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民俗文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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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要过哪些节日，节日里有哪些活动？喜欢吃大米还是面食？在不同场合的着装有什么讲究？……这些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背后，往往就体现着某种民俗文化。

“简单来说，民俗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的习俗、活动、信仰、故事等。”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叶涛说，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民俗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叶涛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已近40年，在他看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优秀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近日，在山东大学的办公室里，叶涛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专访。“新时代文化事业生机盎然，民俗文化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叶涛说，作为民俗学者，将继续深入挖掘和继承学术传统，在提升全社会的文明水平、满足民众的社会需求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叶涛。受访者供图

1983年秋，山东大学抽选文科80级的学生20余人开设了社会学讲习班，为筹建社会学系培养师资，叶涛是学员之一。讲授社会学概论的李树军老师谈到民俗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时，推荐了民俗学家乌丙安刚刚出版的《民俗学丛话》，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民俗学著作，也是叶涛读到的第一本民俗学著作。不久后，叶涛又接触到了我国于1984年出版的日本学者后藤兴善的《民俗学入门》。

“这两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把我带进了民俗学的殿堂，走上了专业从事民俗学研究的道路。”叶涛说，自己原本学的是中文，最终还是听取了当时社会学系的筹建负责人徐经泽教授的建议，“留校在未来的社会学系中做民俗学研究，使山大社会学学科多一点自己的特色。”

1984年7月，叶涛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和其他来自历史、哲学、经济、科社的6位同学一起，参与该校社会学系的筹建工作。

叶涛

民俗学研究十分注重走进文化现场的田野调查，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特别是那些未被典籍文献收录的文化现象。1985年，利用寒假时间，叶涛和同事简涛下乡开展了第一次“春节民俗”的学术调查，调查地点选在山东招远县（今招远市）。临行前，两人从学校借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和一部“海鸥120”照相机。

在招远期间，因为恰逢春节前后，当地结婚的新人比较多，除了调查节日习俗，两人还顺道做了婚嫁礼俗的调查。回忆当时的情景，叶涛历历在目：“在很多新人家里，得知我们的身份是大学老师，主人们非常热情，甚至把我们安排到主桌。”在当时的乡村，照相机还是极其稀罕的物件，虽然这款“海鸥120”一个胶卷只能拍十几张照片，但每到一家，叶涛都会给新人拍几张照片、留下地址，回到学校后冲洗出来寄给他们。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次民俗调查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调查内容也没有做很好的设计。”但在叶涛看来，这是他第一次用民俗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开展工作，在他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1987年参与撰写《山东民俗》一书时，由叶涛执笔的婚俗部分，便使用了不少这次调研中得到的资料。

1985年春天，新学期开学。叶涛一面忙着给哲学系干部班上课，一面整理春节调查的资料，粗略统计文字有三四万字，照片近二百张。

“当我们想把这些文字发表出来时，才发现当时没有任何适合刊发这类民俗调查报告的刊物，甚至连专门的民俗学专业期刊也没有。”叶涛说，这让他们萌生了办一份杂志的念头。

很快，他们的想法得到学校和老先生们的支持，自1985年6月起，叶涛和简涛俩人就投入创办杂志的工作中。在学校内部的论证会上，将新创刊杂志定名为《民俗研究》。

川观新闻记者和叶涛（右）

1985年7月末至8月上旬，借着暑假的机会，叶涛去北京拜访了钟敬文等老一代学者，征求学界对创办杂志的意见，并向他们约稿。

钟敬文是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那是第一次去钟老家，钟老就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印象中家里比较拥挤。”叶涛说，钟老对于创办杂志非常支持。向他约稿，钟老当即拿出刚写完的《〈民俗学译文集〉序》。又请钟老为杂志题词，后来钟老寄来他题写的“民俗研究”四字刊名，发表在第一期的扉页。

此外，叶涛还拜访了杨堃、杨成志、容肇祖、罗致平这几位改革开放后倡议恢复民俗学的老先生。筹办杂志期间，徐经泽教授还带着简涛到广州参加了我国社会学界恢复重建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徐经泽向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汇报了创办《民俗研究》的设想，费老对此也给予充分肯定，并说“山大的社会学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民俗学或许就是一个特色”。

《民俗研究》杂志第1期

“没想到，我们两个年轻人创办杂志的想法，竟然得到了校内外著名学者的大力支持，这使我们备受鼓舞。”叶涛说。

1985年10月，《民俗研究》总第1期面世，封面上印着“试刊1985”。“这说明我们对于创办杂志和杂志的编辑工作还是处在一种摸索、尝试的阶段。”叶涛坦言，当时确实心里没底，仅凭着一股闯劲和热情先把工作做起来再说。

