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代廉吏戴敦元，史载他清廉寡欲，不拘小节，“数十载一布被”，始终清正廉明、节俭朴实，为人称道。
戴敦元学识渊厚，作风务实，善于躬身实践，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戴敦元赴广东任高廉兵备道。这是戴敦元第一次出京外任，他担心自己不了解当地实情而影响施政，特意选择先去粤商云集的苏州南濠，借此机会了解广东的风土人情和施政利弊。他以客商的身份与粤商同寓，获取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为接下来在广东开展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在任时间不长，但戴敦元秉持“报国无才勤补拙，安民有愿尽除冤”的宗旨，做了许多深得民心的事，被当地百姓称为“神公”。
戴敦元后来改任山西布政使，他前往赴任时不事声张、不搞排场，不解衣，不下车，每天五更就催车夫上路，饮食不过是六枚麦饼，且全在车上解决，从不劳烦沿途州县，以致戴敦元“独行数千里，而舆夫馆人莫知其为新任藩使者”。当时官场上有一个陋习，凡是上官过境，沿途州县都要劳师动众迎来送往，不仅大摆筵席，临走前还要给上官准备礼品。戴敦元不为官场恶俗和潜规则侵蚀，更不为钱财折腰，他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坚决将这些陋习革除，大大净化了官场风气。
道光十二年（1832年），戴敦元任刑部尚书。在京任职期间，他每天办完公事就回家，谢绝宾客，“同僚非公事不得见”，拒绝私下上门拉关系。居京师十年，戴敦元专治刑狱，所治狱无纵无滥。清代达官显宦盛行八抬大轿，而他作为一部尚书，着粗衣，坐敝车，生活俭朴，上下班经常步行，在衣食住行诸方面崇尚节俭，律己甚严。
有一年冬天，天降大雪，戴敦元身披雨罩，手抱文书，步行到街上，叫了一辆驴车去上班。到了刑部衙门，“隶役呵殿而入”，戴敦元脱去雨罩露出官帽上的珊瑚顶戴。在清朝，珊瑚顶戴是二品官员才可佩戴的。车夫见后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大的官居然坐自己的车，吓得要弃车而逃，戴敦元却“强留与之钱而去”。因为这段美谈，人们赞其清廉，称之为“驴车尚书”。一个“驴车尚书”的雅号，把一个清官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令人肃然起敬。
戴敦元的廉洁节俭并非故作姿态的表现，而是发自内心的自律。他生活俭朴不讲究排场，饮食起居简单随意，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一次，他从刑部尚书任上请假回浙，当地官府官员是其故交，特意设宴为他接风。那天下雨，戴敦元就穿了一双木屐前往。散席后，官员陪同戴敦元出来，此时鼓号齐鸣、官署大门开启，陪同人大声呼唤戴公的轿马。戴敦元微微一笑，拿过雨伞“自执之，扬扬出门去”。戴敦元执伞走时那种“扬扬”之态，正是他严格自律、清廉自守的可贵风范。
在清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上，贪腐之风盛行。“驴车尚书”戴敦元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始终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留得清白在人间，其根源毋庸置疑是他内心深处对清廉的坚守和信仰。
道光十四年（1834年），戴敦元卒于任所，“敝衣露肘，布衾一袭”，人们看到他衣衫破烂，连手肘都露在外面，身上盖着一床布棉被，都感叹“其俭德为不可及云”。至于家产，史载其“任官四十年，逝世仅遗几架书籍，几幅画，几间旧房，数亩薄田而已”。戴敦元去世后，道光皇帝感慨他的清廉自律，对他作出了“清介自持，克尽职守”的评价，追谥为简恪。
“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正是“驴车尚书”戴敦元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为官的真实写照。一个人、一个官员，应经得起考验、耐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在面对是与非、得与失、名与利时，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如此才能守住底线，成为百姓尊重、爱戴、怀念的好人、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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