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阴彩陶

图源：山西博物院公众号

1926年2～4月，清华学校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合作，由李济在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做了一次50多天的考古调查。这次调查是中国学者首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也是李济从人类学向考古学的转折点、考古事业的起点。

1927年4月，李济撰写的英文调查报告Archeological Survey of the Fên River Valley, Southern Shansi, China在美国发表（以下简称“报告英文版”）。这篇他平生唯一撰写的考古调查报告，是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考古报告。但遗憾的是，李济此后并未发表中文报告，英文版直到1983年才被译成中文发表。围绕这篇译文，中国考古界对此次汾河流域调查的目的各抒己见（详见后文），还按图索骥找到了李济当年在交（蛟）头河遗址采集陶片的地点。因报告内容有限，对它的研究似乎只能止步于此。

▲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年）

但在发表的“报告英文版”中，有个一直被人忽视的“英文编者按”（Editor’s Note），却暗示还有一篇足本的报告。

在今天弗利尔美术馆的3盒Li Chi Reports（李济的报告）档案中，确实藏有一篇“未能全部刊出”的报告原稿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Trip to the Lower Part of the Fen River Valley Taken between February 6 and April 12, 1926（《1926年2月6日至4月12日进行的汾河下游考古考察报告》，以下简称《考察报告》）。它埋没在异国档案中近百年，保存基本完好。

现存59页的《考察报告》由三部分组成：1张首页（图一，1）、包括报告封面（图一，2）在内的29页正文、29页插图（图一，3）和图版（图一，4）。相比4700字、11张照片的“报告英文版”，《考察报告》共有10700字和70张照片。这篇报告的发现，让我们能够对1926年的汾河流域调查有更深入的了解。

▲图一 弗利尔美术馆藏未发表的李济《考察报告》部分页面

1.首页　2.报告封面　3.插图　4.图版

（一）报告的撰写

1926年汾河流域调查的《考察报告》之所以保存在弗利尔美术馆，与该馆1925～1930年和李济的考古合作有关。

弗利尔美术馆由美国富商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捐建。弗利尔晚年醉心中国艺术品的收藏，还曾四次赴华旅行。由于弗利尔对中国的好感，加之收集中国文物、践行史密森学会“增加和传播知识”（For the Increase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理念等诸多原因，1923年4月弗利尔美术馆正式开馆前，它和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共同出资，派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率领一支考察团前往中国考古，一直工作到1934年。

因为抱着和中国合作考古的理念，1925年毕士博邀请李济加入考察团，此后5年中一直和李济任职的学术机构合作，相继调查了晋南汾河流域（1926年）、发掘了西阴村遗址（1926年）与殷墟遗址（1929年）。李济的任务是每次考古工作后，向中美双方“作一个正式的报告”。

1926年汾河流域调查是李济加入考察团后的首次工作。1926年2月5日，李济在袁复礼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山西，3月26日结束调查，中途曾在介休给毕士博写信介绍调查情况。4月15日李济回北京的当天，就向毕士博汇报了调查收获。毕士博本想马上派他回山西发掘，但李济很快感染了严重伤寒，5月5日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直到6月初才逐渐恢复健康。9月20日，李济前往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因此，报告原稿应该是6月初至9月去山西前撰写的，文中抄录了李济在介休写给毕士博的汇报信。

（二）报告的发表

《考察报告》完成后，李济把它交给同在北京的毕士博，毕士博将其海运寄回弗利尔美术馆，交《史密森学会各科论文集刊》（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该刊物1862年由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创办，最初主要刊登化学、动物学方面的论文，但涵盖的学科逐渐越来越多，1915年后开始刊载考古类文章。从1910年起，该刊物每年会出版一期“史密森学会的探险和野外工作”（Exploration and Field-Work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专号，集中报道前一年该学会各学科所做的田野工作。弗利尔美术馆隶属史密森学会，毕士博报告1923～1924年在中国考古收获的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to China（《中国考古探险》）一文，就发表在1925年的专号上。

李济的“报告英文版”发表在1926年的田野专号上。该专号于1927年4月21日出版，刊载了35篇文章，包括史密森学会1926年在天文、生物、地质、考古、民族学等学科所做的田野工作。发表的考古报告共8篇，第一篇就是李济的“报告英文版”。“报告英文版”共15页，是所有考古报告中次长的一篇，文中附有11张照片，其中运城城隍庙精美石柱的照片独占一页。

