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板块】“甜美直升·同心语堂”红色统战之红色故事（七）《车耀先为革命而努力加餐》

车耀先为革命而努力加餐

“老板，有没有拿手的好菜？”顾客向餐馆的接待员问道。

“有的是，本店最有名的菜是板粟烧鸡。请问你是要红烧还是要清炖。”

“要红烧，外加小米辣。”

“请客人到后厅一号雅间座。”

这几个客人就急急忙忙地到后厅去找座位了。

不一会，又来了几位顾客，也是要吃板栗鸡的。接待人员问：“你要红烧还是要清炖？”

客人说：“要清炖的。”

“好。请到前厅入座。”

你以为这是纯粹的生意上接待吗？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暗号。因为当时是在1927年，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结，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了三三一惨案之后。共产党和一些倾向革命的团体还处在地下时期，如果公开身份就会被旧政府作为共产党分子进行抓捕、坐牢或被扣上反政府帽子被迫害，因此秘密制定了一套联络暗号。比如说“红烧”，“小米辣”代表赤色、红色，向征着共产主义。凡是能说出联络暗号“红烧加小米辣”的，就是进步人士或革命青年。他们到后厅一号雅间中聚会，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或是看阅进步书籍或报刊，比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或《民声》等报纸，在这里吸收革命的营养成份。

有人会问，这个餐馆叫什么名字，是何人所开设的？提起这个餐馆也是很有名的，名字取得也很有特色，这个餐馆名叫“努力餐”。餐馆主人名叫车耀先。提起车耀先也是赫赫有名，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一个贫苦的小贩家庭。早年参加了“四川保路同志军”，后又参军。1927年三三一案发生后，离开部队，在成都开设“努力餐”以联络各地革命同志。1929年加入中共，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1937年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后，车耀先和四川省工委书记罗世文单独联系，经常商讨四川省内的共产党组织发展和领导开展群众活动，以唤醒民众。借用努力餐招牌，掩护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为啥又取名努力餐呢？一是希望革命同志努力加餐，多吃饮食，健壮身体，才有精力与旧社会作斗争。二是在这里多看革命书籍，增加知识，今后可以口诛笔伐旧政府的镇压群众的暴行。车耀先等同志办事也很精细，在这餐厅一号雅室中，到处放满了“四书五经”、“佛经”之类的书。自己的同志来了后，另外在秘密之处拿出革命书籍来，以防敌人随时的搜查。

1926年下年，川军刘湘部第四师驻防荣昌，车耀先正好在刘湘部四师中任一个团长，亦驻防荣昌县，他积极协助筹建国民党荣昌县临时县党部（左派），同时协助荣昌县地下党的同志开展活动。

1927年3月车耀先还与国民党荣昌县党部（左派）廖逢吉一道，率领宣传队到协和乡（今古昌镇），在那里为农民群众演出，演讲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激发了广大农民必须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才能求得自身解放的道理。并在会场散发和全乡张贴革命宣传品，比如《农民歌》，“打倒土豪”、“打倒军阀”、“还我自由”等革命标语。

九一八事变后，车耀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成都“国耻纪念大会”上，慷慨陈词，怒斥蒋介石和旧政府的投降主义，他的活动引起了“三军联合办事处”头子向传义的注意，秘令城防部队深夜包围努力餐，逮捕车耀先。但二十四军中车耀先的同学及早通知了车耀先，将车耀先秘密送往重庆，转赴上海躲避。半年之后，风头过去，车耀先返回成都，继续干革命工作，先后在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担任上校参谋、副官等，以此为掩护。1933年，他获得敌人要搜捕地下党的名单，他立即想方设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及时转移，为保护革命力量作了很大贡献。

1937年，车耀先还着手办了《大声周刊》，在周刊上揭露了国民党旧政府的投降政策，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刊上刊登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还发表了宋庆龄、何香凝等进步人士的文章、电文等。国民政府对此则十分仇恨和恐惧，多次查抄《大声周刊》，结果车耀先又办起了《大生》、《图存》等刊物，继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政府的投降主义。《大声周刊》办到第十三期时，国民政府以“消息议论多不正确”为罪名，查封了努力餐馆，收走刊物数百份。没几天，车耀先的《大声》更名为《大生》，又继续出刊发行。还转载了斯诺的《一个美国记者的苏区访问记》，揭露了反动派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和诬蔑，同时让广大群众知道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真实情况。没有多久，国民政府又查抄了《大生》刊物。车耀先仍不气馁，又创办了《图存周刊》，依然大声疾呼：要求全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

七七事变后，“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成立，车耀先当选为后援会负责人之一。经常活跃在抗战活动的现场，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团体的各种集会及活动。1938年，党号召妇女起来参加抗日活动。在车耀先的努力之下，四川省妇女战时服务团成立了，他又动员了一些女同志参加服务团，奔赴前方，支援抗日。车耀先又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广泛团结文化界抗日力量。同时他又协助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做一些地方势力上层人物的工作，推动四川地方势力支持前方抗战。

1940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造谣诬陷共产党，逮捕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车耀先等百余人。军统头目戴笠将罗、车二人押去重庆关押，其余人被害于龙泉驿山上。

车耀先最初被关在重庆望龙门监狱。国民党的一个头目对车耀先说：“只要你供出成都抢米事件是共产党组织的，就可以让你当四川省民政厅的厅长，你看如何？”

“我是一个小老百姓，我不知道是谁组织抢米，我也没有那个福气当官。”车耀先平静地说。

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施以严刑，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1940年底，罗、车二人又被转押至息峰集中营。

在集中营中，罗、车二人又在狱中组建了中共地下临时支委会，团结狱中战友，与狱中当局作斗争。

1943年，特务头子周养浩担任集中营主任。他妄图推行“精神感化”取得收获。周养浩对车耀先说：“我想让你参加狱中工作，当一个工作修养人。”

“我本身就喜欢劳动，我从小书读得不多，也想看书补习一下文化。”车耀先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真实的身份？”周养浩又说。

“我真实地告诉你，我不是共产党，只是站在国民的立场，要抗日。”车耀先回道。

“你能干点什么活？”周养浩说。

“你们监狱中不是有个图书馆吗？我想到图书馆去管理图书。”

“好吧，你就去管理图书。”

集中营中原本有一个“复活图书馆”，长期无人管，到处都积满了灰尘。车耀先把图书馆打理出来，将图书编号、分门别类的摆放。其中也有一些被没收进来的进步书籍，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大众哲学》等，从此，狱中的战友也可到图书馆来看书了。

1944年，日本侵略者从广西直逼贵州独山。周养浩担心集中营发生意外，又将罗、车等人秘密转遵义。临行时，特务肖复权对车耀先说：“你要抓紧时间，赶快自首啊！”

“什么叫自首？我不懂得，你作个自首给我看看。”车耀先巧妙地回答。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不然你一辈子都出不去！我是好心提醒你。”

“出不去就算了，道家说的是顺其自然。”车耀先显得很平静。但是他心里很明白，恐怕凶多吉少，但为了革命，他很坦然。

1946年7月，息峰集中营撤消。车耀先、罗世文及其他数十名战友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监狱。8月18日，车耀先被害于重庆松林坡原戴笠的停车场。

“幼年仗剑怀佛心”，“十六年（1927年）的革命思潮，淘尽了我的宗教信仰，社会主义代替了我的圣经。”这些是车耀先留下的言语，可看出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勇气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