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宗的“枯山水”庭院用沙子布景，很可能受白居易的诗的启示

白居易逝世的同一个月，唐宣宗下令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李宗闵还没接到消息，就在封州病逝了。

九月，皇帝调荆南节度使李德裕到洛阳担任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并解除了他的同平章事的宰相职衔。因宣宗忌讳李德裕，宰相白敏中指使党羽检举李德裕辅政时的过失。大中元年（847）二月，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给事中郑亚作为李德裕提拔的人才，也受到牵连，被外派担任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他聘请才子李商隐为掌书记一同前往桂州，帮自己处理文书等事宜。三月，皇帝下诏允许新科进士在杏园宴集，这是会昌三年李德裕上书请求朝廷禁止的事情。闰三月，皇帝又下令全面恢复之前被拆毁的佛寺，任凭僧人自行募资复建。

李德裕在洛阳平泉山庄闭门不出，编辑整理会昌年间所撰制诰、奏章为十五卷，秋天寄给郑亚请他再作编辑并作序。郑亚重新编辑为二十卷，让李商隐起草了一篇《会昌一品集序》，自己又作了修改，寄回给李德裕。

大中二年正月三日，李德裕接到被贬潮州司马的诏命，当日就带着妻子刘氏、二子李浑和几个女儿匆匆离开平泉山庄，乘坐船只沿着水路而行，留下小儿子李钜看家。李德裕路过汝州时，正在那里担任汝州长史的牛僧孺设盛宴招待李德裕。两人从前有重重矛盾，但牛僧孺晚年其实无意在仕途上争斗，颇有悠游林下之意。他解说岭南与中原的气候、风俗差异，好言安慰李德裕，没有提及从前两人的仇怨。

可惜，掌权的白敏中等人还不罢休，又借一桩陈年旧案打击与李德裕交好的官员，好几位官员因此被贬。如桂官观察使郑亚被贬为循州刺史，他的幕僚李商隐只好返回洛阳家中。途中，李德裕一再想起自己的平泉别业，写诗《夏晚有怀平泉林居》回忆那里的美景，想到了小儿子还在那里等待自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这座山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五月他抵达潮阳，听说，牛僧孺已调任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有个叫允躬的僧人还编写了《南中李太尉事》，造谣说李德裕到岭南后“天厌神怒，百祸皆作，金币为鳄鱼所溺，室宇为天火所焚”[1]，在民间传播颇广。这是因为之前武宗灭佛，许多僧人、信徒迁怒于李德裕，编造了许多关于他的不实消息。李德裕对此也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

李商隐听闻皇帝让朝臣商议之前太宗、代宗、德宗时期在凌烟阁所绘功臣画像之外被忽略的前代功臣，要图绘他们的形象供后人瞻仰。众官员提交的功臣名单多达三十八人，从太宗朝的王珪、马周、褚遂良等人一直到德宗时的将领马燧、宪宗朝的宰相李绛。李商隐有感而发，联想到李德裕在武宗一朝立下征伐回纥、平定藩镇的大功，如今却没有朝臣敢提及他的名字，写了一首《旧将军》，因李德裕当过“太尉”，这是主管军事的尊衔，他便以“李将军”影射李德裕：

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一作故）将军。

朝中政敌要把李德裕折腾到死。十月十六日，李德裕又接到被贬崖州（今海南海口东南）这座遥远的海岛担任司户参军的公文。他的二儿子李烨时任检校祠部员外郎、汴宋亳观察判官，一个月后也受牵连，被贬到岭南当立山县的县尉。

在南下途中，李德裕听说牛僧孺已于十月二十七日在洛阳病逝，享年六十九岁。让他感慨的是，之前趋附他的那些人纷纷躲开了，“十五余年车马客，无人相送到崖州”（《南窜途中感愤》）。这种人情冷暖在官场并不鲜见，他只不过又一次见证了这一现象而已。温庭筠见到曾属于李德裕的御赐屏风出现在别人家中，有感于李德裕的命运，写了一首《题李相公敕赐锦屏风》，慨叹一朝天子一朝臣：

