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日报》复刊四十周年！

第一次采访

古 原

1994年11月中旬的一天，西吉县委宣传部安排一辆小面包车，将我送到了固原报社。我那时刚从兴隆中学调至宣传部，只工作了八个月，有些业务还很不熟练，比如用手推式油印机印文件，常常在印刷过程中蜡纸会产生褶子，印好的文件上会出现一道明显的黑印，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我为宣传部草拟的工作总结也只是个初稿，还需补充完善。但时任部长海正生笑呵呵地送我去了固原报社。你去报社会有更好地发展。这是海部长的成人之美。他英年早逝，时至今日，我眼前仍有他谦和微笑的面容。他是值得我记住的人。

是的，那时还叫固原报社。因从周三刊改为周五刊，需要人手，于是从西吉、隆德考察了几个人选，最后确定调入的人员，我是其中之一。1995年11月1日，《固原报》更名《固原日报》，固原报社自然成为了固原日报社。报社当时地址位于固原县城中心路49号，据说曾是文庙旧址，是有文脉的地方。我被分在记者部，为专职采访记者，这个有文脉的地方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要努力上进，写出有份量的文章，才能不辱没此地。之前，我在宁夏文联主办的刊物《朔方》、固原文联主办的刊物《六盘山》等发表过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刚刚走上写作之路，但对新闻报道纯粹外行，新闻五要素含糊不清，但我认为自己能吃苦，喜欢泥土气息，愿意去农村和群众打交道，一定能写出有乡土气息的新闻作品。这是我的底气，也是我对自己的期待。

记者部时任主任刘长青、副主任王亚平，都是业务能力过硬之人。刘长青是转业军人，新闻敏感性强，出手快，经常半夜还趴在办公桌上写稿，1998年荣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王亚平擅长调查类新闻采访，视角独特，文笔老练。我常常认真阅读着《固原报》上刊发的他们的新闻作品，现在想来，我侧重揣摩的是他们描写的细节和用词，不大考虑新闻本身的意义，不琢磨新闻报道的背后意味着什么，这是我最终在这个领域没有得到较大突破的原因之一。当然，初为记者，浑身充满了干劲，希望自己能写出几篇什么来，不枉一个记者的名号。

这样的机会很快来了。1995年元旦前夕，固原县炭山煤矿要举办矿庆纪念活动，县上有关领导要慰问煤矿职工，记者部派我承担此次报道任务。活动的前一天下午，煤矿派车将我和固原电视台的2名记者一起拉到了炭山煤矿，住在煤矿招待所，开始前期的一些采访，同时为第二天的活动做一做准备。矿上办公室的同志送来了几期简报，上面几则煤矿工人辛勤工作为矿山奉献青春的故事吸引了我，让我有了报道方向。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红红的日头照耀着炭山的山头沟道，一种山村特有的温暖令人心热气爽。矿上的工人也换上了过节的衣服，精神焕发，喇叭里播放着欢快的歌曲。大约上午十时许，县上的慰问团到了，走在前面的是县领导，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炸响，歌儿唱起来，掌声响起来，似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每个人的脸上都放着光。我作为第一次进行正式采访报道的固原报社记者，之前没有用照相机拍过一张新闻照片，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居然用借来的一架不知什么牌子的照相机，对准现场的人们，咔嚓咔嚓拍摄了约半个小时，那紧张忙碌的劲头，一定会让煤矿的负责人认为这是一个勤奋敬业的记者，他们一定在心中为请到这样的记者而高兴。我也认为这就是记者该有的样子。拍摄结束，将照相机挎在脖子上，又采访了简报上写到的几位工人。因为身处现场，又详细了解了煤矿近期的发展变化，对写出一篇怎样的报道我心中有数。当天下午回到单位后，便迅速写出了一篇具有现场感的特写《炭山飞出欢乐的歌》，交给部主任审阅。部主任删了稿件中几句有较强文学色彩的描述，就签发了。但是，拍摄的胶卷送给暗房师傅冲洗时，随着他用手将在药水里泡过的胶卷慢慢打开，我在昏暗中看见他逐渐张大了嘴巴。胶卷慢慢打开的过程中，他的嘴巴由小变大，直至最大，那张大的嘴巴对着一长溜完全打开的胶卷，足足有十秒钟。他没有出声，只是那么无声地张着嘴，没有说一句话。他没有说话的张大的嘴巴连同惊愕的眼神告诉我，胶卷一定是有问题了，有大问题了。我也慢慢张大了嘴巴，想问一句什么，却是问不出，我用带着疑问的眼睛连同张大的嘴巴对着他，等待他说一句什么。两个人如同两个怪物，用同一种奇怪的表情对着那卷胶卷。那胶卷在我看来，如同新的一般，在暗房中发射出一溜白光，好好的嘛，看不出任何异常。我期待着他说话。终于，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转过身去，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一整卷胶卷，全部白板，没有照成一张。随之，他转过身来，轻声说，你去给主任说，稿子不配发照片了。我反应过来了，我听见了自己干涩的声音：好吧。