（一）报告的翻译

李济的“报告英文版”发表后，除梁思永于1930年在美国出版的硕士论文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Hsi-Yin Tsun, Shansi, China（《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引用外，没再被引用或提及过。而李济本人，仅在1927年出版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和1977年在美国出版的Anyang（《安阳》）中提及过汾河流域调查。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海峡两岸几乎都不知道这次汾河流域调查工作，更遑论发表的报告。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夏鼐等人的努力下，李济的学术贡献在中国重获肯定，恢复了声誉。在此背景下，为纪念他逝世四周年，在李济逝世的同月，《考古》在1983年第8期刊发了由其子李光谟翻译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由于李光谟主攻的是俄文，加上考古文章的专业性，他的译文得到了李济生前故友、学生的帮助。当年和李济一起参加调查、时年91岁的袁复礼，“字斟句酌地审读了全部译文”，并向李光谟“讲述了当年亲历的许多事情”。夏鼐也在“百忙中抽暇仔细校订了译文，解决了许多疑点，指正了一些译法”。杨希枚“为译者审改了译文，对一些专门译名作了订正”。“报告英文版”发表55年后，终于因这篇译文而广为人知了。

（二）译文的改动

《调查报告》在《考古》发表后，又相继被收录到李济不同版本的文集中。可能觉得并无差别，所以学者们经常从不同版本中引用它，却没有注意它的译文和插图，曾有数次不同程度的改动。

1.《考古》版

1983年李光谟进行翻译时，因为和李济写报告时已相隔了半个多世纪，调查的背景、涉及的人、事都已陌生，加上李济在报告中偶有笔误，为便于读者理解，李光谟在文中加了10处“译注”和1个“译后记”。但和“报告英文版”相比，这篇译文在图、文上并不完整。附记“一、在介休作的人体测量”的最后两段，李光谟用“此略”代替而未做翻译。此外，李光谟或《考古》的编辑，不仅调整了英文版中部分插图的顺序，还只发表了9张，而删掉了2张可能认为不重要的照片：“骡车在路旁小庙前”（图二，左）和“介休县关岳庙前”（图二，右）。

▲图二 《考古》版中被删掉的两张照片

左.骡车在路旁小庙前　右.介休县关岳庙前

2.《李济文集》版

1994年出版的《李济与清华》中也收录了《调查报告》，但省略了所有图版。李光谟对标点、词语、译注做了个别改动，还补译了1983年附录里省略的两段译文。

2006年，为纪念李济诞辰110周年而出版的五卷本《李济文集》中也收录了《调查报告》。除了一处改动外，译文完全沿用《李济与清华》版，但却多了两张“报告英文版”中没有的照片：“离太原时袁先生在车旁”（图三，左）和“坐在车上的是作者”（图三，右）。1995年李济百年诞辰，李光谟受邀赴台湾省参加纪念活动时，曾得到一批李济的手稿、信件等，这两张照片或许是在其中找到的。可能出于纪念两位调查者的目的，他将其用在了《李济文集》版的译文中。但它们虽然珍贵，却是“报告英文版”中不存在的。

▲图三 《李济文集》版中多出的两张照片

左.离太原时袁先生在车旁　右.坐在车上的是作者

此后《中国早期文明》收录《调查报告》时，译文内容和图版完全沿用了《李济文集》版。

3.《中国文明的开始》版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的开始》）是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专著，由他1955年在华盛顿大学做的三次演讲Digging up China’s Past（挖掘出中国的历史）、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起源和早期发展）、The Bronze Age of China（中国的青铜时代）的讲稿集结而成。海峡两岸也先后出版了中译本。

2011年，该书作为“博雅双语名家名作”之一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与原著不同的是，它又增补了李济数篇其他英语文章，其中就包括1927年发表的“报告英文版”——这也是国内首次见到该报告的英文版。李光谟又对中译文做了100多处修改，订正了一些漏、增、误译之处（表一）。这是目前最精准的译文，插图也和“报告英文版”基本一致。

▲表一 李光谟对“报告英文版”部分译文的修订

（一）《考察报告》的正文概述

汾河流域调查工作的同一年李光谟出生，而他翻译“报告英文版”时已年过半百。鉴于当时中国考古界对李济相对较陌生，李光谟开始搜集整理李济的论著，他对自己儿时李济和弗利尔美术馆的考古合作还残留印象，也知道李济曾向该馆提交过考古报告，1989年曾专门前往查询。但除了“当年的档案”中李济的5次提交记录，并未找到原文。

