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广袤土地上的野生动物，野猪的数量曾极为可观，它们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也深深嵌入了我国部分地区的文化记忆之中。在过往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时期，“因地制宜，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盛行，居住在山林附近的居民，偶尔会依据传统习俗与自然法则，进行适度的野猪狩猎，以丰富餐桌或换取家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如栖息地丧失、非法猎杀及疾病传播等，野猪种群数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锐减，一度成为珍稀难觅的野生动物。
近几十年来，得益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生态环境逐步向好，为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此背景下，野猪种群得到了有效恢复，其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再次成为公众视野中的常客。
从偏远的乡村到繁华的都市边缘，野猪的身影频繁出现，甚至在一些大城市如南京，野猪的“不期而遇”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赋予了这些城市别样的生态标签——“野猪之城”。
据权威机构基于科学调研的估算，目前我国野猪总数已突破200万大关，部分区域甚至出现了种群密度过高、接近泛滥的现象。这一现象虽彰显了生态保护的成效，但也提出了新的管理挑战，如何平衡野生动物保护与人类生产生活安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探索科学合理的野猪种群调控策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模式，成为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
野猪数量泛滥，亟需治理
野猪数量在近几十年间的迅速增长，其背后蕴含着复杂而深刻的生态与生物学机制，可归结为两大核心驱动力。首要因素在于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与恢复，这为野猪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与多样化的栖息地。
随着生态廊道的逐步修复，不仅促进了生态系统的连通性，也为野猪种群的扩散与迁徙开辟了新路径，使得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密度均得到显著提升。
另一关键因素则在于野猪自身强大的繁殖能力，它们作为自然界中繁殖力旺盛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展现了惊人的种群增长潜力。一头雌性野猪每年可经历两次繁殖周期，每胎产仔数量介于4至12只之间，且幼崽存活率高，这确保了种群数量的快速增长。
加之我国多数地区因历史原因大型天敌减少，缺乏自然调控机制，进一步加速了野猪种群的扩张。
然而，野猪数量的激增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尤其是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作为杂食性动物，野猪不仅食性广泛，且常因觅食行为而侵入农田，对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破坏。它们成群结队地践踏、采食作物，导致被侵扰的农田损失惨重。
为应对这一挑战，部分野猪数量过多的地区采取了生态性捕杀策略，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控制野猪数量，既保护农业生产，又维护生态平衡。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数据统计，我国已有28个省份报告了野猪的分布，且多数省份野猪数量众多，其中26个省份的野猪数量已达到对当地生态或经济造成显著影响的程度。
以宁夏西吉县为例，该地野猪泛滥成灾，严重威胁到农作物安全及交通秩序，当地政府因此采取了悬赏捕猎的举措，以经济激励方式招募专业狩猎队，旨在减少野猪数量，保障农民利益与生态安全。
野猪不是保护动物，亦不能自由猎捕
早年间，野猪因其相对稀缺而被列为我国“三有”保护动物，即具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然而，随着生态环境的优化与保护工作的有效推进，野猪种群迅速恢复并呈现出增长过快的趋势。
经过全面而科学的综合评估，确认野猪在短时间内已不存在显著的生存威胁。因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2023年6月30日正式发布的新版《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野猪被移出了该名录，标志着其不再享有国家层面的直接保护地位。
但这一调整并不意味着对野猪的监管完全放开，更不意味着公众可以对其进行自由狩猎或捕杀。相反，法律对于野猪的管理依然严格，特别是在保护地、保护区、禁猎区及禁猎期内，任何非法捕杀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此外，在野猪数量相对较少的特定区域，它们可能仍被视为当地的保护动物，继续受到法律保护。
将野猪移出“三有”名录后，最显著的变化在于简化了猎捕野猪的审批流程，赋予了地方更多的管理自主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出于食用或商业目的随意捕杀野猪。相反，多数捕杀行为需基于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或是对农业安全的维护等正当理由进行，且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与规定。
以宁夏西吉县悬赏狩猎野猪为例，此举旨在通过生态性捕杀控制野猪数量，减少对当地农作物和生态的破坏。猎人每成功狩猎一头野猪可获得2400元的补贴，但猎获的野猪并不归猎人所有，而是需交给专业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
这一措施不仅体现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也强调了食用野生动物所潜在的健康风险，因为野生动物可能携带各种病毒、细菌等病原体，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