。其次，合理的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提高生育意愿。再次，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保障是人口增长的基础，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粮食产量。最后，医疗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人口死亡率，促进人口增长，应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
总之，清朝人口从七千万激增到四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当今社会的人口政策、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