李光谟想找的主要是李济提交但仅作存档、未予发表的报告。“报告英文版”既已发表，而且李光谟以为发表时只做了“少量删节”，似乎就没在他的重点关注中。但《考察报告》和“报告英文版”的正文，在结构、篇幅、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考察报告》的正文由三部分组成：Part Ⅰ The Journey（第一部分：旅行）、Part Ⅱ Questions（第二部分：问题）、Part Ⅲ Miscellaneous Notes（第三部分：杂记）。美方编辑对其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删节和润色了第一、三部分，全部删掉了第二部分。修改后发表的“报告英文版”，原稿第一部分变为正文，第三部分则成了附记（Notes）。

《考察报告》的第三部分，编辑虽然做了50多处润色和1处删除，但因内容基本未变（图四），本文略去不论。下文将集中论述第一、二部分在篇幅及内容上的删改。

▲图四 虽经润色但内容基本未变的《考察报告》

第三部分部分内容

（二）第一部分被删减的内容

第一部分The Journey是报告的主体，篇幅最长，占了28页正文中的20页，共有51个自然段，约7800字。该部分以游记的方式，按时间顺序叙述了整个考古调查的经过。美国编辑对李济的原文做了大量删改，将其压缩为23段、4000字（图五）。编辑除修改拼写、润色字句、合并段落的小改外，删掉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内容。

▲图五 被大量删改的《考察报告》第一部分部分内容

1.调查过程

因缺乏经验，李济很多调查并无太大收获，但他在《考察报告》中对每处调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英文版”发表时其中很多内容被删掉了，如2月26日他们在临汾夜赏花灯部分。

又如李济3月5日到达翼城，“报告英文版”中用“从翼城到曲沃是一整天的路程”一句，将在翼城的活动一笔带过。但李济实际在此做了两天调查，并拍摄了4张照片（图六）。

▲图六 李济在翼城拍摄的照片

上左、上右.石刻　下左.寺庙废墟

下右.石佛寺的佛像

2.所思所感

《考察报告》的第一部分，李济除客观记录调查过程外，还写了许多调查途中的感受和思考。

调查之初，虽然条件艰苦且常一无所获，但田野工作仍带给李济许多新奇和快乐。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和更多的无功而返，李济因“现实让人难以接受”而开始心灰意冷，更因袁复礼地质调查成绩的对比而倍感失落。此后的调查仍屡屡碰壁，在浮山县通过古瓶寻找古迹的努力落空后，李济的情绪跌入谷底。

但峰回路转，次日蛟头河遗址的意外发现，又使李济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天气和心情一样，都变得明朗起来”。

又如在小宁村调查被盗卖的唐代壁画时，面对文物破坏和保护之间的两难困境，李济有如下一长段沉重的思考，发表时也被全部删去了。

《考察报告》第二部分Questions（问题）共2页、16段、1700字，有3处注释。这部分编辑未做改动，悉数删掉（图七）。“英文编者按”中说因篇幅所限，李济“值得重视的结论，未能全部刊出”，指的可能主要是第二部分。李济在“问题”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图七 被全部删掉的《考察报告》第二部分

（一）古史传说的可信性

1926年李济写汾河流域调查报告时，恰好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在胡适的叮嘱下，他给李济也送了一册。李济显然认真看了此书。他在《考察报告》第二部分回顾了尧、舜、禹的记载从史实到被疑古派解构的变化过程，概括了疑古派的核心观点，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李济又退一步说，即使尧、舜、禹传说是虚构的，仍需寻找新石器到甲骨文出现之间的过渡文化（The Transitional Culture）。他认为无论是已有的考古线索，还是古史传说记载的发生地，汾河下游都是最有可能的区域之一。他也是怀着这样的信念而选择在这个区域调查的。

（二）晋南文物遗存的分期

在近两个月的晋南地区调查中，李济虽然未能找到期望的旧石器洞穴遗址，但发现了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调查了许多不同时代的文物古迹。结合调查所见和文献记载，李济将晋南的文物遗存分为各具特色的五大组，即史前期（The Prehistorical）、半史期（The Semihistorical）、春秋战国（The Ch'un-Ch'iu and Tsan-kuo, 1044～222 B.C.）、匈奴鲜卑（The Hsiung-Nu Hsien-Pe, 216A.D.～581 A.D.）、金元（The Chin Yüan）。