那篇特写很快在《固原报》一版见报了。反映矿工劳动生活的通讯《青春光焰 照亮矿山》随后也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了。但我在以后的采访中，我只拿着笔和采访本，走到哪儿记到哪儿，即使在以后的几次大型报道中也是如此。我脖子上再没有挎过照相机，我羞于再用照相机对着人群一阵猛拍。我将这件事装在了心中，在和朋友相聚的场合，我说过几次，每次大家都哈哈一笑，不再细问，转移到其他话题上去了。这事似乎过去了，可在我心中，在大家笑过后，总有一些微笑中的泪光，那么明亮，那么清澈，似乎鞭策着我，也激励着我，让我记住这第一次采访的故事，告诫我要脚踏实地，努力上进，虚心学习，不能张狂。

从那时起，在报社二十余年的记者生涯里，我参与了编委会组织策划的《西海固的企盼》《走向贫困角》《挑战贫困》《丝路今昔看固原》等系列报道的采编工作，留下了难忘的职业记忆。消息《金塘村人双肩担出“青纱帐”》《固原劳务工在福州企业赢得好名声》等十余篇新闻作品获宁夏新闻奖一、二、三等奖。《关心天气》《遥想青草》《黑色的暖皮鞋》等5篇散文随笔获宁夏新闻奖副刊作品二、三等奖。让人刻骨铭心的，是固原报社、固原日报社、固原市新闻传媒中心这不同名称的一个阵地，留下了我青春的身影，留下了我奋斗过的足迹，让我永生难忘，常常回望，永远心怀感恩，心底永存情感的浪花。

2020年9月，在这个阵地工作26年后，组织调整我到市政协工作，在新的岗位上学习是常态，从文档科送来的一沓沓报纸杂志中，我会仔细地翻找出《固原日报》，认真阅读上面的文章，看着新闻版面上那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如同注视着一股股新鲜的血液，注入我曾经相伴厮守了二十余年的阵地。如今，这个阵地有着年轻的充满朝气的领导班子，团结带领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呈现着媒体融合后新的风采与精神面貌，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在《固原日报》复刊40周年之际，写下这篇短文，表达我的敬意。

难忘的情缘

胡晓琳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固原日报》已经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40年来，《固原日报》做为党媒、官媒，在宣传党的政策，传播政府声音，树立固原形象，弘扬正能量，鼓励和支持一批又一批贫困群众走出大山，奔向勤劳致富之路，推销固原农特副产品、推广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功其绩，应彪炳史册，载入辉煌。作为一名曾经在这个单位上工作过的老同志，借此机会，写点回忆和感想，以表达对《固原日报》的感恩和谢意。

