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近八十年,但那段历史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
1937年,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激起了中日之间的血战,不久之后,日本侵略者几乎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然而,从1938年开始,中华大地上演绎着一场坚决的逐敌之战,将日军逐出国土,使他们的侵略步伐在中国境内逐渐受到遏制。
这段时期内,中国人民表现出顽强的抵抗意志,将对家园的深沉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日军初期的狂热扩张在中国战场上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坚韧阻力。
尽管日军曾在短时间内取得一些战略优势,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陷入被动,无法再次迅速扩张。到了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势头几乎完全停滞。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日本对华侵略并非一时决策,而是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在日本幕府时代,浪人武士就频繁袭扰中国沿海,埋下了日后侵略的伏笔。然而,直到明治维新后,日本这个岛国才开始迈向列强之列,但面对资源匮乏和相对封闭的状况,资本原始积累成为一项艰巨任务。
于是,日本的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地大物博的中国。这个“既当又立”的理由成为日本侵略者向国内民众辩解的手段,同时也成为今日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的借口。
将本属于中国的领土与日本同宗同源,标榜其应受到保护,这是日本侵略者为自己编织的谎言。至今,日本右翼依然试图将日本的侵华行为美化成为“保护亚洲与欧美列强抵抗”的伟大事业,试图掩盖背后的侵略本质。
值得深思的是,谁在日本侵略者背后默许,坐在利益的牌桌上为他们提供支持?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欧美的帝国主义国家。
日本成为了欧美国家转嫁资源的理想对象,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支持,使得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间实现了疯狂的扩张。
即便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启动后,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家,仍然不愿断绝与日本的资源往来。这一时期,尽管日本军队正在手拿屠刀对中国老百姓进行残暴屠杀,但欧美资本家却在不顾道义的情况下,持续向日本提供所需的钢铁和石油。这使得日本在侵略行动中得以继续壮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1938年以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日本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慨,欧美国家开始在表面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尽管它们与日本在殖民地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但为了维护“文明民主自由”的形象,它们不得不在表面上与日本划清界限。
另一方面,1939年德国发动二战后,日本与德国结盟,与欧洲列强走在一起。这导致了资源供应的独立问题,加大对东南亚和南亚侵略的道路。因此,美国的资源限制最终迫使日本放缓对中国侵略的步伐。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1938年后无法继续侵略的外因确实归咎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然而,其中一个显著的原因是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中国抗战中的一系列决策和指挥失误。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成为了全国抗日的中流砥柱。在危机时刻,他并非始终积极投入抗战,甚至曾有私下与日本进行谈判妥协的意愿。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亲身经历了被俘的窘境,这或许是迫使他同意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因之一。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指挥才能表现得颇为不足。也有为国捐躯的英雄,但由于蒋介石政治平衡的手法,精锐部队被交给了特定的政治派系,而不是具备出色军事素质的指挥员。
在抗日战争初期,孙元良被戏称为“飞将军”,因为他作为指挥官在多次抗战中扔下部队逃跑,却因为是蒋介石的亲信而最终能够善终。这种行为导致他所指挥的部队在战场上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孙元良却因其政治关系而逍遥法外。
淞沪抗战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孙元良在战局不利时选择撤退,丢下了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这群勇敢的士兵最终在孤军奋战中英勇牺牲,而孙元良却因政治关系而逃脱了责任。
因此,对于抗战初期日本的疯狂扩张,一方面确实因为日本的自身实力相对较强,但另一方面也要归咎于中国国民党的妥协与无能。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军队的指挥混乱,使得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
