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耀科技大学通过审核，校长王树国在福耀集团年会上表示：“今年福耀科技大学就要招生了。”曹德旺先生最近在视频中表示：未来对于筹建大学剩下来的钱，他将自掏腰包再补足100亿，作为大学的奖教助学基金，力推这个学校要成功。值此时事，我们重读美国迈阿密大学黄全愈先生的文章《什么是教育的“基础”？——与曹德旺先生商榷》。据说，文革结束后，中国派团赴美考察基础教育：美国孩子加减法掰手指头还没算利索，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下午1点多就放学回家；课堂乱如集市……。结论：美国教育的“基础”太差，20年后中国教育将赶上美国。同年，美国也派团考察中国基础教育：中国学生最勤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好。结论：中国教育的“基础”太强，20年后中国教育将赶上美国。 于是，我在《教育的基础》里提出，我反思了30多年的，很简单也很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是教育的“基础”？ 插队时，村长语重心长地说：“老弟啊，这只桶能装多少水？全看你手上那块最短的桶板！” 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多么朴质而深邃的水桶理论。 后来，远渡重洋来“洋插队”，导师说：“选修对您的祖国最有用的专业！”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第一，没有世界一流大学，问题出在高教……于是，我选择了“高教管理”专业。显然，我忽略了一个反推的逻辑漏洞：既然地基那么厚实，为什么不能“更上一层楼”？于是，我顺着逻辑漏洞往下推…… 任正非先生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任先生甚至把创新的希望寄予天赋少年）。我认为：教育的竞争，首先就是基础教育的竞争！ 一个人要上跃，先得下蹲，牢牢地脚踏“实地”——基础！ 一栋大楼能有多宏伟？取决于基础夯得多敦多厚，而不是房顶有多尖多美。 许多人认为，中美之间“卡脖子”的是科技，其实，真正“卡脖子”的是教育！试问：科技从哪里来？来自教育！再往下问：什么才是使科技强大的教育基础？ 为什么我儿子与其他华裔孩子原来甩美国孩子七八十条街，但到高中，却被追上了？Why? 这就是我们要深挖的“要害”——什么是“基础”？ 我反复深思“为什么”：哈佛、耶鲁、斯坦福、哥大……都在美国“排排坐，吃果果”；为什么从小只会傻玩的美国人，截至2021年获得333枚诺贝尔科学奖（约76%属美国自产）？为什么数学基础教育一路被吊打的美国，至2021年，仅哈佛（含校友、在职人员、兼职人员等）就获得18枚国际最高数学奖（菲尔兹）？“玻璃大王”曹德旺先生在美国办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工厂。这家工厂离我任教的大学约50公里，挺有名气。曹先生投资100亿元在国内办福耀科技大学，想对标斯坦福大学。为什么一流大企业叫“世界500强”，而顶尖大学叫“世界100强”？可能理由之一为：世界500强榜单，企业进进出出，某空调就曾昙花一现；但世界100强大学，罕见昙花。投资100亿对标斯坦福是不太现实的。2023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基金就达365亿美元，大部分用于学校的开支，包括工资、研究经费和体育经费等。斯坦福占地约33平方公里。1959年，学校将4平方公里长期、廉价地租给校友的公司和其他企业，由他们为学校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的实习机会。后来，这里“意识上”再向外扩张，慢慢地形成硅谷。斯坦福与硅谷，谁成就了谁？这份资产怎么算？怎么对标？曹德旺先生一腔热血投资教育，让人十分钦佩！但投资教育不同于投资企业……校长换了几任，有没有人跟曹先生认真谈过这个问题？· 企业产“物”，学校出“人”。
·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即使“人”的动作重复、单一，也在所不惜；素质教育的目标是最大化开发人的潜能。
· 工厂生产的废品可扔掉，学校出的“废品”则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 企业可开除员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随意开除学生。
· 企业的物与物不产生非正常接触的话，一般相安无事；而学生、老师、校长、家长构成了互动的能产生“化学反应”的教育生态环境。
· 企业是营利单位，学校是非营利的、公益性质的单位。办教育要对标的，无非硬件和软件。曹先生一片热情地对标“硬件”（设施）。其实，对标设施，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三五年吧。然而，钱不能解决的“软件”（理念），没有一两百年（斯坦福建校于1891年），难以见效！据说，斯坦福先生本人当年曾问哈佛校长：多少钱可以在加州复制一个哈佛……。
其实，教育（特别是大学）需要无形无值的“软件”（理念）传承；仅对标“硬件”（设施）是治“标”不治“本”。所谓“本”是教育的基础——“魂”！梅贻琦校长请梁思成夫妇给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没钱没材料，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最后，梁思成把第五稿设计图重重地放在梅校长面前：“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间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最后，只有图书馆和实验室用青瓦做顶，教室用铁皮，宿舍则用茅草遮顶。电影《无问西东》有个镜头：教室里学生们边听课边做笔记，雨声渐起，教授不得不提高声音，学生们向前倾斜身子仍听不清。铁皮屋顶的雨点儿太大，教授干脆在黑板上写上“静坐听雨”，然后和学生一起正襟危坐，细听雨声。![]()
