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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上午10时，备受社会关注的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在原有查明事实基础上，另涉新的拐卖儿童案件，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妞花等被害人也到庭参加诉讼。杨妞花提前两天从河北出发去贵州，她又一次有机会，直视那张改变她一生的脸。
杨妞花是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中的一名，也是最特殊的一名。是她，亲手将余华英送上了被告席。
但杨妞花对余华英案的跟进没有就此停止，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已经把你推到这儿的时候，你想停下来都不能停了。”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却是她一辈子最重要的事。
杨妞花被拐是在1995年，她5岁时。邻居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诱惑，牵着她出门。杨妞花被带上汽车、又带上火车。她没有得到毛衣签子，家在身后，越来越远。
因为“奶奶”怕她读书多了一去不回，13岁时，杨妞花被迫辍学打工。2009年，“奶奶”去世的次年，她和相亲认识的男朋友结婚。
“我从小到大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谨慎，就是希望有一天找到父母了，我不是那么差。要不然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你要是变坏了，大家一定会说这孩子没娘教育，她不正经。”每一步，杨妞花走得小心翼翼。
厚道的婆家和平静的婚姻生活让杨妞花感到了安全，第二个孩子出生前，她试探着和家人说起自己的身世，也在婆婆的鼓励下，开始寻亲。
那是2012年，杨妞花在寻亲网站上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她记得家附近的小木桥、火车道、小卖部，记得爸爸的名字，“外婆”在方言里的叫法，但这些，不足以指向一个明确的地点。
“我做过很多次幻想，我丢了之后，爸爸妈妈可能感情发生问题了、离婚了，有了各自的家庭，所以没有找我。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儿女双全，就没有拼尽全力找我。也可能我确实是被卖掉的，这些我全部都想过。”杨妞花唯一没有想过、没有做好准备的可能，是爸爸妈妈因为失去她，去世了。
“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被拐儿童这么多，余华英一下就拐了十几个，只有你一个人站出来找她？我说因为我父母没了，就这个原因。”杨妞花多希望，自己也是一个不想找人贩子的孩子。
找人贩子，与其说是“能不能”，不如说是“想不想”。当年给余华英介绍买家的王姓老头，几十年来一直与杨妞花同村居住，甚至不时以功臣自居，“如果不是我给你找了好人家，你已经冻死了”。
从2021年到2022年，杨妞花反复找这个中间人，“软硬都说，你都90多岁了，就算抓了你，可能也不会被判刑，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带到棺材里面去？”
2022年6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立案，24天后，余华英归案。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2024年1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因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该案发回重审。
又一次走进贵阳中院，对杨妞花来说，今天没有什么特别，今天要做好今天的事。
“去立案的时候，我就去查清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证据才能立案。到警察局，我就一直在讲有利于我的道理。抓到人贩子之后，我又赶紧去查怎么样能够让她判得更重。我知道证据是最关键的，所以配合公安取证，店可以不开，我哪都能去。”没有人怀疑杨妞花的决心。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因为许多人还在路上，杨妞花知道，她代表的，不只是自己。寻亲家长的求助，只要能帮，她一定帮。
来源：甘肃青年
编辑：赵家煊
审核：陈亚珠
监制：何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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