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
王炳林、石卓群
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研究》2024年第4期
摘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紧密结合,坚持“两个答案”紧密结合,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坚持严管和厚爱紧密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要从党自我革命的宝贵历史经验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实践动力,持续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史经验
自我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历史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提出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如,在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党的七大概括提出党的三大作风,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铁的纪律,重申民主集中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等等。党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保障和推动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针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滋生和党内部分人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滋长等新情况、新问题,先后开展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坚决查处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腐败案件;针对党内出现的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对妨碍党的团结的有害思想和错误倾向进行了分析批判等,保障和推动党在这一时期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展现了新面貌。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我们党先后组织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集中性学习教育;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工作重点,强调持续提升抵制腐败、防止变质的能力,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等,保障和推动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针对过去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的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研究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用“九个以”系统阐释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领导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紧密结合
党的自我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紧密结合,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党在自我革命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自觉站稳人民立场,依靠人民群众开展自我革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面对党内存在的“四种危险”“四大考验”,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的图谋,党在依靠人民群众开展自我革命过程中将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真切感受到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成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党的领导力、凝聚力显著提升,人民群众更加自觉拥护党的领导。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至上二者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总结了建党二十四年以来的宝贵经验,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党能够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原因和力量之源。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作为评价党自我革命成效的重要标准,指出:“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在自我革命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自我革命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系统性地强调了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标志着党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决定》“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针对如何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解决党内问题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江泽民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勇于正视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并依靠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不断加以解决。这是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所在”。胡锦涛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强调:“削弱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放弃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建设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大历史观,从苏共的兴衰成败中总结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吸取苏共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放弃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造成亡党亡国悲剧的历史教训。同时,针对过去党的领导存在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以及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发现的“七个有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忠诚”。
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相统一,通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为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这个久久为功的历史进程中,党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相统一,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不断解决党内影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各类问题。延安时期,党在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场为解放区人民群众开展的“自我革命”。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从1921年建党到1942年,“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延安人民“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但“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一开始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但经过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延安人民和共产党员打成一片,“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的取消,都体现了党在拨乱反正中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着力点。邓小平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党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战始终,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错误政绩观和粗放扶贫方式,坚持以有力举措监督问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经过不懈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人民群众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
二、坚持“两个答案”紧密结合
历史周期率是指国家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历史现象。从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到现代社会的政党更迭,都是这一历史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历史周期率是历史现象而不是历史规律,因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因而是不能避免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百年实践探索,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
人民监督政府寓于自我革命之中,体现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内在统一性。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给出了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那就是人民监督政府。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关系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自我革命实现了全党真正的统一和团结,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自我革命是人民监督政府的前提和基础,人民监督政府是党坚持人民立场的现实体现,是自我革命的重要保障。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是开展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是实现“两个答案”紧密结合的重要方式。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自我革命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具体抓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分析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自我革命作为第二个答案是对第一个答案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规律性认识的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结合苏东剧变教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越发认识到管党治党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解决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关键在于管党治党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做到言行一致,及时发现并真正解决问题,单纯依靠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从提出到深化、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脉络,体现了党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自我革命进程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自我革命”这一概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引入党的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深入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旗帜鲜明地对将中国共产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割裂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等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并多次在中央纪委全会上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具体要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列为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上对自我革命进行了系统总结阐释,明确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对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九个坚持”和“六个必须”的原则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重要性。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任务和内涵要求。
