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化的后来者，当前我国海外利益迅速增长扩展，与海外利益保护资源能力有限的矛盾十分突出。
（一）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仍由美欧主导并对我充满警惕的世界体系，我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需要有清醒的战略自觉。 今天中国企业与公民走出去面对的仍是一个“由美欧主导控制的世界体系”，全球金融、科技、供应链、公域安全乃至文化传媒、意识形态话语权都掌握在以美欧为主的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短期内还没有能力完全打破或者自外于这个体系。前苏东阵营曾与这个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展开了几十年的冷战，但柏林墙一倒，前苏东阵营灰飞烟灭。无论如何，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都还远未达到前苏东阵营在鼎盛时期的整体实力地位。因此，清醒地认知到这一战略现实，是我制订对外战略开展海外利益保护的前提——对于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对中国充满警惕与压制的世界体系，一方面对其不公正性要有清醒地认知，不能抱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也要认知到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也确实在走向瓦解动摇。在此乱局下，需要中国对外战略规划者头脑清醒，精心谋划确定哪些是我核心利益，哪些是一般利益，尽可能采取效费比高的方式去维护自身的海外利益，而不能四面出击，用过时的观念思维四处树敌，虚耗资源。这既是一种战略自觉，更是我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开展海外利益保护工作的内在要求。 （二）我一带一路海外利益“点多，线长、面广”，面临美西方干扰破坏、东道国政治不稳定、安全治理能力有限等复杂安全形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中国与沿线投资国合作领域广泛，项目众多，其中重点项目推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各种困难和安全风险。首先，“一带一路”很多项目东道国政府是弱政府，其国内安全治理能力有限，中方再怎么斡旋和协调，东道国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受到较大限制。其次，我国建设的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多位于或途径动荡地区和“三股势力”活跃地区。比如，巴恐怖组织和叛乱武装组织在中巴经济走廊西线的俾路支省（瓜达尔港也位于该省）与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日益活跃，并且有跨省活动的趋势，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威胁增加。第三，美、印等大国情报机构在巴基斯坦大力发展代理人，积极支持俾路支分离组织等，通过制造人权、环境等问题干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中巴走廊瓜达尔港为例，该港口已经完成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并已初步实现通航。但瓜达尔项目周边社会舆论与安全环境近年来持续恶化，瓜达尔市人口约10万，但近年来人数高达万人以上的渔民游行示威已发生多次。俾路支本地的民族分离主义武装俾路支解放军多次在瓜达尔港项目周边包括临近省份发动针对中国项目人员的袭击，近年来更是由较高学历的“女人弹”对我包括孔子学院教师在内的目标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虽然瓜达尔港港口设施早已完工，也已实现通航，但瓜达尔港周边社会舆论环境持续恶化，安全风险高企。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港口很难发挥原来预想的战略支点作用，而有可能成为一个“孤港”。又以缅甸皎漂项目为例，该项目虽然尚未全面动工，但其面临的困难与风险亦已明显凸显。简而言之，可以用 “三重威胁，四类风险”以概括之。三重威胁主要包括：复杂地缘政治环境：缅中央（军方控制的国管会）政府与若开邦地方若开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矛盾；缅中央希望统一，但若开邦有自治甚至独立倾向；既存在若开军与缅军的武装冲突，也存在缅军对罗兴亚救世军的清剿，还存在“缅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北方联盟”对若开军的支持；而且，美、日、印等大国均在若开邦从中插手，试图混水摸鱼。复杂民族宗教矛盾：若开邦不仅存在信仰佛教的若开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的冲突，也存在若开人与缅族人的矛盾。美式组合拳下的新型安全威胁：美战略上利用“罗兴亚”问题与“若开民族问题”借力打力，将祸水东移，试图制造形成民族宗教冲突的溃疡面；战术层面“以NGO为先导，情报行动一体化”对中国企业与项目发动专业舆论战，甚至不排除潜在的“代理人袭击”。缅方部分人认为皎漂项目更多是满足中国的战略需要，对于推动项目实施缺乏内在动力。