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月，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了深化对东方教育的了解，特别派遣了一支东方教育考察团来华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考察。这支考察团由众多学者和教育家组成，其中地质系教授托马斯·张柏林与其才华横溢的儿子罗林·张柏林尤为引人注目。年仅28岁的罗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更是考察团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这次考察中，罗林负责摄影工作，他用镜头捕捉了百年前中国的真实面貌。他穿梭于古老的街巷、繁华的城市和宁静的乡村，用他极高清的相机记录下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他的照片不仅展现了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状态，更传递了中国人坚韧不拔、勤劳智慧的精神风貌，以下是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
1909年，成都灌县的新场（即现今的聚源镇）中，一处古朴的戏台前人头攒动，百姓们熙熙攘攘地聚集在一起，全神贯注地观赏着台上的演出。此时，一位摄影师悄然出现，他在戏台后方的桌子上稳稳地架设起三脚架，准备捕捉这露天剧场的热闹景象。
随着快门声的响起，摄影师拍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而在照片中，那三四百位看戏的观众，几乎在同一时刻，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他们目光中充满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探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那些笑容中，仿佛能够看见百年前四川百姓的热情与淳朴，那种质朴的情感和纯真的好奇，在岁月的长河中依旧熠熠生辉。
1909年的那个清晨，外国考察团缓缓驶离新场，村民们自发地聚集在道路两旁，目送着他们离去。这些村民们，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的头上都紧紧地包裹着传统的头巾，脚下则大多踏着简易而坚韧的草鞋。
1909年，外国考察团离开新场，行至村外时，偶遇几位衣着整齐的老妇人。其中两人头上佩戴着层层叠加的大草帽，显得颇为奇特。最前面的老妇手中持着拄杖，从她的脚部可以看出，她依旧保持着旧时的裹脚习俗。
不一会儿，又有一位白胡子大爷悠然坐在独轮车上。他双手紧握着把手，头上戴着一顶造型别致的帽子，帽檐微微上翘。他身旁的树木枝条依旧稀疏，仿佛在默默见证这一刻。
晚清末期，清政府为了预防外国考察团在中国旅行时发生安全问题，进而引发列强以此为借口干涉并索赔，通常会派遣专门的保护人员随行。这五人，正是当时灌县的缉勇（类似于现代的巡警），他们的胸前显眼地缝制着“灌县正堂缉勇”的标识。这些缉勇在护送外国考察团至郫县后，完成了任务，即将返回灌县。
1909年，四川布政使王人文盛情地邀请考察团成员们共享午餐盛宴。正午时分，考察团成员们准时抵达了四川布政使司衙门。
当宴会接近尾声，大家在花园中欢聚一堂，摄影师捕捉了这一刻的和谐与欢乐，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在照片的最前排中央是王人文，在王人文左侧，坐着的是罗林的父亲，罗林则站在父亲身后，他的表情庄重而严肃，仿佛在默默注视着这段历史的变迁。而合影的其他部分，则是四川的各级官员和考察团的其他成员，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刻的庄重与喜悦，也见证了历史的流转与变迁。
在四川布政使司衙门的钟楼上，向西望去，一幅壮丽的成都远景尽收眼底。随着视线的推移，成都的市区逐渐展现在眼前。古老的街道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建筑错落有致，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在1909年，成都满城依旧屹立于城市之中，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与变迁。当时，旅行者若从满城出发，漫步在成都的街巷之间，便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
根据史料记载，满城始建于清朝初期，那是平定三藩之乱后，为了巩固统治，满清八旗兵被驻扎在成都。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清朝政府采取了满汉互不往来的政策，即在成都城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区域，专门供满族人居住和生活。
1718年，清朝政府在少城遗址上修建了这座城中城，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满城”。满城内的建筑风格独特，融合了满族与汉族的建筑特色，彰显着满清王朝对成都的深远影响。
1909年的成都，皇城之侧，一条古老的街巷静静延伸。两侧，房屋错落有致，却都显得低矮而古朴，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在这狭窄的街道上，行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肩挑扁筐的商贩，他们步履匆匆，与其他悠然漫步的市民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筐中的货物或新鲜蔬菜，或手工制品，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成为这条古老街巷最朴实的点缀。
1909年的成都东大街，一处热闹的“分售彩票处”格外引人注目，它恰好位于那座庄严的“奏办”牌坊之下。街道上，大人们或步履匆匆，或悠然自得，其中一位大人紧紧牵着孩子的小手缓缓走来。在他们的前方，一个活泼的男孩不经意间回头望向罗林，他的眼神中似乎透露出一丝好奇与纯真，仿佛与此刻正在观看这幅画面的我们，在时空的交错中形成了微妙的对视。
罗林的摄影记录，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更让我们得以一窥百年前中国的真实面貌。他的贡献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传递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通过他的作品，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感受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