2006年，我伫立在西南联大破旧的校舍旁，追念家父随迁徙大军入驻于斯，泪如雨下……虽然“硬件”无处对标，但你能感受到一种无形无质的“魂”——无处不在的、无价的、传世的“软件”（理念）。“文革”时，父亲凭记忆口述《背影》，说到朱自清的父亲爬过站台去买橘子……父子俩潸然泪下！我读大学时，即使听系里最乏味的老师讲解《背影》，仍觉得非常感人。儿子中文不算好，我让他读《背影》，感动父子俩的，还是这一段。父亲曾经参加和经历过发生在西南联大的不少学生运动和学潮，有一次，炸弹一响，他摔倒在地。父亲曾多次感叹：“怪啦，想爬就是爬不起来。”![]()
有格调的大学，已夯实的“基础”无处不在。2003年，我应邀去华中科技大学作报告。到理工科大学谈“教育”，不敢想象会是什么场景，恐怕不是“鸡同鸭讲”，就是根本没人听我“弹琴”。报告定于晚上7:30开始，怕堵车，我们大约6:50提前到达。于是我们径直去会场，想休息一下，也等一等主办方的对接人员。谁知，一进会场，我们吓了一跳，会场早已座无虚席，连过道和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甚至有人站在门外。我们以为走错了会场（大楼里有好几个报告厅，怕是科技名家的场子），连忙错愕地退出来，更错愕的是听众竟然爆发出了掌声（大概他们早就从广告中熟知我的面相）。![]()
学生们为了听我的报告，至少提前一小时占座位。更感人的是，报告结束后，学生们把我团团围住，问了许多问题（甚至有我未曾考虑过的难题），久久不愿离去。![]()
这种对教育的渴望、这种专注的眼神积淀了多深厚的理工科的“基础”啊这种教育的基础，需要多厚重、多沧桑、多少层年轮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文化积淀！顶尖大学往往都有很多独特的传统。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很强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念，特别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鼓励他们去追求真理和真相。为了让学生能更贴近现实，学院常常外聘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来授课（美国没有法学学士，只有法学硕士和博士）。在“法庭辩论课”上，我儿子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授课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外聘教授。班里有两个亚裔学生，教授要求我儿子和另一个亚裔学生，每次上课时，一个戴帽子，另一个不戴，以示区别。尽管是外聘教授，尽管授课非常受欢迎，尽管她真有些“庖丁解牛”的功力……但我儿子认为，怎么分辨学生是你教授的事，不能分辨是你教授有问题，让我们戴帽子以示区别，就是对我们学生人格的侮辱！试想，班里每天都有一个人戴帽子以示与他人的区别，情何以堪！（后来，我的班上有一对双胞胎，我吸取教训，悄悄确认其中一人脸上有一颗不大不小的痣，才避免了尴尬。）种族歧视的嫌疑，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于是，儿子给管学生的副院长写了一封信。副院长很快回信，说是彻夜难眠，恨不得马上天亮，可以当面向我儿子道歉……第二天，那位教授当堂道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崇尚的理念！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还有个传统，学期结束时，每位教授都要精心准备一个演讲——让目空一切的准法学博士们热泪盈眶的演讲。其中有位92岁高龄的教授，儿子说：“他的课上得还不错，但演讲更感人。”教授说：“今天去超市买香蕉，售货员劝我买完全熟的，不要买太生的了（作者注：这是一个冷笑话——售货员担心他活不到香蕉变熟）……”学生们心一酸，他接着说：“你（售货员）每次都这样劝我，但是我已备好的课还没讲完哪……”我听了都黯然泪下，我想等孙辈长大了也讲这个故事……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论文研究大学有代表性的建筑难以言表的“精神”——我说是“魂”，她深感认同。建筑附着深厚的传统，但西南联大“无问西东”的“魂”，我却没法跟她说清。前有西南联大铁皮屋顶的雨滴；后有华中科技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席地聆听“教育”报告；外有哥伦比亚大学为了讲课坚信比香蕉成熟活得久的92岁的教授……要对标的是沉甸甸的积淀！难以对标的是斯坦福的“基础”，包括理念（吸引世界一流师生的教育观念）、课程（顶尖的专业和核心课程）、师资（前后有84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国际最高数学奖菲尔兹奖得主、29位图灵奖得主；1995年，就有142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84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4位美国国家科学奖得主……）、教学（让学生没齿难忘的世界名师指点江山的课堂）……其实，最难对标的是斯坦福成百上千像谷爱凌般优异的世界一流学生（我的一个学生已在名校当副教授，仍去斯坦福读博）。斯坦福的校友创办了英伟达、谷歌、雅虎、惠普、思科、耐克等世界著名企业（2011年，这些企业的资金合计约等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的资金）。