缅方认为若开邦远离缅甸经济核心区，在若开皎漂这么偏远的地方投资建设这样大的项目对整个缅甸经济拉动作用不大，更多是为了满足中国的战略需求缅甸主体民族是缅族，缅联邦政府多数官员、军队中上层主要来自缅族，皎漂项目所在地若开邦的主体民族是若开族。缅族与若开族存在长期矛盾与不信任。因此，与缅甸联邦政府签订协议并不代表皎漂项目就能无障碍地启动推进，项目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到若开邦和皎漂县利益相关方的诉求。首先，皎漂项目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工期长达十年，若开和皎漂当地施工原材料匮乏，如沙石料大多来自孟邦，运输成本往往高过沙石直接采购成本，项目资金投入与短期可获得的收益产出不成比例。第二，皎漂项目地处偏远，若开邦与皎漂交通道路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如不全面升级，很难满足规模以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如果皎漂周边交通及中缅铁路不能顺利建设和打通，港口和工业区项目的可持续运营将面临很大挑战。（4）西方NGO长期布局，操控征地、环保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舆论与声誉风险过去十年间，众多国际NGO组织利用缅甸当时对境外NGO组织不加防范的时机，大举进入若开邦和皎漂，在皎漂开展工作并扶植成立了许多缅甸本土NGO组织，关注范围包括医疗卫生、环保、人权、教育培训、社区能力建设等多个领域。在若开皎漂活动的国际与本地NGO数量众多，仅对皎漂项目表示过关注和签署联名信的就有107家之多。虽说，缅政府近年以来加强了对若开邦内NGO的管控，但部分西方NGO之前已在当地扎根，运用已有的人脉网络与信息渠道在当地持续开展工作，收集中资企业和项目可能存在各种负面信息，为舆论攻击准备“炮弹”。（一）军队与强力部门走出去面临西方大国戒备警惕，需要在国际法框架下拓宽走出去途径与运用场景中国对全球体系缺乏规则制订权，中国军队缺乏足够的海外基地与投送能力，对外用兵受到国际法、大国制衡、国际舆论多重制约，在非战争状态下，军队能够运用的场景非常有限。目前国际格局中“西强我弱”的基本现实短期难以改变，以军事手段包括其它强力部门直接为广大中国企业与海外公民提供保护，容易引起美西方大国的强烈警惕与干预。因此，军事力量在海外利益保护中的运用应更多纳入到国际条约或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而且应该更多作为威慑后盾作用。（二）外交领事保护投入不足，预防性保护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外交机构与我驻外大使馆身处海外利益保障一线，各种事务繁多且以政府身份在海外直接开展某些海外利益工作易引起东道国政府无端猜疑而受到各种限制，据笔者多年来在海外一线的观察，我使领馆海外利益保护工作往往存在以下典型短板：1.信息调研缺少深度和针对性，情况掌握更多局限于上层政治形势与宏观情况，对当地民情舆情变化、反华势力的活动等情况了解有限。2.往往流于就事论事，在消除海外利益威胁和隐患方面少有长期战略谋划，面对损害我海外利益的危机事件的应对手段相对单一。3.外交领事的预防性保护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安全风险信息发布针对性有限，国别国情培训覆盖面不足，未充分起到“预防预警”的作用。（三）中国海外安保力量起步晚，政府支持配套不足，数量质量均有差距，不能适应快速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需求中国市场化安保力量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安保公司在海外安保市场准入、行业标准、专业能力、海外网络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多短板；具体体现如下：以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走廊为例，虽然中巴关系友谊深厚，但巴相关部门一直没有批准中国安保公司在巴国合法注册（仅在中巴走廊启动时在拉合尔有一家，但后来没有持续运营），目前在巴执行任务的安保公司多以咨询公司身份开展工作，这说明海外安保是个高度敏感领域，要获得市场准入与合规经营对于多数中国安保机构仍是一个明显的障碍。以几内亚湾海上安保为例，在当地有开展业务的中国安保公司主要是两家，一家是规模相对较大的华信中安安保公司；另一家是在当地零星开展业务的深港海事安保公司。尼日利亚法律不允许外国人在其国内开展安保业务，尼日利亚海军与海事局更是将为外国商船护航当成了一块有利可图的蛋糕，对于中国安保公司各种限制刁难。但对于作为尼日利亚的前宗主国则不然，英国安保公司核心团队成员往往有英国与尼日利亚双重国藉，在涉及安保领域的政策制订、准入资格与政商网络等方面有着中国安保公司短期内很难比拟的优势。以几内亚湾海上安保为例，以英国著名的AMBREY海事安保公司为例，这家公司不仅有自己在当地海域的大型巡逻艇，在几内亚湾沿岸各国政商军警各界人脉关系丰富，还得到了美国大数据情报公司入股加持——拥有对全球海域与几内亚湾区域强大的海事情报实时监测能力，因此往往能够提前发现预警危机，更科学地调派安保力量。中国安保公司与之相比，还处在早期起步阶段，既缺乏科技大数据情报赋能，也缺少熟悉沿岸国的人力情报网络，日常勤务活动和客户服务只能通过购买西方公司的情报分析报告来满足基础信息需求。这反过来会极大增加中国公司与安保机构被反向情报分析的风险，有可能形成新的安全隐患。海外安保在前期人员招募训练、装备配备、日常人员维持等方面投入成本高昂，中国安保公司因为起步较晚，客户数量有限，早期收入与利润空间都非常有限。而西方安保公司不单在国际安保市场上拥有压倒的优势，还往往利用中国国内安保市场的无序状态，通过低价针对性地打压中国安保企业。