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第四野战军汽车团的车队从西柏坡出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京赶考”的开始。这次进京不仅是地理上的迁移，更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战争时期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的重大转变。共产党领导人意识到，在革命胜利的顶点，新的挑战和考验即将来临，他们需要保持清醒和谦逊，以迎接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在这次赶考途中，毛泽东提到了郭沫若于1944年撰写的《甲申三百年》。这篇文章分析了明朝灭亡和李自成失败的原因，警醒世人历史上政权更替的教训。毛泽东借此提醒同行的领导人，政治清廉和防止骄傲是长期执政的关键。他强调，历史的教训不可忽视，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因胜利而滋生的骄傲和腐败。这一引用不仅为“赶考”赋予了更深刻的历史意义，也为即将到来的考验敲响了警钟。
在抵达北京后的第一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选择了颐和园。然而，当时社会部为了保障领导人的安全关闭了公园，这一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坚持公园应向公众开放，不能因为领导人的到来而变成“私园”。这一小插曲不仅展示了毛泽东坚持原则、反对特权的态度，也体现了他对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注。在共和国成立初期，这种坚持公私分明的原则为日后的执政风格奠定了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四大野战军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各军区和野战军的领导人威望达到顶峰。然而，毛泽东意识到此时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防止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及可能的山头主义倾向。在六大军区司令员进京看望毛泽东时，他并没有给予他们功成名就的夸赞和鼓励，而是用严厉的言辞告诫他们要守规矩，听指挥，深入群众，不忘初心。毛泽东强调，如果这些军队领导人不遵守纪律，他将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进行处理。这一警戒不仅是在提醒这些领导人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也是在防止贪腐和骄傲，以防重蹈历史上其他政权失败的覆辙。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新中国政权的稳固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例如，1951年的三反运动和1952年的五反运动，都是为了整顿党风、政风，肃清腐败和不正之风。他还在1958年进行军队整风，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确保军队始终听从党的指挥。此外，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更是体现了毛泽东对军队管理的深思熟虑和高瞻远瞩。这些措施不仅在短期内巩固了政权，也为长远的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领导风格和策略对新中国政治和军事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高度信任前方指挥员，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强调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策略不仅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新中国建设中成为指导原则。
通过历史事件和具体事例的叙述，毛泽东的“进京赶考”不仅是一次历史性的旅程，更是对未来政治、军事纪律的重要警示。毛泽东以其独特的领导风格，强调纪律、规矩和党的领导，确保了新中国在风雨飘摇中稳步前行。致敬伟人，公者千古，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结构，成为历史长河中不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