大中三年（849）正月，李德裕渡海抵达了崖州，在荒僻的岛上做闲官。

他住在一处官舍中，周围居民养的鸡经常飞到他的院子里。他在给段成式的信中自嘲说如今自己成了“祝鸡翁”。

已有三位前朝宰相在这座岛上故去。高宗朝的韩瑗被贬为振州刺史，两年后于显庆四年（659）病亡，终年五十四岁；被贬为崖州司马的前朝宰相韦执谊在此病逝，年仅四十八岁；皇甫镈被穆宗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不久便卒于贬所。在海岛上无人交流，李德裕心中孤寂，不知道还能否回到平泉山庄，写下了《登崖州城作》：

也有一些士子怀念李德裕。李德裕为相时科举考试的取舍相对公正，许多寒门士子得以考中京兆府的解头，得以在省试及第。而他走了之后，户部尚书崔龟从的儿子崔殷梦就成为京兆府的解元，于是有士子作诗感叹：

秋天，李德裕的妻子刘氏不幸病逝。秋末冬初他自己也患了病，岛上物资匮乏，缺医少药，只有右谏议大夫姚勖、十九弟等极少数几个亲友来信通问，托人送来衣物、茶叶、药物等。十二月十日，他病逝在岛上，终年六十三岁。三年后，皇帝才允许李烨护送父、母、兄、弟和两个姐姐的灵柩返回洛阳安葬。据说，皇帝偶然经过“备边库”，见到众多仓库中保存着大量钱物。他从侍从宦官那里得知这是李德裕在会昌五年奏请武宗设立的，度支、户部、盐铁三个财政部门每年把一部分钱物拨入这里保存，加上诸道节度使进献的部分钱物，以备将来军事应用。皇帝这才想起他的功劳，下诏允许其子迁葬家人。

有人想起当年李德裕在苏州的酒宴上争座位、礼仪让白居易难堪的事情，觉得他被白居易的从弟白敏中报复就是源于此事，写过一首《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其一云：

之所以在此记述李德裕的结局，是因为白居易和李德裕恰好可以对观。

白居易是有政治抱负的文学家，而李德裕则是有文学才艺的政治家，后者不仅有《会昌一品集》二十卷，还著有《次柳氏旧闻》《文武两朝献替记》《会昌伐叛记》《异域归忠传》《御臣要略》《西南备边录》等，显然，其诗文足以传世。在中唐的复杂政局中，白居易如果梦想成真，当了宰相，是否能立下那样的功业？是否会遭遇李德裕那样的结局？

本书中的白居易，身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是士人、诗人、造园家，活着时就成为宪宗至武宗朝四十年间最著名的诗人，就名声而言，元稹、刘禹锡比之也要略逊一筹。

今人把白居易看作伟大的“诗人”，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应该是“士人”。士人懂得知识道德、写诗作文，唯一的正当职业是当官，牧民治国，替天行道。没有当官的“白衣文人”，在长安、洛阳很难立足。

当官最常见的途径是恩荫和科举，白居易的哥哥以恩荫为官，白居易和弟弟都是靠自己科考成功入仕的。当时，州县学校中考核合格的“生徒”和州县考试选拔出来的“乡贡”可以参加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常科”考试，考中者成为“选人”，获得了当官的资格，但是还需要参加吏部的考试才能获得官位。其中士人注重的是进士、明经考试，其中每年取进士二三十人，取明经一百多人，其他几种考试都被鄙视。白居易就是先考中贞元十五年（799）的宣州乡试，又在贞元十六年参加礼部的贡试考中了进士，获得选人资格。