这些公司均在中国大陆有办公室，通过综合价格优势与中国安保公司抢夺中国企业本身就不大的高端市场份额。中国安保公司面对产品体系不健全、价格竞争无优势的被动局面，未来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4、传统安保局限于狭义安全范畴，没有建立囊括情报、舆论、法律、安保等“大安全保护模式”，难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海外安保不是简单地派驻安保人员和安装摄像头的问题，背后是情报信息、是法律规则运用，是舆论影响塑造，是各个领域安全手段工具的组合运用。多数国内安保公司对安全风险管理的理解认知比较狭隘，往往局限在物理安全与人防层面，只看项目营地的摄像头多寡，是否有出入口控制，孰不知深入了解项目地周边的社情民情、历史地理，评估可能恐怖组织的战术手法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沙盘模拟才是深度动态评估风险不可或缺，而这些又建立在对项目任务区的精确情报能力基础之上。其次，现场安全事件处置往往只是安全保护的最后一个环节，前期如何与当地执法部门、酋长、部族长老沟通，在基层社区交朋友建立社区情报网可能比遭到袭击后硬拼作用更显著。严格地说，国内多数安保公司从事的传统安保安防其实是安全风险管理流程的最后一个关口。因此，无论从安全风险管理本身的规律，还是从中美博弈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精确打击都说明新型安全威胁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核心威胁。面对此种威胁，传统安保企业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要应对这样的“新型安全风险”，本质上是一个斗智的工作，需要的是能将信息情报收集分析、公关传播、舆论影响、信息安全、法律规则运用紧密融会贯通的新型安全风险管理能力。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后来者，海外利益分布点多、线长、面广，但海外利益保护能力与体系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如果中国不能有效保护自身海外利益，很难设想中国只靠自己一国的资源与市场，如何与美国控制下的世界体系长期抗衡。因此，站在此种高度，海外利益保护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影响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全局性战略问题。作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应“以我为主”谋划推进我们的海外利益保护工作。其次，如前所述，一带一路国家很多都是“弱政府”，社会治理与安全管控能力有限，如果我们仅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合作，我们的很多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对方非不愿也，而实难为也。另一方面，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毕竟多数是在其它国家的领土上进行，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国际合作，并重视与东道国利益相融相交，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才能行稳致远。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我们要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现联动发展。” 具体到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我们无论选择投资项目也好，开展海外利益保护具体工作也好，都应秉持两国利益相融相交的原则，先尽可能地去寻找利益相融相交的具体点，才能“走进去”。在海外利益的保护应对上，预防为主，攻心为上，出现问题再去应对其实是安全风险管理的下策。因此，无论从海外安全利益保护工作本身的规律，还是从中国战略传统与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均应强调“预防为主”，“软实力”先行。因此，参考国际成功经验和海外安全风险应对的实际经验，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也应该秉持“预防塑造重于硬性对抗”，优先发展软实力巧实力的指导思想——借助大数据与舆情监测等科技手段，监测分析东道国整体政治、安全、舆论环境，挖掘分析项目威胁源的动向，实现政治与舆论风险预警；另一方面，针对重点项目周边的民情、社情开展深度调研，指导我NGO针对性地开展项目周边民生民心工作，开展对项目周边社会舆论安全环境的积级影响塑造。3、国家意志与市场规则相结合,构建军事力量、司法执法力量与市场化安全服务机构多位一体的海外利益保护模式如前所述，今天中国企业与公民走出去面对的仍是一个“由美欧主导控制的世界体系”。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力量走出去，无论是军队，还是安全执法力量，还是社会化市场安全力量，不管是进入美欧发达国家，还是走向一带一路和不发达国家，首先面临的都是一个如何真正能走出去而且能够在当地持续存在的问题，而且海外利益保护需要整合外交、安全、战略传播等各方面资源能力并形成协作支持与保障体系。因此，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应由国家来组织建设。