甚至斯坦福三位华裔在读学生就创立了送餐服务平台DoorDash，成为亿万富翁。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我认为，大学之（伟）大，不在大楼之（宏）大，也不在大师之（高）大，而在“基础之（强）大”，包括学生的“强大”！18年前，我曾给《南方周末》写过一篇文章《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主旨是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商榷：若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必须具备四个一流——设施一流、管理一流、师资一流、学生一流，那么，中国最大的困难是实现“学生一流”。中国可以通过举国体制在财力上向北大清华倾斜，对标设施，在世界范围内招揽人才，完全可能在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实现前三个“一流”。至于“学生一流”，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从K-12（学前教育到基础教育）就开始扎扎实实地推行素质教育，否则北大清华不可能获得一流学生。没有一流学生，北大清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可能在四年内培养出一流大学生或一流研究生。18年前与许校长商榷，今天与施校长和曹先生商榷异曲同工。大学有三大职能：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者“基础之（强）大”，奠定了“大学之大”。如果大学培养不出源源不断、层出不穷的世界一流学生，只有“大楼之大”和“大师之大”，能算世界一流大学吗？“玻璃大王” 当然清楚玻璃的质量与原料至关重要的关系，但福耀科技大学考虑过生源的合格吗？与其坐等生源（孩子从学龄前到高中毕业约需15年），不如投资100亿办幼儿园、中小学，让福建和俄亥俄州（美国福耀玻璃工厂所在地）联合建立K-12（幼儿园到高中）友好学校，甚至联合创办国际学校，从“基础”之处，开始按照素质教育的理念培养浩浩荡荡、生气勃勃的生源。商榷之二：是办“福耀实验小学”还是办“福耀科技大学”？为什么曹先生办大学，不办中小学？可能他以为大学能够“坐享其成”地直接收获科技成果。其实，办好基础教育并不比办好大学容易，福耀科技大学要招到满意的、顶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还得从小学，甚至学前教育发力！我们从最基础的地方来谈谈福耀科技大学最关注的研究力。新浪网“头条校园”曾请我参加“该不该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讨论。有学者建议取消本科毕业论文，这让我非常吃惊。美国8岁的小学生就开始写科研论文，国内竟有学者想把写研究论文的“起跑线”拉到研究生的教学楼。“研究生”的定义是大学本科毕业后到高校或研究机构做研究的学生。把这个定义译成英文，美国人全蒙圈：为什么非要等大学毕业才能做研究？在他们眼里，没有哪个阶段的学生不能做研究。从这里开始，福耀科技大学最关注的研究力的差距就拉开了。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写“科研论文”。一天，他一从学校回来，就缠着他妈妈带他去图书馆，说是要做关于蓝鲸的研究。听小屁孩说要做“科研”，我乐了一阵。那时，他刚能写由几个长点儿的句子拼凑成的所谓“文章”。儿子说：“老师说，论文至少有三个问题，要写满两页纸。”“科研”？“论文”？看着儿子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将溜到嘴边的俏皮话打住，赶紧让妻子开车带儿子去图书馆。一周后，儿子完成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篇论文《蓝鲸》。论文只有三张活页纸：第一张是封面，上面画着一条张牙摆尾的蓝鲸，还用细细的笔触画了一大群仓惶逃生的小虾。封面左下方工整地写着：XXX 著。论文含四个小题目：1.介绍；2.蓝鲸吃什么；3.蓝鲸怎么吃东西；4.蓝鲸的非凡之处。这是我一生中看过的最简短，也是最让我感兴趣的论文。我感兴趣的不是儿子在研究中学到了什么关于蓝鲸的知识，而是他从研究中获得了什么内化的能力。从一开始，他就必须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去筛选材料，去决定“研究”方向，去组织文章……这个收获比知道蓝鲸有多重、多长，有价值多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奢望孩子能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论文，甚至根本就不要期望孩子能写出一篇稍微像样的论文。我们要的是，在那篇四不像的、非常幼稚的论文里，埋下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的种子。现在，AI能为孩子一键生成甩《蓝鲸》千百条街的搜集观点的作文。问题是，我们想要一键毁坏孩子的“研究力”吗？为什么要从小鼓励孩子做研究？为什么不能等孩子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做研究？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形象思维与他们的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好奇心越弱。所以，必须在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形象思维最活跃的阶段，鼓励孩子做研究，种下一颗良好的种子，就像在股票市场上买了潜力股，就等着来年的丰收。