（三）文物的破坏因素

调查途中，李济目睹了许多被破坏的文物古迹，如被丢弃的唐代佛像、破败坍塌的明代建筑、被古董商盗卖的碑刻和壁画等。第二部分的最后4段，李济将上述破坏因素总结为自然、人为两类，并认为后者更为致命。

这也是李济唯一一次集中讨论文物破坏问题。首次做田野考古的他，把文物破坏的原因总结得清晰而深刻，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李济在《考察报告》的标题后，写明了附图的数量：With 1 Map, 11 Plates, and 59 Figures（1张地图、11张图版、59张插图）。图版和插图均为照片，共70张。李济将独占一页的大照片称为图版（Plate），1页1张以上的小照片称为插图（Figure）。他按先插图、后图版的顺序，将它们附在报告正文后，并手写了图号、图名，还在部分图名后注明了正文对应处的字句和页码。70张照片中，除8张（4张插图、4张图版）照片为袁复礼、安邑县长所拍摄外（图八），其余均由李济拍摄。

▲图八 《考察报告》中由安邑县长提供的4张石刻图版

（从左至右依次为图版Ⅰ～Ⅳ）

（一）丢失的照片

1977年弗利尔美术馆重新装订《考察报告》时，整理者在封面下方手写了当时所见的资料丢失情况：“with 1 map, 8 figures, and 5 plates missing”（丢失了1张地图、8张插图、5张图版），但此说并不准确。

现存的《考察报告》，确实有8张插图和2张图版的照片被从稿纸上揭去，也少了1张图版（PlateⅪ）。但这11张照片并非真的丢失了，而是被美方编辑取走用在了发表的报告中。真正丢失的只有1张地图和1张图版（PlateⅩ）。前者可能是涵盖调查范围的山西地图，后者名为“The Remains of the Old Wall are Still Visible”（古城墙的残迹依然清晰可见），是安邑县南出土石刻龙柱的古城城墙照片。

（二）发表照片的修改

美方编辑从《考察报告》中取走了11张照片（8张插图、3张图版）发表。为了严谨易懂，他们还修改了部分图名。如尧陵、舜陵、夏代诸王陵的照片，李济写的原图名是“The Tomb of The Emperor Yao”、“The Tombs of The Hsia Emperors”等，但编辑在前面均加了Supposed（传说中的），使表述更为准确。

又如在安邑县衙拍摄的碑刻照片（图九），原图名为“Two Specimen of The Stelae Collected in Fang-kung-Tza”（房公祠所藏的2件石刻标本），但Fang-kung-Tza（房公祠）这个词对外国人来说过于生僻，于是编辑根据正文的叙述，改成了浅显易懂的“Type of Buddhist Stela Collected by The Magistrate of An-i Hsien”（安邑县县长收藏的佛教石刻）。

▲图九 李济在安邑县衙拍摄的碑刻照片

1下左.《考察报告》的图名　2右.被编辑修改的图名

（三）未刊发的照片

《考察报告》中，未被编辑挑中发表的照片共59张（51张插图、8张图版）。它们“落选”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第一部分的删除。照片都是为第一部分的记述所配。与被删部分对应的照片，自然也随之“落选”。二是重复。有一小部分照片内容相近，如报告原稿中尧陵、夏代诸王陵、黄土梯田等，均有角度不同的多张照片，编辑仅各选取1张（图一〇，1～3），其余照片未能发表。

未刊的59张照片，在内容上可分为四类。

▲图一〇 《考察报告》中的照片

1.尧陵　2.夏代诸陵　3.黄土梯田

1.人物照　共3张。有从太原出发时骡车旁的袁复礼（见图三，左）、骡车上的李济（见图三，右）、陪李济在姑射山调查洞穴的和尚（图一一）。

▲图一一 李济调查姑射山洞穴及陪同的和尚

2.地形地貌照片　共9张。李济在调查时十分重视地理环境，沿途拍了许多地形、地貌的照片，如连绵起伏的姑射山（图一二，1）、绛州和汾河的远景及曲沃至绛州的俯视远景（图一二，2）、不同视角下的盐池（图一二，3）等。

