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王贵祥：浅议中国古代宫殿与都城的中轴线

中国古代的城市与建筑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其城市的布局与建筑群的组织往往是围绕着一条严格的中轴线逐渐展开的。如明清北京城就是由一条始自永定门，经过前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穿过紫禁城中轴线，再通过神武门，越过景山，到地安门，直至钟楼与鼓楼，延伸有数公里之长的宏大的城市空间体系构成。而明清北京紫禁城，也是以其严谨整齐的中轴线，从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到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钦安殿、神武门，将其严密地嵌入到了北京城的宏大空间之中。

同样，中国古代园林也是有轴线的，如颐和园，在其东宫门是由一组东西向的中轴线，将园林空间从园外引导到了园林之中。而由排云殿建筑群，以及佛香阁、智慧海和与排云殿前的牌楼遥遥相望的龙王庙构成的轴线，也构成了颐和园南北向的一条中轴线。正是这条中轴线使得看起来似乎是自然天成的皇家园林，在湖光山色、绿树浓荫之中，也突显出某种严谨的秩序与宏大的气势。

一座古代佛寺、道观，或一座传统住宅，如四合院，也是各有其中轴线的。如佛教寺院，往往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与藏经楼组成的中轴线，两侧往往再辅之以对称布置的钟楼与鼓楼、观音阁与普贤阁、伽蓝堂与祖师堂等等。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中轴线，使中国的住宅、寺院、宫殿、城市、苑囿等等，整合成为了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严整的建筑与城市综合体。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人这么青睐城市与建筑群的中轴线呢？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中轴线是从什么时候产生，又是在什么时候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空间组织的基本特征？这样一种中轴线，又赋予了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以什么样的性质与特征呢？

从考古资料上来看，中国古代建筑中采用接近轴线式布局处理的最早例子，至迟可以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一号宫殿遗址中发现（图1）。二里头一号宫殿是在一座大殿四周环绕了一圈廊庑，主殿设在周回廊庑内中央偏后的位置，在周回廊庑的南侧正中，则设置了一道大门，而大门恰与庭院内的主殿正相应对，似乎略显这一宫殿院落的轴线。虽然，这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中轴线，但也已经初具了后世中国古代建筑对称布置的雏形。另外一个建筑轴线的例子，见之于周原考古中发现的周代合院式建筑，这组中国古代最早的四合院式建筑组群，也许是中国古代四合院落式建筑群中使用中轴线的最早例证。（图2）

当然，商周时代的建筑群中，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建筑中轴线的概念，除了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与周原四合院遗址中所显现的迹象之外，在其他一些商周时代的宫殿、陵墓遗址中，也是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的。如商代陵墓的墓穴，多呈十字形平面的布置，其十字形平面的墓道与墓穴主室及侧室，其实就已经构成了建筑空间的中轴线。然而，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似乎从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遗址中，都没有看到明显的城市中轴线的例子。战国时期的诸侯宫殿建筑，往往是依靠在高大的台座上布置殿阁建筑，而不是靠沿中轴线布置宫殿建筑的处理方式，来提升宫殿建筑的尊贵、隆重与庄严了。

城市中轴线的考古学例证，最早也只能在三国曹魏时期的邺城城市布局中发现。但是，将城市空间纳入到一条前后贯通的空间轴线中的思想，很可能在秦代的咸阳城中已经初见端倪。关于这一点，可以见之于司马迁《史记》中有关秦朝宫前殿阿房的记载。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的记载：

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①

从这条记载我们知道，秦始皇准备建造的阿房宫，大有比像文王之丰，武王之镐，以成“帝王之都”的意思。阿房宫只是这座拟建都城中朝宫的前殿。但是，这座前殿在空间规划上，却是在这座前殿与其前南山的大空间中布置了阁道，并且将南山矗立的山峰作为了这座前殿正前方的双阙。所谓阙，是“阙然为道”的意思，也就是在一座主要建筑物正前方布置的门阙。这样就把阿房前殿与咸阳之南秦岭山脉上的山峰融入在了一条空间轴线上。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在规模宏大的阿房宫之后，还建造了复道，从阿房宫后，直接跨越位于阿房宫之北的渭河，将这座前殿纳入到了咸阳城的范围之内。这样做的意义，是为了比像天空中天极阁道跨越河汉，直抵位于正北方营室星的意思。