1985年11月下旬，叶涛和简涛带着杂志参加了中国民俗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得到与会专家的认可。此后，由于简涛赴德国进修，自1986年总第3期开始，杂志的编辑工作便由叶涛一人负责。随着办刊质量的逐渐提高，从1988年第4期开始，《民俗研究》上面就印上了国内统一刊号。当2009年叶涛因工作调动不再参加杂志编辑工作时，《民俗研究》作为教育部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之一，在学术界已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做好关于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在业界崭露头角的叶涛，在2000年决定去北师大跟随钟老学习。

此前在1996年9月，由钟老牵头，北师大举办了首届“中国民间文化（民俗学）高级研讨班”，叶涛作为学员参加了学习。这期间，叶涛向钟老说起了进修学习一事，不过后来在各种事务工作的压力下搁浅了。

到了1997年下半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了培养研究生的学科目录，民俗学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第一次出现在国家人文社科的学科目录中。1998年，全国有8所高校获得了首批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山东大学位列其中。

1999年秋，山大招收的第一届3名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校。“忽然间成为研究生导师，要系统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对于我这个只有本科学历的导师而言压力可想而知。”叶涛说，在给第一届研究生上课的第一个学期中，他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这促使他下定决心，跟随钟老攻读博士学位。

叶涛（右）接受川观新闻记者采访

从2000年秋开始，叶涛到北师大做访问学者，跟着民俗学专业2000级4位博士生，完整地听了钟老一个学期的课，每周一次。“那年钟老已经98岁了，老人家不仅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而且几乎没有缺过课，每次上课都是从小红楼家中一路走到位于科技楼的教室。”叶涛说。

2001年春天，叶涛报名参加了北师大的博士入学考试。那一年，北师大民俗学专业共招收7名博士，钟老名下有4名，叶涛是其中之一。遗憾的是，他们入学不到半年，钟老便仙逝，“我们4位便成为名副其实的钟门‘关门弟子’。”叶涛说，“从1985年第一次见面开始，钟老对于学问的追求、对于学科建设的付出，都深深影响着我，他的教诲更是令我受益终身。”

继承先师的衣钵，如今叶涛已是中国民俗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特别是在泰山文化研究方面，是领域内的权威，而这一研究课题，也是当年钟老亲自为他定下的。2020年调返山东大学后，叶涛主动给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民俗学史课程。每次给新生上第一节课时，他也像当年的钟老一样，先讲做人与做学问的基本原则。

2018年，叶涛当选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钟敬文、刘魁立、朝戈金等三任会长的带领下，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叶涛当选会长后，继续带领学会践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保护、传承和发展优秀的民俗文化作出贡献。

记者：什么是民俗？

叶涛：民俗就是民间风俗习惯，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形成、传播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换句话说，民俗是在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模式化的文化现象。比如说吃饭，过去农忙的时候每天吃三顿，农闲的时候吃两顿，这就是关于吃饭的一种民俗。

民俗深植于集体，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布。同时，民俗在传承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比如春节饮食，北方吃饺子，南方吃年糕、汤圆，传承与变异是民俗的两个基本特点。

民俗来自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民众生活，又是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可以说，民俗在我们身边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生老病死、日常生活，均与之息息相关。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民俗文化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民俗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持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一种生命力，传承着我们民族数千年以来延续至今的文化血脉。

记者：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哪些特点？

叶涛：中国的民俗文化，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细节里，我们的服饰、建筑等，都讲究对称和谐。二是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连续性”的特性。因为中华文化没有中断，我们很多民俗自然也是传承有序。比如，春节贴春联、端午吃粽子，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就隐含在我们的民俗里。三是多样性。我们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恰恰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特点。中国地域广阔，而且是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中，形成了多民族、多自然生态、多文化形态的民俗特点。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民俗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也使民俗文化成为维持中国古老文明数千年一脉相承的重要基础。

记者：民俗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概念是什么关系？

叶涛：关于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领域。民俗学自1846年在英国被创立以来，现在一般认为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组成部分，但也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有其独特性，可以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有着同源共生的亲缘关系。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各界逐渐认识到，在保护物质文化的同时，还要保护非物质文化，否则文化保护是不完整的。经过近30年的探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正式形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众多学科的专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民俗学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的讨论中，首先提出的就是要保护民俗。从最后通过的公约看，也是把民俗学的一个最基本理念放到了非遗保护中，即强调“活态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俗学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掀起的非遗保护运动进入中国后，很快就与我国的国情及管理体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非遗保护工作的中国特色，为我国丰富的民间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作出了巨大贡献。20多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非遗保护工作，促进非遗薪火相传，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也为国际非遗保护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记者：这对于民俗学者来说提供了怎样的机遇？

