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我们办的事儿我们办了,靠你们了!”

民生   2024-10-18 16:57   四川  

60年后,83岁的刘书鹤仍记得当年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上种树的艰难。那里地处高原,年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种树是“年年种,年年死”。

“一年青,二年黄,三年就当劈柴棒”,刘书鹤记得,后来大家发现在暖气管道附近挖沟,填上半米厚的牛粪羊粪,才能种活几棵杨树。

就是在这树木难以存活的地方,他这一代人像野草一样扎下根来,建起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制造出让中国“挺起腰杆儿”的原子弹和氢弹。

当时,中国集结了精锐的青年技术人员来“草原大会战”,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年轻人刘书鹤是其中一个。

刘书鹤在221基地办公楼前。图/受访者提供

将军住帐篷,学生住楼房

今年8月底,受邀赴青海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活动时,刘书鹤坐着轮椅回到当年的厂区,这位老人想起,58年前邓小平视察基地那天,他就在夹道欢迎的人群里。

他在221基地担任过技术部的环境实验室主任。“从我们221基地出来的装备,所碰到的气候环境和各种运输、飞行动态环境等,都要做试验,完成后才能交付给部队使用。”他对记者解释。

刘书鹤工作的设计部,在221基地标志性的105大楼。20世纪60年代,这里有“西北第一高楼”之称,当时就有了一部电梯。刘书鹤记得,那些顶级科学家的办公室在顶楼,因此大楼里群星闪耀。多年后,好几位科学家的名字都刻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上: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

不过,刘书鹤没去过顶楼的办公室。因为保密制度,在这里,不同办公室的人互不串门。

60年前的很多物事已不复存在,可有些东西又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近几年,当地努力根据刘书鹤这代人的回忆,试图复原过去的厂区。

当年,刘书鹤和3名大学同班同学的“报到证”上写着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报到地点在青海省西宁市。去“国家保密单位”工作,他们觉得自豪,决心去大西北“大干一场”。

恶劣的条件已经等在他们前面——报到后,每人领到了221基地标配“四大件”:一顶皮帽子、一双翻毛棉皮鞋、一床毛毡和一件蓝色棉大衣。

到西宁一个月后,一天晚上,广播里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当时举国欢腾,有人走上街头庆祝,而驻扎在西宁杨家庄的这些大学生接到通知,不许出门、没有聚会,只在驻地出了一期有关原子弹的黑板报。

谁也不问、谁也不说,这源于他们的入职第一课——保密教育。保密课上,800多名新人同时举起右手对着《保密守则》宣了誓。

那天晚上,刘书鹤心中已有些明白——这就是我要奉献终生的事业,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高寒缺氧的金银滩很快就给了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个下马威。他们坐上铁皮闷罐车,被送往高原上的生产部进行劳动锻炼。

刚拉开铁皮车门,飞沙走石,吹得大家直不起腰、睁不开眼。好不容易来到宿舍楼,搬行李时又发现由于高原反应,呼吸困难,没了力气。

这些大学生已经享受了221基地最高级别的待遇。为了让技术人员能有较好的条件,第九研究设计院的领导李觉、吴际霖等人主动迁到帐篷里居住。很多工人师傅常年住在“干打垒”,一种半地下窝棚。

将军住帐篷,学生住楼房,刘书鹤回忆,那情景让年轻人受到很大鼓舞。

青海金银滩草原深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初建时的全貌。图/新华

“刚进广寒宫,又来追太阳”

来到基地,刘书鹤最先学会的就是,这里的人和事,建筑和工号,都用代号和暗语。

一本签发于1965年11月的工作证上,不同数字标记着刘书鹤当时的身份:“105”表示他工作的105大楼;“402”是四厂区402试验室的代号,他在那里做环境试验。证件上没有印代码的地方,不允许进入。

221基地有几十种工作证,只有带“全”字的,才能够“全部通行”。

刘书鹤记得,原子弹和氢弹都是基地里最忌讳的名词,大家不会主动提起“弹”这个字。它们被称为“产品”,每个产品有不同的代号。

第一颗原子弹送去试验时,前后方通信联络还用了密语。那颗球形原子弹叫“老邱”,也被称为“邱小姐”,因为原子弹装配叫“穿衣”,插接雷管称为“梳辫子”。人们对它寄予美好想象:一位美丽的邱小姐,坐到梳妆台前,正在梳辫子,很快要出嫁了。

仅让“邱小姐”出嫁还不够。第一颗原子弹是在高塔上静态引爆的,不能算真正的武器。当时有外国媒体称,中国是“有弹无枪”。

刘书鹤说,要使原子弹真正成为进攻型核武器,必须要用运载工具比如飞机、导弹、潜艇等,把它投到预定目标,才是真正的战斗力。

“邱小姐”出嫁一个月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提出了中国核武器研制“三级跳”的设想,刘书鹤一来就赶上“二级跳”攻坚时期,要实现1966年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试验。

