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报道
“我们的生活”
区融媒体中心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我们的生活”，从吃、穿、住、行、游、购、娱七个方面讲述生活的变迁，以此折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双重提高。
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
富阳人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购物的方式、购物的理念
也“今时不同往日”
从物资紧缺到应有尽有
从“票证时代”到“互联网时代”
从“解决温饱”到“买点情绪价值”
这些变化也见证着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建国初期，中国经历着物资极度匮乏的阶段，计划经济之下，人们想要买粮食都必须“凭票购买”，就连瓜子、花生、豆腐、食盐等也离不开票证。那时购物，钱只是配角，都是要先有票证才能拿钱去买，其中最重要的粮票更被形容为“吃饭的护照”。
而供销社就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在富阳就有这么一家人，三代都是“供销人”。故事的主人公叫袁媛，是区供销社在职职工，她的父亲袁正全、母亲应灵芝、爷爷袁顺豪、外公应振韶都曾就职于或正就职于供销社。
这次我们就从三代“供销人”的经历中，听听他们“花钱”的故事。
△袁媛与父母旧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解决“温饱问题”是头等大事
故事从1951年富阳供销社成立开始讲起。
袁媛的爷爷袁顺豪于1995年与世长辞，所以很多故事都靠她父亲袁正全的点滴记忆拼凑起来。
△爷爷袁顺豪
袁正全表示，富阳供销社成立之初，他的父亲袁顺豪便已经在单位了，是最早的一批员工之一。1965年，袁正全出生了，等他十来岁时，袁顺豪在新登镇供销社任办公室主任。他说，父亲一年有三四十元工资，与同村其他人家相比，已经很多了。但他记忆中的童年生活，还是离不开一个“苦”字。
“那个时候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能吃上米饭就不错了，大多数时间都是吃玉米和番薯。”以至于到现在，袁正全看到番薯玉米都直摇头。袁正全有7个兄弟姐妹，他在家中排行老四。“米饭都是要留给家里的劳动力的，他们要吃饱了才能干活。”他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还是“人民公社”时期，要“交公粮”，完成大队的任务后，留给自己家吃的就不多了。
袁正全说，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只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除了吃饭，每年最“奢侈”的开支，便是过年做一套新衣服了。“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我平时穿的都是哥哥穿小了的衣服，破了就补补，我穿小了，再轮到弟弟接着穿，只有到过年时可以做一套属于自己的新衣服。”他说，小时候没有成衣可以买，都是买了布料做。“布票一年才发一次，做一整套衣服大概也就三四块钱，但在那个时候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买所有的东西都要凭‘票’，种田用的化肥、点灯用的煤油，包括白糖、食盐……所有的都需要一张‘票’，没有票，你有钱都没用。”袁正全说，他印象中只有水果糖可以不用票，但是太贵了，一个就要两分钱，对于小时候的他来说，完全是“奢侈品”。
△富阳县供销社第一商场（今百合大厦）
叶盛高摄于1986年
1975年，是袁正全一家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们家造了新房子。“在这之前，我们家住的都是草房，住了20多年了。”袁正全说，随着家里人越来越多，条件也慢慢改善，便造了新房子。“那是用水泥糊起来的，里面是木结构，那时候花了几百元，几乎是我们家大半的积蓄。”
后来，家里又买了第一辆交通工具——自行车。“那时候我大哥二十出头，要去田里干活，搬运东西，家里也需要这么一个运输工具，便买了一辆二八大杠，凤凰牌的。”他说，那时候的自行车要163元一辆，相当于他父亲半年的工资，不仅贵还得“凭票购买”，“那时候能骑上自行车，回头率不亚于现在开奔驰宝马”。
上世纪80年代：
票比钱还值钱
时间来到1982年，这一年袁正全18岁，他从父亲手中接下接力棒，抵职成为供销社员工。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在完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接轨。
△改革开放初期，富阳大力发展各类市场
“当年供销社职员是一份很吃香的工作。”袁正全说，因为量少，好多物品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大家时常攥着各种票证在商店门口排长龙抢购。“那时候的国庆节，新登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的柜台前，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人。还常常有人来找我们打听，走俏的东西什么时候到货。”
△富阳市民排队凭票买豆腐（摄于1980年）
△富阳市民排队买白糖（叶盛高摄于1986年）
当袁正全进入供销社后，对这份工作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其中怎么都绕不开的关键，就是“票”。
那时候的“票”都是用手刻出来的。袁正全当时也负责过这份工作。“一般来说，一个季度要印一次，我主要是负责在蜡纸上刻出票上的文字，光是刻这一道工序就需要15天，刻好之后拿到油印机上，有师傅用推盘一张张‘打印’好。”
他在家中还翻出了不少粮票，虽然已经泛黄，上面还有深深浅浅的折痕，但看得出保存得很好。记者看到粮票和现在的纸钞有些相似，在最上方写着“浙江省粮票”，左边是一幅火车的图片，右边用写着“弍两半”，最下面写着“1976”。还有一些1991、1992年的“粮票”“油票”，款式都有变化，除了“浙江省粮票”，记者还发现了几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