建议建立跨部门的海外利益保障委员会，通盘设计海外利益保障体系，明确各部门的相关职责，协调各部门的海外利益保障工作，指挥相关部门应对损害我海外利益的重大突发事件。因此，由中国政府职能部门牵头开展协调设计是有效开展海外利益保护工作的前提，但考虑到中国国内政治体制与世界主流政治经济体制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宣传舆论领域“西强我弱”的大背景短期难以改变，简单地以政府身份为广大中国企业与海外公民提供支持和保护会面临欧美大国也包括某些东道国的警惕与防范，况且政府层面也很难为企业提供贴身定制的支持与保护，因此，以政府作为后盾，在海外实施层面更多以市场化的方式/民间的身份为中国企业提供支持和保护应当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开展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应当秉持的基本指导原则。从力量建设与配置的角度，由军队承担战略威慑、反恐与撤侨职能，公安部门承担日常安全保护、跨境执法；社会化商业安全力量参与到中低烈度安全保护与企业人员日常安全管理，从而逐步形成一个军事力量、司法执法力量与民间市场化安全服务机构多位一体的海外利益保护模式。美欧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是从15世纪以来西欧的全球化为起点，历经“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其中经历了将近五百年的演进历程，然后再由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转移接收并逐步完善的一整套规则系统。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想替代就能简单替代的。这个世界体系以美军作为强力安全后盾，以美国科技创新、法治框架作为基础，以美国金融资本与大众传媒的全球影响控制力作为催化表现形式，而且美国利益往往被“设计”成为国际通行规则（看似具有公共性，但其中留了很多暗门供规则的制订者自由进出）。这个世界体系虽然已经开始松动瓦解，但这个体系短期还看不到一个明显的替代者——中国在各大力量中心中是最有潜力的，但即便是中国在短期内也没有足够资源、能力、历史想象力去构建一个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目前以美欧为核心的全球体系（中国目前的综合实力即便与前苏东阵营鼎盛时期还有较大差距）。一带一路是中国试图“以我为主”构建世界体系的一个伟大尝试，但要在实践层面上要起到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批判性地学习甚至在利益重合之处融入现有的世界体系对中国的崛起可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甚至有可能持续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另一方面，美式全球化确实又遭遇了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不单单使美国自身受害，更让这个星球在贫富悬殊、人性的异化与自我分裂中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在这个层面和意义上讲，全面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复兴后的中华文明应当而且可以大有作为。国际地缘政治现实也正在给与我们成就如此伟业的机会与使命感。如果说，现在全球体系整体面临挑战，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更多属于“体系开始松动，但仍存在规则”的区域，但作为现有世界体系边缘的一带一路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就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治理失范的“无规则”或“规则外”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充分尊重对象国意愿和利益的基础上，中国作为一个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文明型国家”，在提供工业制成品与基础设施工程的同时，亦有可能分享和传授一个后起国家如何建设“工业化社会”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经验。这种 “互通有无”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受到欢迎的，而且对这些国家摆脱发展的困境也具有内在的历史合理性。这一思路反映到我海外利益保护层面，就是我们在批判性地学习借鉴欧美规则的同时，在一带一路国家，在亚非拉国家应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当地政府、企业与民众改进和构建一个更合理的社会治理机制，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信息相通”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改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将为我们企业与公民走出去提供一个更友善的“政商安全环境”，这就是一个不断“了解学习”（规则）+“融入”（规则），再到“构建”规则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