坚持“两个答案”紧密结合,通过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自我革命精神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大支撑,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要求将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毛泽东感慨道:“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无论是人民监督政府还是自我革命,不仅要在思想上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还要在行动上提高本领,避免在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正是体现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出发,继承发扬“两个务必”思想,创造性提出了“三个务必”,即“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使命担当、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重要要求,将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作为其重要破解之道,也是出于增强忧患意识的慎重考虑。在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汲取精神力量和宝贵经验,在“两个答案”紧密结合中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三、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重要论断,这是对党的自我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理论升华。他明确指出:“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党在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中推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党的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党的各方面建设有序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始终保持先进性,各类制度建设才能真正发挥治理效能。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辩证的否定观来讲,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党自身的一种“扬弃”行为,既是肯定并坚持真理的行为,又是否定并克服错误的行为,是一个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是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过程。“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要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党的自我革命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既是消灭旧事物的环节,也是产生新事物的环节,经历了从党内矛盾的潜在状态到矛盾被揭露并趋于尖锐化状态的转化,以及党内矛盾尖锐化向矛盾解决的转化双重否定过程,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在多次否定之否定中进行的,这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哲学基础。
党在坚持自我革命过程中通过加强思想建党推动加强制度治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通过思想建党的方式将党建设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党通过延安整风克服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开展一系列整风整党运动,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为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通过建立和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生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和战斗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认识到制度治党的必要性。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推动了包括党内选举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建设,使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党在推进自我革命过程中通过加强制度治党保障思想建党。第一,党通过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力,确保党员、干部在行动上有所遵循,这为思想建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坚持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主要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规定。通过制定并实施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思想上严以律己,常怀敬畏之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使制度成为塑造党员干部思想的有力抓手。第二,党在思想建党的实践中,注重将制度要求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融入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中,通过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主题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使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党的制度,从而在思想上建立起对党的坚定信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成一体推进“三不腐”这一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和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既引导党员、干部在遵守党纪国法的制度要求上做到“不敢腐”“不能腐”的硬性要求,更要在思想上追求“不想腐”的长远目标。第三,党在自我革命中通过统筹推进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和双向互动。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了规范,而思想建党则为制度治党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通过制度治党能够发现和解决思想建党中的问题,通过思想建党也能提升制度治党的效能。这种相互作用,使得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
四、坚持严管和厚爱紧密结合
党的自我革命需要依靠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以实际行动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的重要论断,并在2018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是党管干部一以贯之的重要组织原则,也是党在自我革命中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
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严管”是普遍存在的,响鼓必须重槌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依靠严的纪律约束全体党员干部。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以振聋发聩的说理形式说明严管的重要性:“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厚爱”是“严管”之中的厚爱,不是无组织、无原则、无纪律的宠爱、溺爱,要以遵纪守法为前提,以激励干部干事创业为目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就从严管和厚爱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爱护干部的五项举措:指导他们,提高他们,检查他们的工作,改造他们,照顾他们的困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部分干部干事创业中存在的不敢为、不能为、不想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三个区分开来”,体现了党对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的关怀和保护。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就是要发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坚持教育为主、惩戒为辅。面对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创造性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入新时代,党坚持思想建党同制度治党同时发力,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通过修订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坚决贯彻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的原则,优化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构建起既有激励效应又能包容错误的机制,明确支持那些勇于负责、勤勉工作、无私奉献的干部,为他们提供坚实的后盾和动力。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就是要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深入探讨了如何正确审视党史中的错误,认为我们不应过分关注细节,也不应将不满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去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客观原因,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路线和政策,从而提升工作效率,推动事业不断前进。新时代,我们党坚持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相统一,推动“三个区分开来”具体化、规范化,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等,真正做到了让担当作为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要求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也是党关爱被调整干部的具体体现。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明确,对被调整的干部,应当跟踪了解其思想动态和工作状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管理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对认真汲取教训、积极努力工作,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突出且经考察符合任职条件的,可以进一步使用、晋升职级或者提拔职务。这能够让被调整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也使党内其他同志正确看待被调整的干部,既能够以实际行动帮助其汲取教训、努力工作,也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实际行动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对党组织的情感认同。及时解决党员、干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是增强党员、干部情感认同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就曾在爱护干部的五项举措中就第五项照顾干部的困难作出详细说明:“干部的疾病问题、生活问题、家庭问题等事,党的领导机关应给以热忱的亲切的同志的关心,漠然置之、冷淡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疾病必须医治调养,生活求其切合工作需要,家庭问题在可能范围内也须助其解决。一切这些,在物质与环境许可的限度内给以照顾,对于激励干部的工作精神,团结全党为一体的目的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落空。近年来,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生活困难问题曾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为此党中央以一系列切实举措,让基层党员、干部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的工作者真切感受到组织关心关爱,这对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上,更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促进党员、干部廉而有为、勤勉敬业,促进全党既有秩序又有活力,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伟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只有深入分析研究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在纵向历史梳理和横向比较过程中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历史发展规律,才能进一步坚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与信心,把握党和国家事业进步的历史主动权,确保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中、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8]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版。
[9]《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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