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要办中国最好的国学研究院，
第一件事是请人、挖人，来当导师。
时任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的吴宓，
很快落实，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
每一个都是当时学界的超一流大师。
第四个导师，
吴宓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
隆重推荐了他在哈佛的同学：陈寅恪。
清华教务长张彭春表示强烈反对，
理由是，陈寅恪学问虽好，
但一无学位，二无著作，
不符合聘任条件。
吴宓当即与张彭春辩论说：
陈寅恪前后留学18年，
真正是为学问而学问，
其他人只是为学位而已，
学了四五年就跑回国来了。
又说，
陈寅恪虽然没有正式著作发表，
但他发表过的一封《与妹书》节录，
其中透露的学问之深广、见识之高远，
已然秒杀国内一堆教授。
然而，纵使吴宓如何力捧陈寅恪，
清华教务处就是不肯聘请一个“双无”导师。
吴宓急了，直接找到曹云祥，
当场甩下一句话：
如果清华不愿聘请陈寅恪，
那我吴某的筹委会主任不当也罢。
在吴宓的辞职要挟之下，
清华终于同意，
聘请陈寅恪为“四大导师”之一。
关于清华聘任陈寅恪，
学界还流传另一种说法。
吴宓推荐了陈寅恪之后，
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何许人也，
便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先生气了，说：
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
著作算是等身了，
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曹云祥这才决定发聘书。
在“四大导师”的加持下，
清华国学院一创办，就迎来了巅峰。
那么，陈寅恪究竟是何许人，
竟能引得身为主事人的吴宓为他辞职，
也能让向来骄傲的梁启超为他自污？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
得从江西义宁（今修水）的陈氏家族讲起。
陈宝箴与子孙合影
雍正末年，陈寅恪的祖上，
是从福建上杭迁居江西义宁的客家移民，
被称为“棚民”。
史学家黄仁宇曾说：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
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
然而这条路漫漫修远，
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
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
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逐步上升到地主。
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
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
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已久。”
宋代科举平民化以后，
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大家族的崛起，
无不经由这条路径。
义宁陈氏家族也不例外，
经棚民之家、耕读之家到官宦之家，
总共用了四代人的时间，
随后进入这个家族最辉煌的阶段，
走出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杰出人物，
被后世誉为“陈门五杰”。
义宁陈氏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大族。
陈门五杰
吴宓不仅十分推崇陈寅恪，
对整个义宁陈氏家族亦推崇备至。
他说过，
义宁陈氏“一家三世，为中国近世模范人家，
父子秉清纯之门风，
学问识解，惟取其上，所谓文化贵族。
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
诚所谓君子之泽也。
故义宁陈氏一门，
实握世运之机轴，含时代之消息，
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他把义宁陈氏视作中国文化的一根顶梁柱，
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
是义宁陈氏走出来的第一位风云人物。
1852年，年仅21岁的陈宝箴考中举人，
陈家人欣喜欲狂，张灯结彩。
两年后，其父陈伟琳过世，留下12字遗训：
成德起自困窘，败身多因得志。
意思是，一个人也好，一个家族也好，
在困境中容易磨练德行，
在顺境中却容易走向衰败。
从此，陈家再未因科举功名而疯狂。
陈宝箴
1860年，正在北京考进士的陈宝箴，
在一家茶楼目睹了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滚滚浓烟，
当场失声痛哭。
他随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放弃科举，投身军旅。
陈宝箴先后投入曾国藩、席宝田幕中，
当时就被称赞为“海内奇士”。
湘军攻入天京（南京）后，
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逃出天京，
并一路逃到江西，
陈宝箴出计将其一网打尽。
无论在何处任职，出任何职，
陈宝箴都力推善政，
勤勉图强，造福百姓。
到了光绪年间，封疆大吏纷纷举荐陈宝箴，
张之洞说他“才长干济，学识深通”，
卞宝第说他“饶有才识，而淡于荣利”，
王文韶说他“才大而性刚，往往爱惜羽毛，
有不轻寄人篱下之概，
所如稍不合，辄置荣辱于度外”。
虽是帝国晚期，
陈宝箴的能力和品性还是人所周知，
有识见的封疆大吏们都想重用这位干才。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
陈宝箴悲愤交加，长叹：
“无以为国矣！”
当时，陈宝箴任直隶布政使，
签约的李鸿章从日本回来后，也住在天津。
帝国官场传言，李鸿章将复任直隶总督，
陈宝箴则不仅不去拜见他，
还放言说：
“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
