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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让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这里，中国人这个抽象概念几乎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气与心理构成各异。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南方出生的将军去领导北方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异。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象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
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
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 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
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
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 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
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 而入仕者,固多江 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
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 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举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
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
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直到如今,除了蒋介石将军出身于浙江 ——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
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 、鹿锺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
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 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
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厉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底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做一对比,立可发觉其绝然不同之差异。
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
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婬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即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 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 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 ,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 而南下。
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瞑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子夜歌
路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
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又有一种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的抒情诗,称为“词”。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闼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帏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
“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惜弯浅黛,长长眼”。其幽韵多似此类。人民而习 驭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为自然之结果。
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自荒凉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润色者。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看她一首小诗,倒是魔力非凡,相传一位北朝大将,竟能藉此短短数句之力,于新败之余,收集余众,激励将士,使军心复振,因能重整旗鼓,杀回战场。下面又一首小诗,为另一北族将领所作,乃咏其新购之宝刀,其情绪风格,适与南方的恋情诗词成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则风格音调更见雄壮:
遥望孟津河,
杨柳郁婆娑;
我是胡 家儿
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
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
像这样的诗歌——南北两方作品的内容与技巧之完全不同——对于吾人今日研究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南北二大血统之异同上,有很大贡献,值得吾人之玩味。吾人于此更可进而了解何以具有二千年磕头历史,习 于户内生活,缺乏普遍运动,而能不追踪埃及,罗马,希腊之后尘而退化、而崩溃。然则中国果何以能免此厄运乎?
林语堂丨南北人的差异（节选）
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安、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是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如此颓唐萎靡之势。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的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是等于“神话”，今日中国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的中国人”。）中国历史，约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兴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
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和，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之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吃米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
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
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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