回忆在固原日报社工作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工作条件艰苦，但精神富有的年代，我不由浮想联翩，心里涌动着一种怀念和感恩。怀念的是在《固原日报》遇到了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师和领导，如马玉平、杨立衡、丁金尚、赵景聚、王文玉、韩瑞峰、闻希贤、李广民、武兴华、王志贤、古原、文丽荣等；还缘遇了一批才华横溢、在各条战线上各有建树的同事，如孟永辉、刘长青、张强、冯涛、段鹏举、王亚平、何富成、火会亮、杨民武、邵春霞、谢波等，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共事，现在想来真快乐。因为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的品德、做事的风格、工作的较真劲……当然更值得感恩的还是《固原日报》这个平台。退休之后才深刻体会到，平台决定着一个人的高低。在《固原日报》当记者期间，接触的人多面广，采写的稿件关乎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多，社会影响力大，所以经常有人约我去采访，也有更多的人为我提供有价值的采访线索，可以说，我手头从来没有缺少过采访的线索。退休之后，有几家单位聘我去谋职，主要原因还源于我在《固原日报》当记者的影响，因而我非常感恩《固原日报》。没有《固原日报》，也就没有我今天满满的事业荣誉感。一大摞获奖证书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30年的纪念胸章就是我一生酷爱新闻工作的成果。

艰难的八年调动

《固原日报》的前身叫《固原报》。1984年初秋，《固原报》复刊时，在原固原地委党校（三里铺校区）举办了一期规模很大的《固原报》骨干通讯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从固原地区机关和各县调进《固原报》的编辑和记者、5个县区的新闻宣传干事、爱好写作的教师、干部、职工、农民、军人、学生代表和新闻通讯员等近百人参加。当时我在固原县农机修造厂当工人。但应老同学南武征、李树林（他们两人是我在海原县红羊学校读初中时的同学，也是从海原县调来创办《固原报》的首批编辑人员）之邀，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心向往要调动到《固原报》工作。1985年，我先是调到了固原县广播站，后来更名为固原广播电视局，从事的也是新闻编采。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修完了西北新闻函授学院的全部课时，后来又在宁夏广播电视大学文学创作班脱产学习了两年。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宁夏著名青年作家陈继明，授课老师是宁夏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张贤亮，作家吴淮生，哈若惠、文学评论家高嵩、外语教授蔡申等，两年的成人学习，让我的文学水平和业务能力都有了很大地提升。期间，我一直坚持给《固原报》投稿，几乎没有停止过，从1985年到1993年的7年时间里，我连续7年被《固原报》评为优秀通讯员，而且在每年获奖的新闻稿件里，几乎没有断过我的名字。那个年代里，新闻稿件可以一稿多投，所以我也多次在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和《宁夏日报》获得了优秀通讯员称号。新闻路上的不懈坚持和努力，让我赢得了新闻单位的认可。1993年，《固原报》扩版需要人手，报社领导闻希贤打电话问我：“还想到《固原报》工作吗？”没想到时隔8年，我用真诚、热爱和执着敲开了《固原报》社的大门。进社26年中，我先后在广告部、编辑部、记者部工作，一直到2017年11月，我办理退休手续的前一周，我还在泾源县采访着当地群众依靠养牛走上致富路的基层新闻。

女承父业

在一个家庭中，父亲和母亲从事什么工作，对下一代的影响非常大。也许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缘故吧。长女胡蕊报考大学时填写的志愿就是新闻专业。2004年7月，她从宁夏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进入了《固原日报》工作。在记者工作岗位上，胡蕊在张天星、文丽荣、赵勉、袁慧等老师的带领下，工作虚心，采访扎实，被同事们调侃为“快枪手”，褒奖她写稿出手快，主题拿捏得准。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胡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新闻关注点，经过多方联系，采访到了一位流落到固原市原州区的老红军吴和满。吴和满是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上杉乡人，在红军长征途中因为身负重伤流落到这里，当采访的稿件先后在《固原日报》和《宁夏日报》见报后，引起了全国各地新闻媒体的关注。2006年5月，《宁夏日报》和《九江日报》两地媒体联合策划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送老红军回家”的活动，胡蕊做为《固原日报》记者和固原电视台记者马茂荣随行采访。活动举办的非常成功，在江西省引起了巨大轰动，省委常委、九江市委书记专门作了批示，九江市委宣传部和《九江日报》一起向胡蕊抛出了橄榄枝，邀请她到《九江日报》工作。胡蕊在回到固原后，向我征求意见，我答应了女儿的要求，现在想来真后悔。原因很简单，女儿不在身边，亲人团圆和亲情沟通的机会少了许多。女儿在《九江日报》工作了18年，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成长为报社的骨干，并担任该报的政治部主任，跟随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采访招商和洽谈经济合作之事，也经常在《新华每日电讯》《江西日报》《中新网》《大江网》等媒体上发表作品，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在九江小有知名度。后来，九江一些县区和企业也想调胡蕊去给他们搞宣传。当前，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经过深思熟虑，胡蕊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九江日报》，来到中国信通院江西研究院（九江）暨九江市数字经济产业研究院工作并担任副院长，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始了她自己新的职业征程。