他来，我就走，辞官不做。
有人替李鸿章辩解，
陈宝箴说，我之所以愤恨李鸿章，
是因为他作为最受信任的封疆大吏，
深知中国不堪一战，
却不能谏阻最高统治者草率做出应战的决策，
导致中国落下战败割地赔款的结局。
同一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
成为封疆大吏中的一员。
这期间，
他以富国强民为己任，推行新政，
文化上，他变士习，开民智，
开创南学会、时务学堂；
政治上，他肃清吏治，知人善任，
起用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物；
实业上，他设矿务局、铸币局等；
军事上，他裁汰旧式军营，
引进西方军事化管理，设武备学堂。
原本保守的湖南，在陈宝箴手上，
一举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也是维新变法在全国的标杆。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
作为维新变法的地方实力派，
陈宝箴遭到革职，永不叙用。
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人，
仕途戛然而止。
陈宝箴一生淡泊，两袖清风，
被贬回籍时，一家人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最后在百姓的资助下才得以成行。
他为官的时候，经常吩咐下人：
少买荤菜，多买蔬菜。
下人不理解，背后说他故作清廉。
他听到后，当即写了一首诗送给厨工：
嚼来确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
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
1900年，陈宝箴去世。
有学者考证，
他是在义和团运动最疯狂的时候，被慈禧赐死的。
死前，留下遗嘱：
“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
不治产，不问政。”
在此之后，陈家再未涉足宦海。
一个政治家族消失了，
但一个文化世家从此崛起。
而为陈氏家族转型挑大梁的，
正是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1852—1937）。
陈三立
1889年，陈三立考中进士，在吏部为官。
但后来，他辞去官职，
追随父亲到湖南办理新政。
梁启超说，湖南变法运动的幕后主持，
实际上是陈三立。
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一起，
被称为“维新四公子”，名动一时。
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
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
陈三立则主张请梁启超，
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
“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
最后请了梁。
事实证明，
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
对湖南影响很深。
陈三立晚年曾与梁启超重逢，
说到长沙时务学堂最得意的学生蔡锷，
他告诉梁，
当年蔡锷报考时务学堂，文章不通，
是他看蔡锷年少，破格录取的，
后来果然成为大才。
可以看出，无论请先生还是选学生，
陈三立的眼光，都非常独到。
戊戌政变后，跟陈宝箴一样，
陈三立亦获严谴，从此落魄江湖。
他给梁启超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
凭栏一片风云气，
来做神州袖手人。
但事实上，陈三立虽远离政治，
却从未，
对国家之难、人民之苦袖手旁观。
1903年，陈三立为了创办一所小学堂，
果断决定：
“将我的住宅让出办学。”
他还聘请了外国教师，
成为创建新式学校的先例。
1906年，清廷曾要委派陈三立职务，
但被他拒绝。
一年后，袁世凯要他出任参政议员，
他仍然不为所动。
他博学多才，
写诗写成了近代诗坛的绝对领袖。
汪辟疆仿水浒108将写《光宣诗坛点将录》，
点陈三立为“天魁星及时雨宋江”。
在文学史上，陈三立被誉为“最后一位古典诗人”。
陈三立
曾有学生问陈三立：
怎样才能写好诗？
陈三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你们青年人，目前的任务是怎样做人。”
1932年，陈三立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
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
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图功利”，
当即与之断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逃难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日常。
这位倔强的老人却说：
“我决不逃难！”
听到有人鼓吹中国必败，
陈三立怒不可遏：
“中国人岂狗彘耶？
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
日本人一度想招揽陈三立，
陈三立让佣人拿扫帚逐客。
之后，为表抗议，
他连续绝食五日，最后忧愤而死。
陈三立对历史的贡献，
不仅是中国古典诗人的最后一座高峰，
也不仅是抗战年代中国不屈的一根脊梁，
还有其膝下五个儿子，个个是人杰：
长子陈衡恪，著名书画家，吴昌硕之后、齐白石之前，中国画坛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
次子陈隆恪，著名诗人；
三子陈寅恪，蜚声国际的史学大师；
四子陈方恪，著名诗人，风流倜傥，被称为“金陵最后一个贵族”；
幼子陈登恪，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中文系“五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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