这样，我们大略可以看出，在秦始皇营造朝宫与阿房前殿的时候，是在刻意创造一条空间轴线，以使阿房宫之前与南山之巅相对，阿房宫之后，以复道渡渭，将阿房宫与咸阳城整合在了一起，而这种整合又是以天空中的“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为比像的。营室是位于中国北天空中正北方向的一颗星，从这颗星的名称也可以知道，它有被用来在营造宫室城垣时确定南北方位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暗喻了阿房宫后以复道渡渭属之咸阳的做法，带有将阿房前殿纳入到咸阳城南北轴线上的意思。由此我们或可以从这一系列的空间筹划中发现，秦始皇似有将南山之巅、阿房前殿，与渭河之北的咸阳城纳入到一条南北向的空间轴线上的规划意图。若果如此，可以想象，这将是一条多么气势恢弘的空间轴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城市或宫殿建筑的轴线与大自然景观之间构成一条完整的空间轴线的规划设计手法'并非秦咸阳阿房宫一个孤例。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隋唐洛阳城（图3）。据《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

大业元年，炀帝命仆射杨素等营构宫室。大业二年，遂成新都而徙居之，今洛阳是也。其宫北据邙山，南值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故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故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定议建都焉。^②

这说明隋炀帝在决定营建东都之前，是注意到了洛阳山河中邙山与伊阙相互对应的地理关系。而这两点，其实已经构成了一条南北向的直线，这条直线，其实也就是后来的洛阳宫城中轴线与洛阳城主轴线。也就是说，隋唐洛阳城，是将邙山、洛阳宫、洛阳城主街与伊阙龙门布置在了一条轴线上。将伊阙称为“龙门”，正是从隋炀帝的这句话中衍生而来的。

事实上，隋炀帝在营建洛阳城时，是将洛阳城内的宫殿中轴线，与洛阳城的主要街道定鼎门大街重合而形成为一条洛阳城的主轴线，然后又将这条城市主轴线向南延伸，直接与洛阳城南由山体之断裂而形成的空缺口一阙，或称龙门阙，对应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一条自洛阳宫城，至洛阳南门定鼎门，再至伊阙龙门的长近30里的空间轴线：

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南临洛水，开大道，对端门，名端门街，一名天津街。阔一百步，道旁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端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端门即宫南正门。重楼上重名太微观，临大街，直南二十里，正当龙门。^③

这里可以看出一条自宫城正门端门，（应天门）至城市南门建国门（定鼎门）之间，由宽一百步的大街构成的城市主轴线。而这条主轴线，自端门向北延伸，并与宫殿中轴线重合，并自城市南门建国门（定鼎门）向南延伸，穿过其前由伊水穿越而形成的伊阙龙门（即著名的龙门石窟），从而将宫殿中轴线、城市主轴线与伊阙龙门，整合而成了一条长达30余里的规模宏大的空间轴线。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隋唐洛阳城内的这条城市轴线，并非洛阳城的城市中轴线。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隋唐时代，城市中轴线的概念已经形成，而将宫殿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重合而一，恰恰构成了天子京师的一种特殊的城市景观。隋代立国之初，先由文帝杨坚营造了西京大兴（唐长安）城，从而将大兴（长安）确立为帝国的京师之地。炀帝杨广建立的东都洛阳城，相当于京师的陪都，因而，其地位应该略逊于京师大兴（长安）。这或许是隋唐洛阳城没有将宫殿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重合，而是创造了一条偏离中心的城市主轴线，并将之与其前的伊阙龙门相对应的原因，既恰当地表达了洛阳城的东都地位，也突显了洛阳城不同凡响的城市空间气魄。

当然，洛阳城没有将城市中轴线与宫殿中轴线重合在一起，可能还有用地方面的种种考虑。如洛阳所选用地，恰恰是一块地势高爽的位置，适合于建造宫殿。此外，因为有洛河穿越城市，在城市的选址方面也受到了诸多的限制。因此，应该说洛阳城城市主轴线的形成，可能有其因是陪都而略加贬抑的因素，但更多的可能是地形地利方面诸多考虑的结果。然而，将宫殿中轴线、城市主轴线，与大自然形成的伊阙龙门整合为一条宏大的空间轴线，确实是隋炀帝及其御用规划师们刻意经营的结果。

从建筑史与城市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在秦代已经有了将阿房宫与南山之巅相对应而形成轴线，并将这条轴线向北延伸到渭河以北的咸阳城中的做法。但是考古资料上展示的汉代长安城，却并没有将宫殿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重合在一起的任何意图。长安城内宫殿林立，城市中央大道，被夹在了诸座宫殿建筑群之间的夹缝之中。显然，尽管汉长安城中有一条居中位置的南北大街，但却构不成一条具有空间象征意义的城市中轴线。