▲图一二 李济调查时拍摄的照片

1.姑射山　2.绛州　3.盐池

3.人体测量照片　共6张。李济在介休县见到一些似为突厥后裔的居民，因此抽空做了两次人体测量，共测量了86人。这是李济在中国做的第二次人体测量，遗憾的是他此后并未发表文章，资料也早已遗失不见。但《考察报告》中他测量时拍摄的6张照片（图一三），为这次早期体质人类学调查找回了一点珍贵的资料。

▲图一三  李济拍摄的“不像是纯一的群体”

（Quite a Heterogeneous Group）的介休县居民

4.文物古迹照片　共41张（其中1张已丢失）。李济对沿途调查的古迹、遗址均拍摄了照片，但编辑只选用了8张。未发表的还有介休县文庙（图一四，1）、回銮寺（图一四，2）、石像（图一四，3），灵石县夏门村明代建筑（图一四，4上），临汾县城城墙（图一四，5），安邑县衙房公祠的石碑和兴国寺塔（图一四，7）、兴化寺及其前殿和后殿壁画（图一五，上右、下左）、唐代佛像（图一五，上左），运城、北相镇和安邑县寺庙的石柱（图一四，6、8、9），以及姑射山仙女洞雕塑、翼城县衙所藏石刻、夏县传说中的巫咸墓等。这些百年前所拍摄的文物古迹，因战争、岁月流逝等各种原因，现在多已消失不见或不复原貌，而且多数未留下早期的影像资料。如安邑县兴化寺，李济调查时壁画就已惨遭盗卖，抗战期间寺庙毁塌，20世纪60年代寺址已荡然无存。现在存世的大概只有1张1938年拍摄的后殿照片。但李济的《考察报告》中，却有前殿及后殿壁画的照片（见图一五）。

▲图一四 李济在调查途中拍摄的文物与古迹照片

1.介休县的文庙　2.介休县的回銮寺

3.介休县发现的石像　4上.灵石县夏门村的明代建筑

4下.灵石县夏门村附近的村庄　5.临汾县城的城墙

6.运城、北相镇和安邑县寺庙的石柱

7.安邑县衙房公祠的石碑和兴国寺塔

8.安邑县城隍庙石柱 9.运城城隍庙入口左侧石柱细部

▲图一五 李济拍摄的兴化寺照片

上左.唐代佛像　上右.前殿外壁壁画

下左.后殿内壁壁画

比“报告英文版”内容丰富了许多的《考察报告》，能够回答一些有关汾河流域调查和李济个人的争论或质疑。

（一）调查目的

李济到晋南调查的目的，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汾河流域调查争议最大的问题，至今未休。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首次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田野工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是为了“寻找一处适合发掘的史前遗址，而不可能是为了探索夏文化”。两种观点的依据都只有1983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仁智互见，难有定论。

《考察报告》更有助于解答这个争议。调查之初，李济的主要目的确实是寻找史前遗址。他在第一站介休县，就开始在黄土梯田“寻找早期遗存”。经过夏门村后，他探查了汾河两岸山上的石洞。在临汾县的姑射山，他考察的目的是“发掘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

但近一个月寻觅未果，让李济不得不改变初衷，将调查目标扩大为史前聚落（The Pre-Historical Settlements）和历史时期遗址（The Historical Sites）。为此他考察了传说中的尧陵、舜陵以及和禹王相关的庙宇、陵墓。这些都是和夏代相关的古迹。

在被删除的第二部分，李济更直接地说明了他到晋南考察的目的：寻找新石器到甲骨文之间的过渡期地点（The Location of a Transitional Stage）。他认为结合考古发现和古史传说，“从新石器时代到甲骨文初创之间的过渡文化（The Transitional Culture），山西南部是最有可能的发源地之一”。

由此可见，李济的晋南调查确实怀有寻找夏代遗址的目的，可谓是夏文化探索的首次尝试。

（二）建设博物馆

晋南调查回京后，李济便身染重疾。6月初大病初愈，他便马上联合翁文灏、步达生、蒋梦麟等9位学术名流，牵头给“英庚款咨询委员会调查团”写信，力陈“古遗址惨遭破坏，遗物四散流失，唯有实行以发掘为宗旨之科学探索方得遏止”，呼吁“建立一有组织的中心，而此中心应为一设备齐全的现代博物馆”。

