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讲堂 | 第七十四期 《用“四分法”探考《九章》的时与地》

用“四分法”探考《九章》的时与地

——兼论《九章》的篇次

屈原《九章》中的《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此为王逸《楚辞章句》篇次），原本单独成篇，后人将这九篇诗作编成一组而名“九章”。因为《九章》是后人编辑而成，所以诸篇创作的时间与地点、篇次等问题，至今聚讼纷纭，悬而未决。

王逸《离骚序》说：“（怀王）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则《九章》之作，在顷襄时也。”王、洪之说可疑，因为《九章》的九篇诗作不可能都作于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地或都作于顷襄王时代。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是“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此说极是，但他在《〈离骚经〉序》《〈九章〉序》中又认为都是顷襄王时屈原放于江南之地所作。近代以来虽有申论，但为王、洪、朱等言所左右。古今学者大多采用“两分法”，将这九篇诗作分成两大类，认为分别作于怀王、顷襄王时期，地点分别是汉北、江南。此类方法过于简单、笼统，甚至有以偏概全、过于绝对化之嫌。如果从诗篇中寻找内证，并结合屈原生平经历、历史事件进行考证，用“四分法”将《九章》细致分类，《九章》的时与地则更加明晰、合理。

所谓“四分法”，即按屈原生平事迹：出仕任职、第一次放逐、第二次放逐、投江等四个阶段，将九篇诗作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探索，考证出各篇创作的时与地，从而使《九章》的篇次也随之迎刃而解。

一、屈原出仕任职期间：《橘颂》

《橘颂》应居《九章》之首。它不仅与其它八篇形制别异，而且是“咏物之祖”。它是屈原早期在朝中任三闾大夫时所作，创作地点是楚郢都。三闾大夫即执掌屈、景、昭三姓王族子弟的教育。从《橘颂》的内容看，全篇为屈原勉励子弟应具备“深固难徙”“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的品质，且“幼志”“参天地”“苏世独立”而又“闭心自慎”，如橘一样“精色内白”。“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就是屈原针对教育王族子弟所言，只有屈原任三闾大夫之职才有此语，亦符屈原初仕的年岁及三闾大夫的职掌；郭沫若曾说：“《橘颂》作得最早……而大体上是遵守着四字的古调。”的确如此，从《橘颂》的形制看，皆为四言体，是屈原早期吸纳《诗经》“颂”体再创“骚”体的过渡；从《橘颂》的情感看，情调舒缓，立志修德，应是屈原年少得志时的作品。所以陈子展说：“《橘颂》作时最早……这当是初入仕途，为三闾大夫时所作。”

二、屈原第一次放逐期间：《抽思》《惜诵》

这两篇作于汉北之地。《惜诵》的结构和内容很像《离骚》，故有“小离骚”之称。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记，《离骚》是屈原在楚怀王朝被逐期间所作，古今大多学者考论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之地是汉北。那么，《惜诵》的创作之地则为汉北，且与《离骚》作时相距不是很远。《抽思》则很明显地作于被放逐汉北期间，诗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鸟”为屈原自喻，“南”指郢都，因其在汉北之南。《惜诵》与《抽思》谁作于先呢？从《抽思》

充溢着回朝从政以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来看，应在《惜诵》之先。只有初放之时，方生此念，如放逐日久，此念自然熄灭，亦为人之常情。《抽思》结构殊异，不仅具有多数篇章的“乱辞”，而且增加了“少歌”“倡曰”等乐歌结构上的形式，甚为罕见。是初放之后，“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欲之一改”愿望的表现。“抽思”之题取于篇中“与美人抽思”，此“美人”喻指楚怀王。因此，该篇应为屈原于怀王朝初放时所作。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曰：“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也就是向楚怀王陈述愿回郢都实施“美政”的要求。从诗篇中看出，屈原“独处此异域”（指汉北），见“郢路之辽远”，欲“狂顾南行”回郢，却“蹇吾愿”（蹇：阻碍、难以实现之意），因而“道思作颂”，即道述自己的心思而作此篇。

《惜诵》似为《离骚》的“前奏”“习作”，屈原眼看回朝的愿望难以实现，便对自己未来的道路着想，虽“竭忠诚以事君”“思君其莫我忠”，却“纷逢尤以离谤”“愿陈志而无路”，因此，“欲高飞而远集”“欲横奔而失路”“曾思而远身”，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和极度的忧虑之中。《抽思》是屈原放逐之初思君念国情感的表白，《惜诵》是放逐之后追叙自己遭受打击的始末和对待现实的态度。《惜诵》一篇之中竟然十一次言“君”，此“君”多指楚怀王及君国，是屈原“眷顾楚国、心系怀王”炽烈情感的抒泄，因此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惜诵》中有《抽思》“愿摇起而横奔”思虑的延续，因此在《惜诵》中再言“欲横奔而失路”。