如果一颗种子在发育阶段，没有得到适当的护理，没有得到科学的施肥和灌溉，没有充足的阳光，这颗种子就会缺养分。等这颗缺养分的种子已基本定型，才移植到良好的环境（如福耀科技大学）中，就难以长成参天的栋梁之材。关于蓝鲸的“研究”是在收集、整理前人的材料。后来，萌孩子还做了不少收集观点的“研究”。但这是必由之路，我们要慢慢地把收集观点的孩子，引导上创造观点的道路。 到了中学，确定研究方法、实施研究计划的能力，就成为培养的重点。七年级时（国内的初一），老师布置了科学研究的计划，唯一的要求是不能重复前人的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儿子想出一个异想天开的课题：测试小白鼠的决策能力。这种题目，也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敢想敢干。儿子到宠物店买了两只小白鼠，用一块硬纸板把狗笼一分为二，在硬纸板上一左一右开两个洞，再用两个一尺长的纸筒连接洞口。测试时，放上小白鼠最爱吃的奶酪，然后测试小白鼠钻过洞、取得食物的时间。那几天，我和妻子都饶有兴趣地看儿子做实验。儿子拿着秒表，一丝不苟地记下小白鼠每次通过右边洞口获取食物的时间。后来，儿子完成一篇正规的研究论文《小白鼠有决策能力吗》。论文一步不差地模仿了“美式八股”，十页正文外加三页分析表格。从头至尾的叙述、说明和分析，有条有理！他的结论刷新了我的认知：研究既没有支持小白鼠没有决策能力的论点，也没有支持小白鼠有决策能力的论点。因为如果小白鼠有决策能力，那只小白鼠就不该进左边的洞。但如果小白鼠没有一点儿记忆力，它也不可能多次成功选择右边的洞。结论是：小白鼠没有作出复杂决策的能力，但简单记忆和本能会影响它们作出决策。学校举办了科研成果展览会，展示了一百多份研究报告。从校外请来的资深评委们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儿子的论文获得了动物研究组一等奖。看着人潮涌动、人声鼎沸的科研成果展览会，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基础教育在一块块铺垫诺贝尔奖台的台基！ 传统做学问的方式是“注疏解”：给经典“注”，然后在“注”中“疏”，再在“疏”中“解”。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连范仲淹到底是在楼上还是在楼下写《岳阳楼记》，也争论得呜呼哀哉。钱学森质疑中国教育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其根本原因是只注重培养“收集观点”的人，不重视培养“创造观点”的人才。我不厌其烦地详述从小培养科研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想说明教育应该从基础做起！不打好基础教育的研究科学的“基础”，福耀科技大学能收获创造观点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吗？兴办成千上万的福耀实验中小学，远比办一所福耀科技大学有更深远的意义。兴办福耀K-12学校，不仅可以为福耀科技大学提供取之不尽的合格的生源，也可以为无数“德旺”“福耀”理工学院、职业大学和中专开辟源源不断的生源。要从“根”上为千千万万的民众造福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近代史上，中国发生过一个发人深省但又被人忽略的历史插曲。
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再次来华。这次，他撰写了小册子《七国新学备要》（又译为《现代教育》），介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七个国家的教育情况。李提摩太给北京的高官们分发了这本小册子。随后，他带了一本到天津给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
于是，“二李”有了一段对话。
李提摩太建议清政府每年投入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何时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说：“大约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说：“噢……那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倘若当年就开始推行现代教育改革，20年后会怎样？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历史只给我们结论：急功近利的“李（鸿章）氏”思维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李鸿章可能有历史的无奈，等不及20年。仅8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尽管中国海军在舰艇的吨位、航速，火炮的口径等方面不见得处于劣势，有些方面还有优势，但还是不对称地惨败了。因为战争往往不是打武器，而是打教育（比如武器创新、官兵素质、训练质量等）。李提摩太建议每年给（素质）教育投入100万两白银的“种子钱”，20年后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奠定“钢筋混凝土”的教育基础）。李提摩太算的是2亿两的银子账，李鸿章算的是20年的时间账。这一算，中国因为《马关条约》赔偿了大约2.3亿两银子——仅19年，比李提摩太的账簿厚得多。让人唏嘘的是，签《马关条约》的正是李鸿章。呜呼，我们输的不是银子，是教育！
教育必须远离“李氏”的急功近利，因为历史需要经年累月地浇筑奠定教育强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