袁正全解释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负责采购，常常需要出差，前往全国各地。浙江的粮票只能在浙江用，那么去外省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先去粮管所，将浙江省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才能在外地吃上饭。”他说，那时候商品逐渐开始丰富起来，像荔枝罐头、桂圆罐头、葵花籽，还有一些手工艺品都在市场上流通。
△区供销文化展示馆还原的老供销商店样子
1987年6月1日，袁媛的妈妈应灵芝也抵职来到新登供销社工作，在百货公司做营业员。“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月工资是35元。”应灵芝说，那时候也没别的开销，主要就是食堂吃饭，“最贵的荤菜6角，平时都不舍得吃，一个月最多吃个两三次。每天也就花1元，一个月下来还有5元好多。”应灵芝说，她工作第一年就攒了20元，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呢大衣。
上世纪90年代：
在富阳，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生活又是另一番景象。
1991年，应灵芝与袁正全恋爱结婚了。
不管在哪个年代，结婚都是一件人生大事，也是一件“费钱”的事。“婚礼是在百货公司的食堂办的，自己叫了厨师，摆了几十桌。”应灵芝回忆道，“那时候没有什么彩礼，在婚前去了一趟杭州百货大楼，买了一根项链和一块毛毯，花了200元。”应灵芝说，从工作到结婚，她攒了3000元，结完婚，积蓄也用得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流行“结婚三大件”，应灵芝和袁正全买了冰箱、彩电、缝纫机，有了这些家具，小家算是有了雏形。“我记得那时候电视机21寸，只有8个频道，也要1300多元。”应灵芝说，那时候也没有婚房，住的是集体宿舍，和别人换了个房间，换成贴在一起的两个房间，便是新家了。
1992年，新登供销社出了政策，营业员可以自主承包柜台。“当时也是采取招标的形式，我还记得那天袁媛爸在出差，我自己一个人抱着袁媛去招标。”应灵芝说，她想要一个卖小百货的柜台，6000元一年起叫，最终被她以9000元价格拿下。除了承包费用，还需要把柜台的库存都盘下来，“我记得是10月份包下的柜台，到年底差不多就还清了1万元钱的库存”。承包柜台收益很不错，应灵芝每年收入有一两万元，当时袁正全每个月工资为200元。
也正是在1992年，在富阳，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袁正全是最后一批经手“票”的人，他还记得从他手上最后发出去的是“烟票”，“从那以后，供销社的大部分职能完成了历史使命”。
21世纪：
年轻人更愿意享受花钱
袁媛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90后”。
1991年底，袁媛出生了。
作为独生女，她的童年无忧无虑，甚至让人羡慕。“那时候我妈妈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卖玩具，镇上最时髦的玩具我总是在小朋友中第一个拥有的。我爸爸常常出差，给我带各种各样的零食。”她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广州的荔枝，那时候荔枝在新登、富阳都还是很少见到的。袁媛10岁便和爸爸去过内蒙古，在同龄人里算得上“见多识广”。
△父母经常带袁媛出门旅游
上初中之后，她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零花钱。“我妈妈一个星期给我100元，主要就是用来买那些漂亮的本子、笔、杯子。”袁媛表示，她很幸运能出生在这个家庭，在物质上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她。初三时，她有了第一个小灵通，那时候小灵通要四五百元，高一时，又买了当时最火的诺基亚滑盖手机。
考上大学后，袁媛有了自己可以独立支配的生活费，“因为我是在临安读的大学，离家很近，所以我每半个月回家领800元”。
2010年，她读大一，IPhone4横空出世，她第一次购买苹果手机。“我记得苹果手机出现之后，渐渐有了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我妈妈给我的生活费也从现金变成了手机转给我。”袁媛评价妈妈还是挺紧跟潮流的，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她现在的衣服都是自己抖音上买的，手机用得比我还溜。”
同一时间，淘宝也出现了。袁媛说淘宝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她几乎天天都有包裹到家。“那时候新鲜劲正足，而且淘宝上的商品价格又便宜，我什么都想买回来看看。”她表示，反而现在，她更喜欢去线下购物，能够摸摸衣服的面料、穿上身试试效果，让她觉得更有体验感。“还有一段时间，‘韩国代购’很流行，但这些年我会倾向于买国货。”
“我算是一个比较‘费钱’的人。”袁媛自嘲道，“但是上班之后，我对用钱这件事也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她说，曾经她可能会有一半的开支都花在服装上，但是现在更愿意把钱花在“出去看看”上。“我记得2015年上班后的第一笔年终奖，我拿了3000元，我用这笔钱去了一趟泰国。”袁媛认为，只有观了世界，才能有自己的世界观，旅游是一笔非常值得的花销。
袁媛说，相比于父母和老一辈的“有计划”，她作为“90后”，在花钱这件事上，更愿意享受当下。“当然这也是因为，父母们的‘计划’，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才能‘任性’地去享受生活。”
编辑 李思思
审核 王永杰
终审 徐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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