次女胡欣先后在陕西西安翻译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分别读的专科和本科，所学专业是外语，本该与新闻专业不搭边，起初想找个与其专业对口或相近的工作，但几经折腾还是选择了《固原日报》。

《固原日报》这个平台非常能锻炼人，只要勤于业，就会有回报。胡欣进社后，经过前辈们的严厉指教和同事们的热心帮助，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能单独执行采访任务，她的悟性也比较强，很快从一个外行成为熟悉业务的新闻记者，并且还扎根一线，采写了一些鲜活有影响力的新闻稿件。当了8年记者后，胡欣现在被调到版面上当了编辑，这对她来说又是新的挑战。因为编辑岗位相较于记者岗位，更像是一份更为琐碎、更要操心、担子更重的“幕后工作”。面对一个版面，除了要会写稿，还要考虑如何选取合适的稿件、选取的稿件要怎样修改才会“锦上添花”，稿件和照片怎样排版等问题，这一一考验着编辑的理论水平、文字功底和编辑能力等。虽然胡欣现在干得还算敬业，但我还是会经常叮嘱她，要谦虚好学，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能力和写作能力，争取做一名好记者、好编辑，要为《固原日报》和新闻事业的发展贡献平凡微光，也算是传承了我们一家父女3人共同的新闻梦想。

执青春之笔 书奋斗篇章

余亚丽

2016年年初，我进入固原日报社，成为一名党报记者。

从非科班的“门外汉”逐渐成长为半个“内行人”，我花了近9年时间。在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篇稿件，在岁月的长河里也见证着我的成长。在日复一日的采访中，我完成着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

走进党报是偶然，成为记者更是未曾想过的事。我的记者职业生涯是在不断摸索学习中度过。成为记者，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在与他们接触中，我开始对一个个陌生行业变得了解，也通过报道不断充实着自己的人生。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卖羊羔头的老人。在我采访前的若干年，曾经在固原日报工作的同事也报道过他。老人说，同事来采访他时跑了很多遍，对他制作羊羔头的每一个环节都一再观察，他记忆深刻。听他回忆，我也备受鼓舞。

回来后，翻看旧报道，第一次知道固原日报曾经有过周末版，品读报道，我看到了前辈对待采访的用心用情，对新闻事业的执着。

当下，受众获取信息渠道变了很多。经常会听到，现在谁还看报纸啊类似的质疑声？但回过头来看，时代再变，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会变，变化的只是呈现信息的方式。报纸是一种精致阅读体验，守住这份精致，才能在新媒体时代岿然屹立。要做好新媒体内容，也同样需要打牢采编业务基础。这需要一批人怀抱理想，坚持不懈，守正创新。

在被KPI和浮躁催跑的当下，守得初心去做好新闻报道变得很难。在基层的采访，也时常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报纸的严谨校对，也鼓励着我们，即便换了平台，“内容为王”始终屹立不倒。网络资讯的空前发达，各平台抢新闻，“搬运工”和“粘贴匠”似乎很常见。冷静下来，不由得警醒，越是新闻竞争激烈，越是要独立思考、“接地气”。否则，我们就会被网络屏蔽在现实之外，在信息的漩涡中挣扎。

