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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作为研究古代文明经典的学科，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西方古典学的形成史以及晚近中国古典学的兴起，都体现了古典学在国家发展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古典学不仅有助于理解古代文明，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理解自身的历史视角，更是促进不同文明间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纽带。围绕古典学内涵及其与国家发展、现代世界的关系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刘小枫。
古典学在东西方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和探索日益受到重视，显示出传承古代智慧和敬重传统文化的强烈使命。 古典学的定义及其在学术界的争议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它涉及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学术传统。在您看来，什么是古典学？ 刘小枫：古典学是综合性学科，其核心是古代经典的研究，按现代学科划分来界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它需要古典语文学、文献学、史学乃至哲学的支撑。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正经历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20年间，古典学在西方学界逐渐被现代激进思潮肢解，影响力明显衰退。然而，在我国，古典学却焕发出新的生机。要深入理解这一现象，首先必须明确，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对古典学的定义难免与西方学术界的传统定义不同。在西方学术界，古典学特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涵盖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当然也涉及出土文献的整理和识读，但核心部分是研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在2世纪的古罗马，人们开始使用“经典”一词来描述那些在文体和精神品质上值得后人模仿的作品。这些作品通常被视为培育政治人的文化标准，包括古希腊罗马的诗人、哲学家、演说家、戏剧家的大量作品，因其精神品格卓越和修辞技巧精妙而被视为经典。尽管如此，西方的古典学并没有严格区分古籍与经典，显然并非所有古代作品都是经典。因此，西方的古典学几乎与我们的古典文献学同义。在中国，不仅有无所不包的古典文献学或古籍整理学，还有基于十三经的经学，以及“子”学和经典诗文研究。可以说，我国的古典研究分散在文史哲的不同专业，如古文字学、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史学史、古代哲学史乃至考古学（如楚简）等，并不像西方古典学那样，大致集中在一个学科之中。西方古典学诞生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转换，而中国古典学则诞生于20世纪初“帝制”的终结。百年来，我国的现代文教体制在历史磨难中长期处于未定型状态。众所周知，直到今天，我们的学科还在不断调整之中。因此，我们的古典学学科在大学和科研体制中还没有一个独立的位置。但我们不能说它处于边缘地位，不如说，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学术界对此有不少讨论甚至争议。目前来看，我们应该意识到，古典学的核心是让古代经典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文化价值发挥现代作用，它不仅是为了过去的古籍之学，更是为了未来的心性之学，因此不应等同于古典文献学、古文字学、古代史学甚至考古学，虽然这些学科对古典学研究来说必不可少。古典学的主体只能是经典文本本身，其他都是辅助性学科。
古典学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大国兴衰的重要表征之一。从希腊化时期的整理古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寻古籍，再到建立现代学科式的专业，西方古典学始终与政治共同体的成长紧密相连。从古罗马帝国的兴衰到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古典学与大国兴衰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深刻联系？刘小枫：论及整理古籍与大国兴衰的关系，从我国汉代初期、隋代、唐代、宋代以至清代的古籍整理可以看出，“盛世必修典”是一个历史事实或成规。古希腊典籍的首次大规模整理和传承，出现在亚历山大帝国形成后，尽管当时的帝国已经一分为三，其希腊化的政治理想仍然是一致的。当时的希腊学者整理和传承古希腊文明经典，带有追求大一统帝国的理想。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周边之后，承接了希腊化的理念，并让罗马人自己的文明传统与之交融。西罗马帝国被蛮族倾覆后，东罗马帝国自觉承继古希腊文明传统，整理古籍可圈可点。14世纪以降，意大利的人文学者搜寻古希腊罗马典籍，成为意大利复兴的标志之一。我们应该意识到，所谓意大利文艺复兴其实是意大利的政治复兴，尽管最终没有成功，即没有形成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彼得拉克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他在搜寻、整理古籍方面十分有名，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同样是积极推动意大利成为统一政治单位的政治家。对古典文献的收集和研究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不仅有佛罗伦萨的执政官，也有罗马教廷的教宗，用今天的话说，搜寻和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籍近似于“国家行为”。16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扩展，大西洋逐渐取代地中海的贸易交通地位，意大利的国际地位下降，英国、法国尤其荷兰的地位开始上升，于是出现了“北方文艺复兴”，这指的是搜寻和整理古籍的中心移到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政治单位。到19世纪时，封建化程度高的德意志地区出现了追求统一政治单位的强烈冲动，古典学在德意志最早成为制度化的学科。普鲁士王国的文化教育大臣洪堡不仅重视大学的古典教育，还创设了注重古典语文学的人文中学体制，对德国古典学后来居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方古典学的兴盛与近代欧洲王权国家的兴起紧密相连，在今天的文明对话和国际关系中，我们不可忽视这些因素。
古典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文明，还对西方现代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古典学有助于促进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时在教育、文化传承和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古典学不仅是对古代文明的研究，对现代世界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在您看来，古典学对于理解现代世界有哪些启示？刘小枫：古老的文明传统对于承继这一传统的现代国家来说，是一笔可贵的资源。美国没有古老的文明传统，在它崛起之时，美国的有识之士自觉承担赓继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使命。著名的例子是哈钦斯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后，设立了西方文明核心经典课程，二战结束后还主持选编了54卷本的“西方文明的伟大作品”丛书（含74位作家的443部作品），以培养美国年轻人的文明意识。这套丛书含古希腊罗马（至奥古斯丁）、欧洲古典（从但丁到菲尔丁）以及启蒙运动以来（从孟德斯鸠至1900年）的作品，各约占三分之一。可见，对于西方人来说，“古典传统”的涵盖面非常广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古今之别”应如何划定。要确认古代经典，就必须了解“古今之别”与“古今之变”的本质差异。“古今之变”指的是人类生活方式及其生存原则发生根本性改变，其时代性的标志事件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那场“古今之争”，自然科学原理取代了传统智慧，成为新的权威，这引发了对古代传统经典的颠覆性重新评价，也影响了西方古典学的品质嬗变。紧随这场思想文化上的“古今之争”而来的是18世纪的两场深远影响世界历史的“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两者密切相关，如今学术界通常统称为“大西洋革命”。所谓的“现代”究竟从何时算起，学界一直有争议，比如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等，但现在一般公认是18世纪中期至拿破仑战争结束，也就是启蒙运动加上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由此来看，哈钦斯主持选编的54卷本“西方文明的伟大作品”丛书，有三分之二是古代经典，三分之一是现代经典。“古典”与“经典”是两个概念，我们当然不能说现代没有经典，恰好相反，现代有一大堆经典。哈钦斯似乎希望古代经典与现代经典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现代经典始终处于支配性地位。事实上，1900年以后的经典支配着如今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古典学在西方的地位可想而知。但这是西方文明的现状，若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应该建设怎样的古典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历史地看，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划时代意义。自19世纪以来，中国遭遇的是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要回应这一挑战，还得从根源上搞清西方文明的底蕴。因此，中国的古典学建设，不仅要传承中华文明的古典，更要深入研究西方文明的古典。如今我国文教体制中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大致以中西分类，我们的古典学建设恐怕也大致如此。毕竟，学术界的从业力量会自然奔赴“古今中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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