按照惯例，进士及第后的人一般要“守选”三年，期满就可以参加吏部的冬季铨选，与任职期满或者因故停职的官员（前资官）、其他考中进士和明经但没有被授予官职的士人、靠门荫出身获得参选资格的人、流外官吏获允参选儒流的官吏一起参加考试竞争有限的官位。众多“选人”都要去吏部报到，经南曹磨勘、废置详断、三铨铨试合格后才有可能授予官职。比如韩愈早年比较倒霉，他连考了四次才中了进士，可是之后三次没有通过吏部铨试，因此十年都没有能当官，只能在京城奔走，颇为狼狈。如果不想按照正常程序“守选”三年，就得参加皇帝下诏举行的“制举”（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不同侧重的考试）或吏部组织的“科目选”（有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平判科等不同侧重的考试），考中之人可以被立即任命当官。白居易在贞元十九年春天通过吏部的科目选“书判拔萃科”考试，得以出任秘书省校书郎，正式踏入仕途。三年任满后，他又参加了元和元年（806）的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被授予盩厔尉。

从贞元十九年至会昌元年（841），除了为母亲守孝三年和等待任命的一年，白居易当了近三十五年官，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厔尉、集贤校理充翰林学士、左拾遗充翰林学士、京兆府户曹参军充翰林学士、太子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忠州刺史、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兼知制诰、中书舍人、杭州刺史、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最后以刑部尚书致仕。

让他遗憾的是，与他一起充任翰林学士的李程、王涯、裴垍、李绛、崔群等五人都曾当过宰相，只有他没有能拜相。一方面和他不愿意结党营私有关，另一方面他诗名满天下，朝中重臣都颇为忌惮，背后议论起来都说他“有学士才，非宰臣器”[2]，也不愿意他成为宰相。

既然无法当宰相，白居易只能无奈地安于以诗出名、传世。他是个有明确的“作家意识”的人，晚年的他的确把诗歌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成就，而且有明确的档案保存意识，多次对自己的诗文进行结集，还让人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多份，保存在不同的佛寺和亲友身边，显然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传扬下去，不要散失湮灭。

早在元和十年（815），他就把自己约八百首诗作编辑为十五卷，长庆四年（824）请时任越州刺史的密友元稹把自己的诗文编辑为《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并请他作序，存诗两千一百九十一首。

大和九年（835）亲自编成《白氏文集》六十卷（包括前集五十卷，后集十卷），存作品两千九百六十四首，请人抄写后供奉在江州庐山的东林寺经藏院。

开成元年（836）编成《白氏文集》七帙六十五卷（包括前集五十卷，后集十五卷），存作品三千二百五十五首，供奉于洛阳的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

开成四年编成《白氏文集》六十七卷（前集五十卷，后集十七卷），存作品三千四百八十七首，送去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供奉。

开成五年在洛阳香山寺保存《洛中集》十卷，存诗八百首；会昌二年（842）他把补充的后集十卷送去庐山东林寺保存，凑成了七十卷的版本。

会昌五年（845）五月他总结说自己一生写了三千八百四十首诗，包括《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续后集》五卷，共七十五卷，有五个抄本分别保存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苏州南禅寺、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侄子龟郎、外孙谈阁童等五处地方。另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以及若干文集流行，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士人家中也有他的文集的抄本。

不过，保存在佛寺中的那几部文集也并不保险，在其后的武宗灭佛事件中，那几座佛寺也遭拆毁、破坏，白居易的文集估计也有散失。幸亏还有私人保存着他的文集，最终他的诗文几乎全部保存了下来，比丢失九成诗文的李白要幸运得多。

白居易在世时就是当时天下文人皆知的最著名的诗人，这点也和李白、杜甫不同。李白在天宝二年（743）入京以后才有了一点名气，但是并没有达到天下皆知的程度，如收盛唐诗人作品的《国秀集》（天宝三载）、《箧中集》（乾元三年，760）都没有选入李白的诗。杜甫生前更是名声不显，在长安诗坛并没有什么地位。一直到元和年间，是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等人推崇“李杜”，才让李白、杜甫成为盛唐时代的代表性作家。