叶涛：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回顾中国非遗保护的历史，老一代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如刘魁立、乌丙安、刘锡诚、陈勤建等为我国的非遗理论建设和评审实践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青年民俗学者则以朝戈金、巴莫曲布嫫为代表，为我国非遗理论和实践与国际接轨、代表我国的非遗工作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发声、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非遗实践的成就等，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早在2004年，时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的刘魁立受原文化部相关司局委托，组成课题小组，起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

我也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泰山石敢当习俗”的申报，我参与了调研写作，此后有关内容结集成书《泰山石敢当》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出版；“白蛇传”“梁祝”“孟姜女”和“牛郎织女”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其中前三个，均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从2006年起，我接受山东沂源县的委托，带领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师生用了近3年时间，对当地的牛郎织女传说进行系统调查与研究，最终在2008年，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这期间我们还组织召开了全国首届牛郎织女传说学术研讨会，编撰出版5卷本的《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丛书；被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泰山东岳庙会”，我也直接参与调研、申报工作。

可以说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各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民俗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民俗学者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人数是各学科中最多的，他们深深地介入了非遗项目的调研、归档、申报、评审等具体工作，特别是在从国家、省级到市县四级评审的专家委员会中，民俗学者都是重要力量。

记者：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俗学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叶涛：民俗学是一门眼光向下、关心现实社会、关注民众生活的人文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历史积淀的传承文化，这种传承文化是活态的文化，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不可或缺的文化事象。社会上常常将民俗等同于遗留物、老古董、旧礼仪，将民俗学家看作是一群研究历史、关注传统、观念守旧的学者，这是对民俗、对民俗学的误解。

中国的民俗学家在将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假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民俗学关注当下、参与社会管理的最好的注脚。2004年下半年，中国民俗学会受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完成了“中国节假日体系研究”的专项课题。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中国民俗学会完成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论证工作。该课题着重论证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与流变”“内涵与功能”“象征符号”“节日符号”等，针对节假日体系改革问题提出了建议。2007年12月，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由国务院正式颁布，除原有的春节，又增加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被列入国家法定假日，符合民意，顺应民心，这是关系到全体民众生活的大事，也是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性行为。中国民俗学会的学者积极参与国家假日体系的改革，并作出重要贡献。

记者：关注当下、关注民众社会生活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的共同要求。民俗学的优势何在？

叶涛：民俗学所关注的并非民众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文化事象，而是具有历史传承、形成规律性、对民众生活具有潜移默化指导作用的文化事象。其中，具有历史传承是最重要的因素，不过，需要传承多久才能够称作是“历史传承”呢？过去的说法是传承三代，还有的说法是传承百年，等等，说法不一。我们习惯说的“风俗”，可以拆分为“风”和“俗”，一时兴起的“风尚”“风气”还不能够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但这阵“风”刮的时间够久、影响足够大，就会成为“俗”了——约定俗成，那么，“风俗”形成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有了。

过去由风成俗可能需要几代人数十年以上的时间，如今信息化时代，随着传播方式、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巨变，由风成俗的时间也被大大压缩，一阵风刮起来之后，很可能只需要几年甚至几个月便风靡全国乃至全球，这给我们界定民俗学的“历史传承”特点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同样应该把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的文化事象认作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民俗学的当代性特征，拓宽了学科研究的领域，为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形势下，民俗学将深入挖掘和继承学术传统，在理论创新和方法探索方面勇于尝试，关注当下，关注日常生活，在提升全社会的文明水平、满足民众的社会需求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应该如何通过民俗这一载体，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

叶涛：民俗文化是老百姓生活方式的体现，是最亲民的，也是最容易被其他民族、其他文化所感知、所接受的。数千年来，中国的民俗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民俗文化，始终存在交流交融的过程。比如，我们很多民俗事象历史上曾传入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经过融合后，又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历史上以下南洋为代表的走出国门的华人，当年都是带着家乡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走到海外，在当地落地生根，和地方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华人社区文化，这些都是民俗文化的海外传播。

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民俗文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我们在尊重其他文化的前提下，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要有充分的自信，要有充分的骄傲，同时把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好、保护好，原原本本地展现出去，使其他国家的民众能够通过中华优秀民俗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今天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些人。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策划：李鹏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六十期

执行：黄颖

记者：王国平

摄影：韦维

视频：李蕾

海报：刘津余

编辑：梁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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