东汉洛阳城中，已经出现了将宫殿置于城市中心位置的做法，其宫殿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也比较接近，但因东汉洛阳城是沿用老城旧址逐渐扩展而成，并非一次规划而成的将城市中轴线与宫殿中轴线设置在中央的例证。因为这是一座逐渐形成的老城，城内的宫殿，因为旧有房屋的原因，而分为南北两宫，南宫与北宫之间还不得不用架空的复道来联系。显然，这是因为其宫殿与城市不是一次规划而成的，为了既将就旧有的城市建筑，又适应新建宫殿的使用，不得不采用这种复道联系的做法。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东汉时代，还不是特别强调宫殿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皇家权力的象征作用。

如前所述，将城市中轴线与宫殿中轴线重合而为一条完整而严肃的轴线的做法，最早的实例见之于汉末三国曹魏时期的邺城（图4）。邺城是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北部为宫殿、苑囿及贵族居住区，南部则为整齐划分的居住里坊。宫殿建筑群位于北部的中央，由于宫殿分为东西两区，每一区都形成了一由宫殿中的层层门殿所造成的宫殿中轴线。宫殿的西边是著名的铜雀园，其中建造有铜雀三台，以及宫廷的库藏。在西侧宫殿之东又有一组宫殿，大约相当于外朝的所在，其前有衙署，其后有后宫，大约也形成了一条宫殿建筑轴线，在这组宫殿的东侧则是贵族居住的戚里。戚里也采用了里坊式空间布局的方式。

显然，在曹魏邺城中，是有一条城市中轴线的。这就是与邺城宫殿中轴线对应的中阳门大街。这是一条位置居中的街道，且与其北宫殿的中轴线恰相重合，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宫殿与城市中轴线。这或许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与建筑史上，第一次可以营造的城市中轴线的例证。这样一条城市中轴线，将宫殿建筑置于这条轴线的北部，并以由宫殿门阙殿阁组成的宫殿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相重合，从而突显了曹魏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许正是这座曹魏邺城，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沿中轴线布置宫殿衙署，并构成了古代都城城市空间主轴与中心的做法。自曹魏以后的大部分王朝，大约都沿袭了沿中轴线展开宫殿与城市空间的布局特征。

三国曹魏邺城以后的一座重要都城，是北魏洛阳城（图5）。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最初建都平城。平城是否有城市中轴线，这条中轴线是否与北魏宫廷的宫殿中轴线重合，从史料及考古资料上似乎看得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东汉洛阳旧城的基础上建造的北魏洛阳城，却是一座经过了缜密规划，且有明确宫殿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以及整齐的里坊与市肆的古代大都会城市。

在这座经过重新规划建设的大都市中，宫城位于城市中央的一条中轴线上，宫城的中轴线与城市中央的主要街道铜驼大街重合，从而形成了整座城市的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的两侧，则整齐地布置着各为300步见方的里坊，在这些里坊中，又嵌置了洛阳大市等专门用于商业交易的市肆。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铜驼大街，并没有被限制在方正的外城城垣以内，在城垣南门之外又特意设置了专门用于接待与安排四方来朝的南蛮、北夷及东西胡人的四夷馆。四夷馆也是按照里坊格局布置的，只是其布置方向延南北向延伸，似乎在刻意延伸这条由宫城的阊阖门、铜驼街、重阳门及位于城市南垣上的永桥构成的城市中轴线。当然，从考古发掘的角度看，这条城市中轴线并非恰恰位于城市左右对称的中心线上，从考古遗迹看，似乎轴线以东的里坊数量略多于轴线西侧的里坊。但这并不能够否认，北魏洛阳城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经过刻意规划设计的宫殿与城市中轴线。

隋唐时代的兴起，是伴随着南北朝时代的结束而开始的。隋文帝于开皇二年（582年）建造的大兴城，是经由一次规划建设而成的中国古代都城的典型实例（图6）。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的资料，大兴（长安）城东西宽度为9.72公里，南北长度为8.65公里，可以说是中古时代世界上最为宏大的都城。城市北部的正中，布置有太极宫，太极宫的两侧分别是东宫与掖庭宫，这三组宫殿建筑群组成了宫城。宫城的正门为承天门，承天门前有南北宽220米，东西长2820.3米的宽大横街，构成了宏大的宫前广场。宫前广场之前，则布置有各种职能的中央衙署建筑，在这些建筑之外，又有一道城垣，从而构成了皇城的范围。

这种将宫城与皇城结合在一起进行设置的做法，是隋代首创的。这样一种做法一直影响到了明清北京城内的宫城与皇城的布局。只是明清北京城的皇城是包裹在宫城之外的，而大兴城的皇城则是紧邻宫城南垣布置的。皇城的南门为朱雀门，朱雀门正对位于长安城中心线上的朱雀大街，朱雀大街的南端是长安城南垣的正门明德门。朱雀大街的宽度为155米，在城内除了承天门前横街广场之外的街道中，最为宽广。其中的原因之一，显然是为了突出这条中央大街在隋唐长安城中所起到的中轴线作用。