三、屈原第二次放逐期间：《思美人》《涉江》《哀郢》

这三篇均为屈原被顷襄王放逐于江南期间所作，即作于顷襄王朝，因为各篇地理皆涉江南区域，且内容亦为放逐后抒愤之情。在这一组诗篇中，被顷襄王放逐的屈原首先思念自己曾被“甚任之”的楚怀王，陈述自己尽管再遭受打击和挫折，但决不变节从俗的信念，这便是《思美人》，此“美人”喻指楚怀王。该诗作于放逐江南途中的第一个春季，有“开春发岁”“观南人之变态”“独茕茕而南行”等诗句为证。屈原流放至溆浦之后，回忆并记述了他此次放逐自鄂渚西行洞庭湖口、溯沅江至辰阳、溆浦沿途的艰苦行程、险恶环境、郁愤心情，这就是《涉江》。屈原被放逐江南第九年的春天，耳闻楚都郢被秦所破，先王陵墓被焚，百姓流离失所，顷襄王东逃陈城，心情沉痛，曾随离散、流亡的百姓流浪，并创作了《哀郢》。褚斌杰论证《哀郢》：“‘哀郢’，谓哀悼郢都之沦亡。……全诗紧扣‘哀’字展开，并多用呼告、感叹词，词悲情烈，深刻地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诗篇中“方仲春而东迁”“淼南渡之焉如”“至今九年而不复”，提供了屈原创作《哀郢》的时间、地点。至于诗句“当陵阳之焉至”之“陵阳”，并非安徽青阳县南之陵阳，实是“陵阳侯”之简称。《汉书·扬雄传》：“陵阳侯之素波兮，岂吾累之独见许？”汉代应劭注曰：“阳侯，古之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为大波。”《淮南子·览冥训》：“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高诱注曰：“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溺死于水，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也。”这些古文献记载，说明“陵阳侯”即波涛的代称。正如周秉高所论：“如果把‘陵阳’释为地名，释为屈原所迁，那么，就难以理解《涉江》所示路线了。”

四、屈原投江之时：《悲回风》《惜往日》《怀沙》

这三篇皆为屈原自沅水流域的溆浦走向湘水流域的汨罗之后，于沉江前夕所作。诸篇均情感悲怆、激烈、死意决然。虽均作于一地，且为“临绝之音”，但其作时有先有后。

《悲回风》作于自沉汨罗前一年的秋冬之季。“回风”，即指摧折草木的秋冬之旋风。诗篇中“凝霜”“悲霜雪”，描绘的是肃杀、悲凉的秋冬景象。篇中三次提及彭咸：“夫何彭咸

之造思兮，既志介而不忘”“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又言：“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彭咸与申徒狄皆为殷时贤士，亦投水而死，伍子胥也是被赐死而浮于江海的，由此说明，屈原欲效法他们投水自沉，是准备投江自沉的预告。在此之前的郢都被破、国败民散，激发了屈原誓死殉国的情感，所以在《悲回风》中说：“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

对于《惜往日》《怀沙》，汤炳正考察后曾说：“这两章，乃写于由沅水流域的溆浦东北走向湘水流域的汨罗时期。”此言确是。“惜往日”，即痛惜、哀伤过去的岁月。是屈原对其一生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奋斗的总结。回忆自身在怀、襄二世的政治遭遇，痛惜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难以实现的成因。同时痛恨谗佞当道、君王昏庸、法度废弛。本篇是《悲回风》的续写，“宁溘死而流亡”的自沉汨罗之意再增，可从“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等诗句获知。篇中前述“惜壅君之不昭”，结尾又言“惜壅君之不识”，表现了屈原对两代楚王政治统治极度失望的心理。

最后一篇是《怀沙》，是屈原的绝笔，其作地是汨罗。古今学人大多认为屈原于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该诗首言“滔滔孟夏”，又言“汩徂南土”，再言“浩浩沅湘”，可互证屈原死期及创作的时间、地点。从诗题“怀沙”之意看，“怀”即“归”“依”。《广雅·释诂二》：“怀，归也。”《后汉书·吴汉传》注：“怀，依也。”“沙”，指水中。《易·需卦》“需于沙”，虞注：“水中之阳称沙也。”因此，“怀沙”意即沉江。再者，朱熹《楚辞集注》释曰：“言怀抱沙石以自沉也。”此意较确，亦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从诗体看，大多为短促有力的四言体，是屈原独具匠心表达悲愤情感的方式；从内容看，先抒“伤怀永哀”“郁结纡轸”的愤懑心境，再叹楚朝“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惟党人之鄙固”的昏暗，感慨自己虽“文质疏内”“重仁袭义”，却“孰知余之从容”“世浑浊莫吾知”。特别是诗尾“乱辞”，无所畏惧，视死如归，是屈原誓死以殉崇高理想的最后宣言：“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综上所述，《九章》诸篇按时间先后编排，宜为：《橘颂》《抽思》《惜诵》《思美人》《涉江》《哀郢》《悲回风》《惜往日》《怀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