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图听书 | 当代文学必读经典 •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李自成》的故事始于崇祯十一年冬天，李自成在潼关附近陷于明军包围，全军覆没，妻女俱失，突围出来时只剩下十八个人。但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重整旗鼓，推翻了明王朝统治。

全书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堪称“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真实画卷”。

茅盾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大起大落，波澜壮阔，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鹍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却摇曳多姿。”

《芙蓉镇》以胡玉音、李国香、秦书田、谷燕山等人物的悲欢遭际为主线，向读者展示了从1963年至1979年间我国南方农村的社会风情，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揭露了“左”倾思潮的谬误危害。

作者从生活的春雨秋霜、峡谷沟壑中走来，为我们献上一幅寓政治风云于世态民情的风俗画、一曲哀婉而又严酷的山乡民歌。

《钟鼓楼》以薛家的婚礼为主要线索，讲述了北京一座九户人家的四合院居民，在十二个小时里发生的故事。

纷繁的人物与情节，丰富的人文地理、市井民俗风貌，令人耳目一新。通过近四十个人物的经历、命运和心态，勾勒出一幅纵横交错的北京市民社会生活生态景观图。

《浴血罗霄》是开国上将萧克以自身战斗经历为整体框架，以红军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从1937年开始构思，期间战事倥偬，小说时写时停，经历50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1988年正式出版。

1933年，国民党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罗霄山脉中段驻守湘赣苏区的罗霄纵队按照中央的指示，向北挺进，牵制和消耗敌人的战力。

当时战事紧张，条件艰苦，罗霄纵队展现了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出色的战斗能力，但也有不少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说以白描手法再现了当时红军的真实生活，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

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白鹿原》把强势的社会政治从前台推向了后台，将笔墨重心放在最具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意义的家族及宗法观念这一视点上，为家族争斗打上了政治斗争的特殊烙印。

一个家族两代子孙，白鹿原上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

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聚焦二十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上海一位女性的日常生活。

王琦瑶，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是那个时代的名片，一生都刻着上海的印记，时代的风情。

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历史情境与文学想象的精妙结合，大历史与小空间的穿插切割，呈现出斑驳陆离的城市文学景观。

《尘埃落定》以丰厚的藏族文化底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

小说故事曲折动人，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历史的天空》以抗日战争为主要背景，蓝桥埠镇被日军占领，战火中逃出四个年轻人：梁大牙和朱一刀欲投奔国民党，却误入八路军阵营；陈墨涵和韩秋云想寻找八路军，却被国民党强征入伍。

命运的阴差阳错，使他们开始跌宕起伏的人生。小说刻画了一批敢打敢拼、英勇奋战的抗日军人形象，展示了一幅雄阔壮烈的民族战争画卷。

张居正，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他任内阁首辅十年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熊召政所著的《张居正》，从典章制度、官职服饰到人物对话，都是经过充分考证的，力求符合明代中后期的历史真实，从而营构一种真实的历史氛围。

《英雄时代》笔墨触及当代中国最重要、最核心的经济活动层面，正面揭示了中国转型期出现的主要矛盾，重点探讨了信仰危机、价值标准多元无序等现实问题对当代中国人的命运产生的全方位影响。

从北京到西平，从官场到商场，从商业奇才到下岗职工，用柳建伟的话说：我是对生活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描摹，这种描摹我是用心的，是遵循艺术规律的。

《湖光山色》是一部平铺直叙式的小说，结构严密、充满悲情和暖意。小说写的是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的崭新思考，表现了一颗高贵灵魂在乡村剧变背景下的惊悸和固守。

作者周大新借用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水、木、火、金、土）作为小说结构，暗示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以及万物的相生相克。同时又将当地的楚国传说穿插其间，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欲望的寓言。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孤独与沟通的小说。

小说分上下两个部分，前半部“出延津记”写的是过去：卖豆腐的老杨弄丢了能说得上话的养女巧玲，他走出延津，离开故乡寻找，但找了半辈子，也没找着；后半部“回延津记”写的是现在：巧玲被卖到陕西，嫁人生子，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他想起母亲的老家，于是走回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作品深具文化和哲学寓意，在行走者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缘起缘尽中，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

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一度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

《天行者》以中国20世纪90年代贫乏的乡村教育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在贫苦生活中无私为乡村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民办教师为求转正而发生的辛酸故事，也反映出被人们遗忘已久的乡村民办教师曾有过的艰难历程。

小说秉承了作者现实主义的一贯风格，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落脚于中国社会的一隅，为这些“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献上感天动地的悲壮之歌。

《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

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生命册》的主题是时代与人。在从传统乡土到现代都市的巨大跨越中，李佩甫深切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

主人公“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

作者李佩甫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场域，将政治、经济、民俗文化等作为诱使人性发生多向裂变的外部因素，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氛围中的艰难求索或无奈蜕变。

《黄雀记》讲述了一桩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案件。小说塑造了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形象，通过三个普通人的视角，写他们的成长与纠葛，透视整个时代的变迁。正如书名所隐喻的，在螳螂捕蝉的命运拼搏中，后面永远有一个神秘的“黄雀”。 

作者苏童在这部小说中，以温婉、沉实、内敛的耐心，从容叙述了一个时代生活的惶惑、脆弱和逼仄。

三代人的命运构成了深微的精神镜像，在罪与罚、创伤与救赎的艰难境遇中，时代变迁下人的灵魂状况被满怀悲悯和痛惜地剖白着。

《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

公元1901年，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为了寻找失踪的弟弟，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走访，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一百余年后，谢平遥的后人和当年先辈们的后代再度相聚，各个运河人之间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徐则臣以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在百余年的沧桑巨变中，运河两岸的城池与人群、悲欢与梦想次第展开，并最终汇入中国精神的深厚处和高远处。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

《人世间》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艺术而雄辩地展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作者感同身受，满怀深情，立足底层，直指人心，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长篇小说佳作，更是梁晓声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