自唐代以后，将一座都城按照左右对称式的规划处理，从而形成一条城市中轴线，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将帝王的宫殿，布置在这条线上，大约成为了一条惯例。唐以后的都城中，除了个别特殊的例子，如偏安一隅的南宋以外，其他如北宋的汴梁城，元代的上都城、大都城，明代的中都城、南京城、北京城，都延续了这一做法。

关于北宋汴梁城内的皇宫大内中轴线，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为建昌宫，晋改命曰大宁宫，周世宗复加营缮，犹未尽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营之，一如洛阳宫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开诸门望之，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见之。”^④

这一典故恰是对中国古代帝王宫殿建筑严格按照中轴线布置建筑空间的一个巧妙而深刻的解释。我们或不清楚梁太祖或周世宗对宫殿的营造改建，何以不合王者之制，而宋太祖按照洛阳宫殿的制度，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从宋太祖的这段话中，我们或可推测，宋太祖所做的最大改变，就是将正殿与其前的诸门殿布置在了一条通直的中轴线上，从而既突出了帝王的居中坐正之势，又昭显了帝王的端正中直之德。《周易》同人卦中“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之正，以中直也”的思想，颇蕴含了帝王宫殿建筑的空间意象与思想。

辽南京与金中都'即辽金时代的燕京城，虽然其城市的中轴线并没有与宫殿中轴线完全重叠，但其宫殿的中轴线也是十分明显的，并且构成了城市中一条重要的空间主轴线。也许正是因为辽金燕京城的城市中轴线不那么突出，因而不符合一统天下的元帝国作为京师之都的要求，所以，在元代立国之初，就在辽金燕京的东北方向，建造了著名的元大都城。

元大都是继隋唐长安与洛阳之后，又一座经过一次规划建设，平地而起的国际性大都市（图7）。元大都的城市中轴线采用了一条与隋唐长安城截然不同的处理手法。如果说隋唐长安城是将宫殿建筑群布置在城市的北部，并在宫殿前延伸出一条与宫殿中轴线相重合的宽阔的街道，并结合宫城、皇城与外城的城门，来形成这条城市中轴线的话，元大都则将宫殿建筑群推到了外城城内的最南端，使宫城与皇城的城门与外城的城门形成一个紧凑的门殿序列。

元大都城的中轴线，是在宫城中轴线之后，通过中心台或中心阁而向北延伸的。元大都城的特点是，其外城城内的北半部，似乎没有太多建筑，因而，也不见其中轴线继续向北延伸的迹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元大都城，一改前代都城在每面城墙上设三座门的做法，其东、南、西三面城垣上各有三座城门，而其北垣上却仅有两座城门。这也使得元大都的中轴线，无法通过其外城的北门而得以全城贯通。所以元大都的中轴线大约只延伸到中心台或中心阁处。中心阁的北面，似乎并没有十分强烈的延伸中轴线的意向。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的城市空间（图8）。明初时，先是将元大都城的南垣向南推了一里，同时又将北城垣向南移了五里，从而将原本没有多少房屋的城内北半部推到了城墙之外。在其宫城之北，堆叠了一座巨大的土山，即今日的景山。在景山之后，则通过地安门、钟楼、鼓楼，将宫城中轴线向北几乎延伸到了北城墙下。只是因为其北城墙沿袭了元大都仅设两座门的规制，因而没有位于中轴线上的北门，从而使这条轴线在钟鼓楼处戛然而止。然而，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南城的扩建，使得宫城与皇城及内城的城门之前，又延伸出了一条宽阔的街道——前门大街。这条街道将原本在城外的天坛、先农坛等建筑群，紧密地拉到了城市中轴线的体系之中，并且通过永定门的设置，而将北京城的中轴线延伸到了外城的南垣上。显然，明清北京城中轴线是结合了元大都城将宫城、皇城直抵外城城门的处理手法，与隋唐长安城在宫城与皇城城门外延伸一条大街的做法结合起来，而形成这条宏伟的城市中轴线。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疑问需要加以解释：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要将帝国的京师与天子的宫殿布置在一条具有中轴线的城市空间中呢？北京这条中轴线还有什么更为深层次的象征性意义吗？