有人说，做媒体记者和编辑是个良心活，你用40%的精力也许就能勉强交差，但你用200%的努力也未必能做到最好。只有用心、用情、用功，认真对待每一个选题、每一次采访、每一则报道，每一篇文章、每一幅版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做到最好、更好，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切实发挥报纸内容为王的强大优势，开辟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既见他人 也见自己
张鑫潼

近日，行车驶过上海路，马路两旁的行道树已变了颜色，或红或黄的树叶随风翩翩落下。过去一年，每日上班都会路过这条路，看过了四季不同的风景，自己的心境也和去年懵懵懂懂满心好奇踏入记者行业时发生了诸多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对家乡认同感的加深。这一年，穿着工作服进食品加工车间、顶着烈日拍冬小麦收割、在纷扬大雪中采访仪程官……走过了固原大大小小的乡镇、村庄，经历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深入了解了固原的经济文化发展，恍然发现，自己对家乡的认识竟如此薄弱。

从前只知道她偏远、落后，却从未了解过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撕掉这些标签所做的努力。记者这份职业，为我打开了新的“窗口”，让我得以用不同的视角重新认识家乡，也让我在这一过程中，再次爱上这里。

这一年，采访了很多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收获了很多感动。有坚守实体书店21年的“文化摆渡人”孙守龙、“零彩礼”出嫁自己的回族青年马虎梅、全身截瘫仍乐观面对生活的退役军人贾建东……在他们身上，能看到很多最为美好的品质，而我有幸可以通过文字记录下来，让这些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不再是树影似的私语，而成为一扇扇明亮的窗。

这样的采访与记录，也让我更加坚信文字的力量。席殊书屋的稿件发布后，很多书店的老读者在评论区留言回忆往昔。店主孙守龙后来告诉我，很多读者向他打电话问好，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书店一直开下去的决心。那个当下，我也更加坚定了“一直写下去”的决心，因为文字所记录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收获感动的同时，也时常感到困惑。比如报道能不能给现实带来切实的改变？如何让文字有效地实现沟通？我相信，这些问题都将在之后的工作中找到答案。而我要做的，是时刻践行新闻工作者的“四力”要求，用文字，让事实自己说话。

脚下沾有泥土 心中沉淀真情
王文莱

上学时期，因为课本上一句“记者是社会的良心”，我对这份职业充满期待和幻想。真正从事新闻工作后才发现，无冕之王的头顶上没有光环，每一位记者都只是岗位上的小小螺丝钉。

记得去年新人见面会上，领导问过一个问题，“你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了一行、爱一行。”入职一年，我不断寻找答案。

爱一行，坚定选择干一行。大学实习的短暂经历让我感受到，纸媒始终承载着新闻人最原始的梦想，因此在毕业后，我一直朝着理想的方向努力。刚入单位，写稿逻辑不清晰、措辞不当；拍照不会构图；剪视频速度慢等专业能力欠缺，心里产生了各种恐慌。好在遇到了负责、有爱的“师父”带着我，从最基础开始学习：区分新闻体裁、捋顺逻辑顺序；预设采访问题、引导采访对象……同时，采访了致富能手、优秀党员、行业楷模等不同群体；接触了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领域，让我不断强沟通、长见识。慢慢的，平凡平淡的人和事在我的文字下变得鲜活、生动。

干一行，越来越爱这行。入职一年的工作经历让我体会到，新闻人必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初心。无论天气、路程、事件大小，记者总是在去新闻现场的路上。村BA、村晚、社火巡演等活动，映射着家乡人民热爱生活的精气神；肉牛全产业链高质量大会、彭阳县红梅杏开园等活动，见证着产业发展的欣欣向荣；六盘山山花节、红色旅游采风等活动，彰显着文旅事业的蒸蒸日上……不断挖掘和宣传家乡的正面力量让我收获了自豪感；温暖的单位集体、同事又让我感受到幸福感。

在未来，新闻人还是会为选题绞尽脑汁、为采访四处奔走、为写稿思考斟酌，但我将继续保持初心、保持新鲜感，脚下沾泥土、肩上担责任，不断进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