第一次见到导弹核弹头时他惊呆了。他以前只见过手榴弹和炮弹,当这个大家伙从图纸里“站”到眼前时,他感到震撼。他记得,弹头的壳体玻璃钢表面不太光滑,但在光照下依旧闪着宝石绿的光芒。

核弹头的战力,会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温度和气压,日晒和雨淋,震动和静电,甚至动物和霉菌……大大小小的因素会对它的性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刘书鹤他们需要弄清的问题。

冬天,他们到东北大兴安岭、海拉尔等地做低温试验,在零下45摄氏度的环境里跟着导弹一起挨冻;夏天他们拉着弹头跑去武汉、去云南追高温,热得工作服拧出汗水。有人形容,他们是“刚进广寒宫,又来追太阳”。

后来,“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带领他们设计建设了国内第一个、性能也最好的大型气候模拟实验室。刘书鹤才结束了东奔西跑做试验的日子。

“郭永怀最关心环境试验。”刘书鹤记得,郭永怀对这些年轻人说,自己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都要从头学。

“环境试验要求一专多能,大学毕业后,我又自学了40多门学科(知识)。”刘书鹤说,他至今保存着跨专业苦学的旧书本。


性命攸关的考验

与不同型号的武器装备打交道,做环境试验往往面临着双重危险:炸药和核辐射。

刘书鹤做试验的221基地四厂区,每个工号都有厚厚的土围子,这样一旦发生爆炸,可以保护建筑和人员。

刘书鹤亲历过“氢弹三次投不下来”的历史性时刻。

那是一次新的氢弹小型化的核试验,一种国产新型飞机执行投弹,这是该机型第一次执行核试验任务。

刘书鹤和同事负责核武器的恒温系统,就是“保证它在响之前的温度”。他早早等在马兰机场,在机场的保温厂房分解好保温弹衣,把核弹交给空军地勤人员。

周恩来等在北京中南海办公室电话旁。在现场领导这次试验的是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

这是第一次尝试采用“甩投”方式投弹,为此,飞行员杨国祥做过上百次试飞。每一次,刘书鹤等人都要在场,“目送飞机起飞,一直到视线尽头,这是规矩”。

据他回忆,为了实现武器小型化,飞机进行了改装,挂在飞机上的这颗氢弹并没有被完全包住,“还露了肚皮”,需要做临时的保温措施,这就要对飞机的保温系统进行测试。其他测试还包括振动、冲击、离心等,全部过关才行。

他记得,那年12月“老下雪”。真弹试验那天,杨国祥尝试了3次甩投,竟然都没成功。千钧一发之际,周总理直接从北京跟他通了话,批准他带弹着陆。

“那要掉下来摔响了,我们不都‘光荣’了吗?”刘书鹤至今心有余悸。

可当时,他并不知情,看到飞机返回,还以为试验结束。按照惯例,他和同事们准备好了大红纸写的感谢信,等在停机坪。飞机停在塔台旁边,杨国祥跳下飞机警告他们:“别靠近,弹还在机上。”

朱光亚一直等在那里,坚持要看到飞机带弹着陆。按照要求,他本应跟别人一起,撤到地下去指挥。机场的其他飞机都已转场。“我很敬佩他。”刘书鹤说。

原221基地手绘图,刘书鹤、张明学绘捐

跟着大专家 成了“小专家”

“辛苦也辛苦,有意思也有意思。”刘书鹤多年后感慨。正如“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所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来到金银滩那年,刘书鹤23岁,和很多年轻人一起,跟着那些大专家“学了很多本事”。

“老专家让我受益匪浅。”他说,“老专家亲自指导你看哪本书,你做完试验后你就有经验了,你就说了算了”,慢慢地,“就成了‘小专家’了”。

郭永怀给这些年轻人上过课;被他们喊做“王老头”的王淦昌会提醒他们注意安全防护;他们跟邓稼先和陈能宽一起讨论过核弹头的存储试验。工作之余,邓稼先的房间是年轻人常去的地方,因为他有一台录放机,他们总能在那里看到精彩的电影。

那些年,刘书鹤做了很多以前没人做过的事:他做了中国第一个核弹头的储存试验,也曾“带着一发核弹头全国跑”……他获得过国家科技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但他说,那是千万人的事业,每个人最多是青海湖里的一滴水、金银滩上的一棵草。

晚年,刘书鹤把过去的一些经历记下来,写成一本书,为书名费了不少脑筋。他的妻子马秀芳也是221人,她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书名就叫——《两弹中的年轻人》。他们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当年那一代年轻人的状态。

“我想跟年轻人说点儿话。”受访时,刘书鹤告诉记者。他挺起腰说:“我们这代人,该我们办的事儿我们办了……我们终身无悔。如果还有这样的选择,我们还像60年前那样,听到召唤,还去!”

他没做一点停顿,一口气对记者说:“我这个接力棒要交了!我希望当代的年轻人要学习、弘扬和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把这个接力棒接过去……我相信你们这代年轻人,在新时代也会像我们一样,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你们的才智。靠你们了!”


来源:共青团中央

高坪共青团
高坪青年团是中共高坪区委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具备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四项主要职能。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