在元和年间的文坛上，有不同的集团。其中韩愈、孟郊等人是一派，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是一派，元稹、白居易等人是一派。在韩愈、元稹、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先后登上文坛之前，一些文士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提倡古文。韩愈的叔父韩云卿、长兄韩会与他们有交往，所以韩愈自小就受到他们的文章、理念的影响[3]，其创作从一开始就以古文为主，不喜欢当时科举考试的骈文那种讲究对偶和拼凑典故的文风。韩愈以发扬古文、传播儒道为志业，大力奖掖后进，与张籍、李翱、皇甫湜等人亲近。贞元末年韩愈、李翱号称“文章盟主”[4]，柳宗元、刘禹锡则是青年一辈的佼佼者，已经成名。

元稹、白居易在元和初年才成名，他们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的讽喻诗“新乐府”与韩愈在散文领域的复古思想表现出相同的旨趣，但是侧重不同。到元和十年前后，元、白的诗名超过了韩愈、刘禹锡等，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上述几人的共同点是都反对骈文和空洞的格律诗，但是思想底色并不同，如韩愈、孟郊的诗用词造句倾向险怪，元白诗派倾向浅白如话，韩愈的弟子皇甫湜、李翱颇不屑白居易的诗歌，之后的杜牧也暗暗批评白居易的诗浅白通俗。

可是这些批评无损于白居易的流行。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白居易依旧是最著名、最流行的几个唐代诗人之一，可以与王维、李白、杜甫并称。今天的人仍然不时可以从他的诗作中得到共鸣，我就是其中一分子。最初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写园林、花木的诗作，他既是一个造园家，又是一个园艺家。几年前，在《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那本书中我曾经写到白居易的造园经历，那时我有了写一本关于他的造园生涯的小书的打算。

之后，在写《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的间歇，我开始阅读白居易的全集，对他的生命历程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体认。这本书越写越多，不知不觉就超过“小书”和园林的限度。我尝试以“视觉主义写作”的方式写白居易的人生，以及他与城市、园林、花木的种种关联，把这位诗人的诗、视、思融合成不规则的多面晶体，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更复杂的白居易形象。

其实，写这本书还有个微小的私人理由。我家中有一处用白石子、青石子布设的小园，来的朋友常称之为“日式枯山水”。每次我都要解释一番，用白石子造园并非日本枯山水的独创，更不是首创，白居易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造园家，他在江州、长安、洛阳的宅园都曾以白沙造园，在本书相应章节可以一观。

白居易在世时其诗歌就传到了日本，很受天皇、贵族、僧人欣赏，是当时在日本最流行的大唐诗人。唐敬宗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838），日本仁明朝太宰少贰藤原岳守在查阅商船运来的唐朝货物时，发现其中有元白诗作。会昌四年（844），遣唐僧人惠萼抄写苏州南禅院系统的《白氏文集》六十七卷带回日本国，后又有日本僧人抄写了江州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七十卷本回国。白居易逝世前后十余年间，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僧人都抄写、学习白居易的诗作，因此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时代的诗风乃至文化风尚影响甚大。醒酮天皇在《见右垂相献家集》一诗中自注云“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藤原为时在《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中自注“我朝慕居易风迹者，多图屏风”。藤原公任编纂的《和汉朗咏集》中选择的中国诗人制作，三十人中元稹等人入选数均在十一首以下，独有白居易多达一百四十二首[5]。

因此，日本禅宗的“枯山水”庭院使用沙子布景很可能是从白居易的诗中得到启示。更巧的是，“枯山水”中最常和沙子搭配的植物是松树，而白居易恰好就是第一个用白沙、松树造景的园艺家。日本的“枯山水”造景方法或许源自当时禅僧阅读的白居易诗作。如今，有了这本书，我以后在园中可以少说点辩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