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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杨文钦回忆录 连载丨第十五篇：在乡村巡回医疗
为什么要调进县医院呢？因为我们在怀化地区已经很有影响了，地区又在扶罗召开现场会，还准备把我们调到地区去工作。这下子县里急眼了，就决定调扎西，但是不调我。1973年3月后，也调我到县医院了，这样我就离开了扶罗。
1970年代的县人民医院外科楼
当时，县医院的医疗条件虽然简陋，专业技术水平也不高，但它毕竟是全县的医疗中心，县城的经济社会事业，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比扶罗公社要强得多，病人的来源也很多，这为我和扎西推广普及医疗新技术提供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可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专业特长为老百姓服务。
扎西调进县医院时，院长是张伯芳同志。1974年9月，张伯芳同志调到县卫生局去当局长，李薇同志来当院长兼书记。
1970年代县人民医院内科楼
县医院当时没有妇产科医生，只有两个助产士，一个是刘传芳同志，现在退休了；一个是张伯芳同志的爱人喻秀英同志，就这么两个人。妇产科接生由她们两个负责，要做剖腹产之类的手术，她们两个胜任不了。当时，妇产科的水平低得很，一般做点人工流产，看点妇科病，一般的妇科病他们可以搞，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解决不了。
扎西调进来以后，让她去看普通门诊。张伯芳同志说：“大学生嘛，什么病都能治。”当然，也能治喽，看普通门诊她也不是不能看，但作为一个妇产科专业医生，在北京友谊医院工作了8年的专业妇产科医生，不作为妇产科医生来使用，看普通门诊，这是很不得当的。
我调进来之前，医院在管理上有点新动作，就是任命了3个主任，任命周楚煌医生是内科主任，贺建才医生是外科主任，伍炳和医生是门诊部主任。我调进来以后，任命我为门诊部副主任，要我看门诊。我看了一年多的门诊。
杨文钦医生（右）在乡村巡回医疗。杨文钦儿子杨京、女儿杨京华提供。
1974年的下半年到1975年，又安排我下乡去搞普查，当时叫做“四病普查”。县里组织了个庞大的医疗队，从公社卫生院抽人，从中医院抽人，那时中医院叫联合医院，还有县医院也抽一些人，组织了50多个人的医疗队伍，队长为杨锡恩同志，我是副队长，指导员是姚本梅同志。决定要我们带50多人的医疗队下乡，分成4个小分队，分别下到各公社各大队去。我们先去鱼市公社，然后走黄雷公社、林冲公社，这3个公社搞了一年，后来又到方家屯公社等其他公社。
所谓“四病普查”，就是妇科病中的宫颈炎、子宫附件炎，肠道寄生虫病中的勾虫、蛔虫，这4种病的普查。妇科病，要查宫颈炎。那时候波洲公社卫生院的吴炳光医生，是个中医，他还研究搞了个中草药配方，是粉粉剂，专门治疗妇科病、治疗宫颈炎的，效果不错。我们一个生产队的普查，发现病人有宫颈炎就发给她们药，都是免费的；肠道寄生虫病普查，要做大便化验，每个社员的大便都要收集，从大便中查找蛔虫、钩虫，如果查出有钩虫、蛔虫病人，就免费发药给他们。
当年研制中草药配方，专治妇科病的波洲公社卫生院吴炳光医生。
我就不在队部，每个医疗分队我都要去，我全在下面，不在队部。杨锡恩同志在队部，姚本梅同志开头的时候去点，后来间断性的去点。我在每个医疗分队，除了组织他们进行这些病的检查以外，还要给老百姓看病，什么病都要看，有需要做手术的外科病，还要给他们做手术。他们每个分队都有一套医疗器械，要做手术都能做，在每个队我都做了一些小型手术，但是其中有一部分病人，做了些比较重要的手术。原来安江地区有个医疗队在林冲公社，我来之前一年吧的那样子，他们在林冲公社卫生院做了一批小孩子唇裂手术，我来时刚好是做了一年多点。他们做过手术的病人都来找我看过，我发现这些手术做得不合乎规范要求，一个大的破嘴巴变成一个小的破嘴巴。
这种手术，根据缺损的宽、深程度分度数，在全世界有统一的几个手术方式，医生要根据不同的病情，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局部组织要全部利用上，不能切掉，只能在造成创面以后，这一块调在这里，那一块调在那边，唇沟、唇沿都要保持原样，既要把破的嘴巴修好，又还要整形。我看地区医院做的是最简单、最轻微的那一种，中间切开，然后缝拢，对于破得很深的那种，他们不会。
在乡村巡回医疗的杨文钦医生（右）。杨文钦儿子杨京、女儿杨京华提供。