李济尚未痊愈，为什么就如此急切地要做这件看似无关的“闲事”。以往我们并不清楚原因，但从《考察报告》中则能找到答案，这和晋南调查对他的触动直接相关。李济一路上看到各种自然、人为因素对文物古迹的破坏，特别是小宁村兴化寺，面对村民用售卖壁画的钱保护剩余壁画的无奈之举，李济感叹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公立博物馆来保护文物。只有在安邑县，当他看到县长将散落各地的文物搬到县衙保存时，才感到一线希望：“中国内陆地区的一些古迹还是有可能保存好的”。

正是意识到博物馆对保存文物的重要性，他才会重病新愈就疾呼建立博物馆，并在此后多次表示“地面上古迹保存，需各地设普通博物馆，愈多愈好”。此后李济身体力行，不仅和曾昭燏合著了中国第一本博物馆著作《博物馆》，还从1929年起直到古稀之年，相继担任“中研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筹备处主任，“中央博物院”和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理事等职，终其一生都在推进博物馆的建设。

（三）投身考古

1926年汾河流域调查是李济事业的十字路口。当时他在人类学界已崭露头角，本可沿着这条康庄大道继续前行。但调查之后，他却毅然转向了前程未知的考古新路。已到而立之年的他，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重大的学术重择，李济本人并没给过答案，但报告原稿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

20世纪20年代疑古辨伪运动动摇了文字史料的可信性，考古学被寄予了解决历史问题的厚望——“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李济在汾河流域调查中，深刻感受到了文献史料的局限和考古的重要。在调查传说中的尧、舜、禹诸陵时，面对文献记载之间的矛盾和文献与古迹规模、风水的不符，李济觉得“很难确定这是不是真的陵墓”，认为要靠考古学家的手铲才能彻底弄清。在谈及有关尧、舜、禹的传说是否可信时，李济认为“只有寻找考古材料，我们才能给这些问题一个明确的答案”。对晋国最早的都城在太原还是运城这个长期争论但无解的难题，李济也表示“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考古资料来解决”。

因此，或许是在田野调查中切实感受到了考古在古史重建中的重要性和潜力，李济才做出从人类学向考古学的学术转轨。

一次考古工作的学术意义，除了本身的收获，还要看它所处的历史节点和对后续工作的影响。以今天的眼光看，1926年李济汾河流域调查并不十分成功。由于缺乏经验，在近2个月中，李济仅发现了2处新遗址，收获远不及安特生1923～1924年在甘青地区的调查。这或许也是他最终没有发表中文报告的原因。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汾河流域调查是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工作，国人独立考古的序幕就此拉开。这次调查发现的西阴村遗址，也因李济同年底的发掘和次年报告的出版而闻名于世。这使成绩看似平平的汾河流域调查被永载考古学史册。

而要了解这次重要的考古调查，除李济晚年在《安阳》中的零星追忆外，长期以来我们依据的只有“报告英文版”及其译文。现在弗利尔美术馆新发现的这份内容丰富1倍、照片多6倍的《考察报告》，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而作为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最早一篇考古报告的原稿，《考察报告》历经百年岁月的沉淀，本身也已成了文物。除此之外，李济不同于现在报告的写法，又赋予了它额外的价值。

中国早期的考古调查报告有两种写法，即说明文式和游记式。前者如梁思永的《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王湘的《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其为今天考古调查报告范式的祖型，从第三视角报道调查收获，较少详述调查过程和调查者的主观感受。后者如徐旭生的《陕西调查古迹报告》、何士骥的《陕西考古会工作报告》，从第一视角，逐日或按调查顺序，像写游记一样夹叙夹议，记录调查中的所见所感。李济的《考察报告》即采用后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让读者在“见物”的同时，也能“见”到调查背后的人。李济一生追求科学精神，学术文章力求严谨客观，极少夹杂个人感受，即使晚年自述和追悼师友的文章，在感情上也极为克制。但《考察报告》的笔下却饱含情感。翻开泛黄的稿纸，像踏进了一条时间隧道：随着李济散文般的描述，黑白旧照中的山川古迹被依次唤醒，晋南调查的往事，从字里行间一幕幕重现。我们像被带回了1926年的春天，在黄土飞扬的大道上，随李济坐着骡车一路颠簸，时而倾听他内心的独白，时而感受他的哀乐。《考察报告》这篇至今未能完整发表的调查报告，除了本身的学术和历史价值，也因李济坦诚生动的记述而倍显珍贵。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所藏中国考古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BKG037）、西北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孵化计划”（项目编号24XNFH024）的阶段性成果。陈北辰为本文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特表谢意。

▲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