日本的扩张步伐最终被遏制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作为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日本根本无法维持漫长的战线。其侵华军事计划本身就寄希望于“速胜”,期望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但是,战争的本质是资源和人口的战争,而日本的资源和人口无法支持长期的侵略战争。
面对资源短缺和战争的延续,日本转变策略,试图通过拉拢国民党蒋介石来达成妥协。同时,在沦陷区,日本扶持傀儡代理人,以期通过合作和分化来达到其战略目标,这使得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步伐放缓。
其次,日本在中国的占领需要时间来消化。日本占领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掠夺中国的资源来支持自身的侵略和扩张。在经历了日军的大肆破坏后,沦陷区的资源开采和工业体系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为了重新建立这些体系,日本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
日本在占领区的管理和开发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要从零开始建立起一个能够满足日本战争需求的工业体系,需要耐心和时间的累积。因此,日本的侵略步伐不得不放缓,以便更好地巩固占领区并满足自身的资源需求。
最后,而且也是最为关键的,日本脚步的迟滞实质上是来自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反抗。毛主席于1938年5月写就的《论持久战》打破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观念,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上的纲领。
这使得八路军和新四军得以在敌后开展抗日根据地,迫使日军分出大量力量来应对敌后的抗日武装。这种游击战争的展开有效地牵制了日本的军力,为国共两党在正面战场争取喘息的机会。
翻开日本的近代史,我们可以发现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内斗源远流长,这一矛盾在日本历史的转折点上愈加显著。
在幕府末期,长州藩和萨摩藩联手推翻了幕府,迎回了天皇,成为了日本陆军与海军的发源地。然而,这两个藩的关系并不和谐。在军政界的斗争中,长州藩笑到了最后,而萨摩藩只得退出海军,使得长州藩和萨摩藩之间结下了梁子。
尽管通过“226”政变,天皇获得了对日本的军政实权掌控,但源于长州、萨摩之争的陆军与海军之争并未消失。陆军倾向于“北上”战略,而海军则主张“南下”战略。这种内斗的结果是,日本在整体军事战略上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举例来说,日本的“珍珠港事件”虽然由海军执行,但溯源到根本,是因为陆军在“北上”战略失败后,为了推动“南下”战略而促使海军对美国发起进攻。这种内斗导致了日本在军事决策上的混乱和犹豫。
在陆军匆匆决策的影响下,日本被卷入与美国的冲突,使得日本侵华的脚步更加迟缓。
日本的近代史中,陆军与海军的权力争夺导致了许多恶性竞争和内耗,其中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资源的大量浪费。双方为争夺资源和利益,分别开设军工厂,进行竞争,最终导致了一系列资源的浪费。这样的内耗也是日本在华侵略最终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这场陆海之争的后果最为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引发了美国的介入。
即便在面对美国舰队时,陆军并没有提供支持给海军,而是选择了与海军内耗。例如,在陆军占领南亚后,获得了大量的石油资源,但陆军却不愿意提供给海军使用,反而要求海军派舰队护送资源回国。
这导致了海军穿越美国埋伏的潜艇回到美国本土,同时面对陆军的削弱,也难以应对美国海军的威胁,最终在太平洋战场上难以坚持。
日本陆军的目光短浅没有考虑到的是,一旦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陆军在侵华战争方面就更加无法应对。当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后,由于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采取的持久战策略以及陆海军内部的相互制约,使得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陷入了困境。
抗战后期,日本面临着美苏两大军事强国的共同压力,陆海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导致了日本在华继续发动侵略的无法动弹。
七七事变后,日军凭借着残酷的杀戮和血腥行径,迅速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他们自信可以通过所谓的“速胜”战略快速结束战争。这一时期事实上成为了日本军事扩张的顶峰。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仍然试图将日军侵华的行为塑造成一种所谓的“反抗欧美列强对亚洲压迫”的表现。
这种曲解历史的观点回避了真正的原因,即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军民的顽强抵抗。日本当时的军事失败,更多是因为中国及亚洲各国军民的不屈抗争,而非简单归因于“美苏强大”。
日本试图通过美苏两大强国的崛起来为自身的失败寻找借口,却忽略了中国军民在战场上的英勇抵抗以及全亚洲人民对侵略的共同反感。历史事实表明,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亚洲各国的团结与坚韧,而不仅仅是外部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