这里有几个外国的学者发明的手术方式，不同的手术，用不同的方式做手术，手术名称是以学者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我就在行了嘞，为什么我在行嘞，我在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曾经轮转到成形外科工作一段时间，我就内行嘞。大多数就是用米那德（millard）这个方法最好，一点东西都不丢，只是造成创面以后，这块调过去，那块插过来，那边挪过去一块，做完以后，不注意看，基本上看不出他曾经做过手术。
我在林冲公社就是采用米那德（millard）手术方式，手术愈合以后，不注意看，基本上看不出曾经做过手术。安江地区的医疗队在林冲公社给那些小孩做的手术，我全部都重新做过。鱼市公社向阳大队姚香亭同志大儿子的手术，就是找我重新做过，看不出来，后来参军了，还提升为团级干部；还有林冲公社大堡大队治保主任家儿子的手术，我是在他家里重新做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两个，其他人都做了，记不清了，大概有5、6个人吧。后来有的人来看病，来征兵体检，我看出来了，就问小孩：“我给你做过手术吧？”他说：“是的，还是你给我做的过手术，原来做过一次，后来你又给我重新做过一次，现在才看不出来。”
在这几个公社，我基本上随医疗分队住村，这个分队搞一段时间后，我又要到另一个分队去看看，每个分队的工作地点我都要去。
搞完鱼市公社的“四病普查”普治以后，看情况，县里也知道了，后来就以县里派的工作队的名义留在鱼市不走了。就要我全盘负责这个队伍了，由我带领，姚本梅名义上只是挂个名，有时候去一下，大多数时间不去，主要是我。
在医疗队期间，我们每一个月要集中到公社休整几天。还没有决定医疗队要撤回来之前，我记不清是在林冲公社还是在黄雷公社，分管文教卫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桂菊同志到医疗队来找我谈，说医疗队工作结束以后要我到县卫校当校长，调我到县卫校去教学，当时我拒绝了。
我意识到：我从北京回到县里来，要我下乡到扶罗公社卫生院去；调我进县医院，又不安排我做外科工作，要我去看门诊；然后又要我带医疗队到乡里去。我看这里头有名堂。本来县里医疗水平很低，尤其是外科专业人员素质也很低，急需有水平的外科专业人员为病人解决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她说组织上要我到县卫校任教。我考虑来考虑去，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原因，看来是县医院没有我的位置的原因，实际上是在排斥我。
我跟张桂菊同志讲：“去县卫校任教不会有多大作为，我的岗位应该在手术台上，应该为病人解决问题，我不应该离开病人，我只有为病人服务才能更恰当的发挥作用；县卫校培养出来的，充其量是个乡村赤脚医生，不需要我来做这个事。如果我要教书、要教学，我在北大医院就是个教师。我连在北大医院的工作都放弃了，我要是继续在那里，意味着什么？名牌大学的教授！我明白该怎么做，那个地方的工作我都不留念，我回来就是要给病人解决问题。”
当时，张桂菊同志变脸了，态度很不好，她严厉地训斥我，讲：“你不服从组织安排！”我晓得他们搞名堂，她是为了保驾技术能力不如我的那些医生，但又不敢明说，只有把我排挤在一边，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刚来新晃分配到中寨公社卫生院后，来到县医院观察、了解情况的时候，晓得他们这些人的底子，就这个水平。而调我来县医院之前，任命贺建才医生为外科主任，门诊部主任是伍炳和医生，把我摆在门诊部副主任的位置上。论学术、论年资，我都比他们高。
在我们北京医学院系统的医院来讲，我是他们的上级医生，头一年毕业的与第二年毕业的，就是上下级关系。来到新晃后，他们不承认上级医生。从年资来讲，我就是上级医生，我比他们毕业得早，工作得早，而且我在国家顶尖级的教学医院经过严格的师资训练，治过许多他们不会治的病，做过许多他们不会做的手术。调我进县医院来，要我当门诊部副主任，安排在门诊看病，然后，又要我下乡去，他们玩这些东西，我看出来由头了。
今北大医院（部分）
我跟张桂菊同志讲：“我不是不服从分配，我倒要看这个分配出于什么目的？排挤也不能由你出面！”我很冒火，差不多要拍桌子了，非常气愤。
从这以后，再也没有谁向我提调去卫校的事情，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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