从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人自己的宫室、住宅、衙署、寺观，往往呈坐北朝南式布置，并且一般都有其中轴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中国人有一种“立天下之正位”的思想。这一思想见之于《孟子》中的论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⑤当然，在孟子那里，“立天下之正位”不仅仅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那些有道君子们的要求。但是，在孟子看来，那些统领天下、表率万邦的天子，更应该是一位君子，也更需要立于天下之正位，才能够担当起统率天下的责任。或许正因为这样，古代中国的帝王之都，往往要立于一条宏大的空间中轴线的北端，以形成一种俯临天下的宏伟气势。这一点从天子之都的选址上，已经可以看出来。如周武王最初准备在洛阳这个地方建立都城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了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山河辐辏，实乃“天下之大凑”的特殊地理空间环境。据说周武王克殷之后，在向关中返回之时，武王站在“洛”这个地方，顾瞻河洛而叹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雒，毋远天室，遂定鼎郏鄏，以为东都。”《周书》又曰：“周公将主政，乃做大邑，南系于洛水，被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也。”^⑥这里所谓的“天下之大凑”，意思是说洛阳处于天下的中心。这其中大约也包含了“立天下之正位”的思想。而历来的帝王选择其帝都的所在，其实都包含有相似的思想。如领有漠北、关东、西域、云贵、青藏的元帝国，在初建大都城时，就是将燕京这个地方看作了天下之大凑的中心，统驭天下的正位，从而将燕京这个地方，纳入到了整个中国大地的浩大空间之中。明清北京城恰是继承了元大都城的这一特征。

当然，在都城的选址上，很可能也掺杂了某种堪舆或风水的意念。有趣的是，后来作为辽之南京、金之中都，并最终成为元、明、清三代之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北京城，早在五代时的后唐人那里，就被看作建立首都城市的最佳风水之选：

何谓地运有转移而天气从之？如黄河是天地间一大血脉，据黄（唐）虞时，河由龙门而转吕梁，由吕梁而转太行，由太行而转碣石乃入海。是河从西转南，从南转东北，而冀居其中，则所谓黄河如带，五岳俱朝，为天下第一大风水者，此也。^⑦

这里所用的堪舆或风水概念，其实是将城市与建筑，纳入到天地山川的大形势之中的一种空间思维方法。在这位后唐人的眼中，燕地冀都，有如将黄河作为了腰带，而五岳对其呈拱卫之势，正是天地间第一大风水者。这一思想被南宋时代的大儒朱熹加以了延伸：

朱文公熹曰：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⑧

朱子的思想，很可能是沿用自后唐人何溥的说法，但他毕竟是一代大儒，故而其说在明、清两代的文献中多次被转引。这里所引清人的转述，是因为其言简意赅地表述了冀都（燕）的地理山川之大势，同样也代表了清朝人选择燕京之地为京师的原委。由此可以知道，早在北京成为首都之前数百年，古代中国的文人智者们就已经从天地山川的大形势中将燕冀看作了最佳的京城首选之地。南宋时的大儒朱熹，虽然自己屈居江南一隅，却仍然能够从天地山川的浩大形势中，来看待燕冀之地的山水之势，足以看出古代中国文人士夫们，大约都怀有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的博大情怀。他们是从文化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层面上，为中华帝国的首都选择做出了筹划。

然而，从五代后唐时人，乃至南宋大儒朱子关于燕冀地区地理环境的关注，以及后来的元、明、清统治者，实践了将其首都纳入到这一位于“天下之正位”的宏大空间环境之中的做法，客观上，都是将北京城的这条城市中轴线延伸到了从中原到岭南这一广阔的天地之中。也就是说，由元、明、清宫殿建筑群所构成的这条中轴线，不仅延伸到了整座城市之中，而且继续向南延伸，在这条中轴线的两侧，除了太行、渤海等大空间之外，还以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形成了其前左右对峙的青龙、白虎之位。而位于中央的中岳嵩山，恰呈其前的案山，黄河则如腰带一般环绕，远处的淮南诸山，构成了第二重案山，南岳衡山，以及岭南诸山，则构成了第三重案。这样一条由祖国的大山大水所构成的空间中轴线，就被北京一直延伸到岭南。而北京之北又有燕山为屏，北京以南则以开阔大平原，构成了巨大的明堂之地。从而使北京城处在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宏大山水空间中最为隆重与庄严的地理位置上，并且使北京城的中轴线也成为了贯通中国南北大地的一条最为宏大的空间轴线。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②（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道三•河南府一”，《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

③（唐）杜宝：《大业杂记》。

④（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⑤《孟子》，卷六《滕文公下》。

⑥（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道三•河南府一”，《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 

⑦（后唐）何溥：《灵城精义》卷上，《形气章正诀》，《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相宅相墓之属》。

⑧（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