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仓皇出逃。慈禧太后在逃亡过程中，剪去指甲，换上粗布褂子和布鞋，以避免被认出。这位曾经享受无尽奢华的太后，如今只能以玉米和红薯充饥，处境十分窘迫。逃到山西时，慈禧一行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这危急时刻，慈禧的随行人员通过信件联系上了山西乔家，希望能得到帮助。乔家大院的管家高钰接到内阁学士桂春的信后，热情地接待了慈禧和光绪皇帝，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通过这一慷慨的接待，乔家与慈禧之间建立了初步联系，这也为后续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慈禧太后在寻求安身之地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她召集山西的各大商号，请求他们借给朝廷10万两白银。然而，由于当时局势动荡不安，各商号都不敢轻易响应这一请求。就在此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业务员贾继英站了出来，他表示愿意借款给慈禧太后，认为国家的存亡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乔家的当家人乔致庸也支持贾继英的决定，并提出不求金钱回报，只求慈禧赐字“福种琅嬛”作为回报。
乔致庸的这一请求被认为是极为高明之举。在当时的情况下，直接索求金钱回报可能会被视为乘机发国难财，而请求赐字不仅规避了这一嫌疑，也让乔家获得了慈禧太后和皇室的高度认可。慈禧赐下“福种琅嬛”四字，提升了乔家的声望和文化地位。这四个字挂在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的门上，成为乔家荣耀的象征。
慈禧太后并没有止步于此，她还给予乔家其他经济上的奖励。例如，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被授权管理慈禧西逃期间的财税事务，庚子赔款由山西票号经手递交到外国银行，漕运银两也存入大德恒票号。这些安排不仅让乔家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也进一步巩固了乔家在商界的声誉和地位。
通过这一事件，乔家不仅体现了在国难当头的担当与仁义，也通过智慧的选择获得了长远的利益和声誉。乔致庸的决策展现了一个商人的顶级智慧，他选择以文化和精神的高度来回报朝廷的信任，而非单纯的物质利益。这种选择使得乔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屹立不倒，也为后代树立了典范。
“福种琅嬛”不仅仅是慈禧太后对乔家的认可，更是对乔家在历史考验中表现出的智慧和担当的嘉奖。这四个字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象征着乔家是一个充满福气和文化气息的地方。它不仅提升了乔家的声望和地位，还为乔家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利益，成为乔家世代富贵的庇护。
乔家的商业和金融影响力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来的。从乔贵发走西口到山西经商，到乔致庸将乔家商业扩展到全国，乔家始终以诚信为本。在慈禧太后逃难事件中，乔家以独特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再次证明了自身的商业价值和社会责任。
在慈禧太后和乔家之间的互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商人家庭在历史动荡中的机智应对，也见证了商人通过智慧与仁义获取长远利益的可能性。乔家的故事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更是对文化传承和精神价值的思考。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乔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个不朽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