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嘉宾：黄灯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我的二本学生》作者
我对教育理解的起点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分到了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任教。
我以前不知道我能当一个老师，也不知道我那么喜欢教书，大概教到第1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有太多话要说，所以就写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
尽管我对教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有特别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将近20年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的一些观察。
一、我对教育的理解，来自对学生的观察，以及和学生共处对自己的唤醒
作为一个老师，说句实话，我对社会安全感的边界就是来自于对学生命运的感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好不好，就看我的学生去向好不好，简单来说就是工作好不好找。
二、现在学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说真话，我作为大学老师教学时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台下的学生不动，上课看手机，你问他问题，他不回应，似乎对什么东西都没感觉。或许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也不谈恋爱，你问他以后干嘛，他就是无所谓的样子。
当然现在工作不好找是客观条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明显感觉现在年轻人的元气丧失得很厉害。我一直觉得，应试教育的后果就写在大学生的眼神里面。我们只知道把孩子送进大学，但是孩子在大学里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看一个孩子有没有培养好，并不是看他有没有进大学的门，而是看他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作为大学老师，我有时候感觉很难熬，发现怎么教都教不动那些孩子。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也特别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17岁孩子的妈妈，他不算被鸡得特别狠，学校对他们也很宽容。但是有一次我问他：“你们学校的同学是不是真的热爱读书？”他说：“妈妈，你要我说真话，我们班上可能真正喜欢读书的不会超过两三个。”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不爱学习不怪他们，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解决不了。
我上课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学生眼神冷漠，你问什么，他都不回答，因此我上课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起来，尽最大可能点亮点燃他们。但一个老师不可能永远保持那种状态，所以很多跟我性格不一样的老师，会觉得教书教得特别累，这很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时间提前。
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有一段话，到现在为止我还坚持这个判断：
“在具体的课堂里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这是我观察到的真实，也是我很多同行的共同观察。
《我的二本学生》中的教育观察
一、同样的起点，让我感受到一种现实：文凭快速贬值
俞老师和梁建章老师，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我的第一学历其实是专科，岳阳大学的，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了。我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大都是普通人。
一个基本事实是，能考上北大清华的人非常少。中国现在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985、211的大学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学生。如果按这个逻辑来看，不上重点大学，难道我的孩子就没有出路了吗？事实上普通孩子也需要在社会上生活，还是要给这个国家做贡献的，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也是第一学历不好的，我的学生也是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读书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有没有像我这样，能够依赖教育红利去克服各种困难呢？我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学生亲口说，“黄老师，我再也不可能像你这样了。”他是我在广东金融学院教的一个学生，智商很高，各方面都很优秀。
还有一个问题，高校扩招以后，念大学和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前20多年，因为我们刚好需要很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劳动力，所以就通过扩招来弥补；但近几年经济放缓后，大学生不好就业了，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现在事实是这样，我们该怎么面对？
二、两个班级：班级的氛围差异、学生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业去向的改变
我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写了两个班，一个是06级的，一个是15级的，中间隔了9年，在回忆里这两个班级给我的印象不一样。
06年的那个班是2010年毕业，那个时候，孩子还有一些很俏皮的行为，我们班还有一些学生不上课。我甚至觉得学生逃课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我一点都不反对，因为学生逃课表明他对课堂是有反应的，逃课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太水了，他不想听，觉得浪费时间。我觉得学生有这种反抗性，表明他还有生命力。
但现在很多学生听课，他的心在外面，他看手机，不思考问题，不做深度思考，也不链接别的东西，这种麻木比反抗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很多，更不要说学生的精神状态了。
还有，我的第二届学生和第一届学生比较起来，他们的就业去向明显差了很多。
三、基本趋势及反思
我们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更是社会末端的一环，它背后是千丝万缕的东西。
学生就业能怪学校没教好吗？无论学校教得如何，学生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学校教育已经越来越显示它是有限度的。
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我童年阶段在我外婆家待了十几年，我印象中当地那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上大学的，也没有上高中的，偶尔有几个初中毕业生，但他们现在也是生龙活虎的。几十年后回过头看，其实那些没有读大学的人在社会上也立足了。
我的一个感觉是，现在过于强调上大学的作用了，以至于家长有一种执念，就像宗教信仰：我的孩子必须上大学、必须考好大学，如果成绩不好，天都要塌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的出路和上大学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年轻人的成长，他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跟教育有关系的。
如何塑造“立体而丰富的人”？
我去家访，可能会有人觉得太多事了。事实上我从2017年开始去学生家，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育，也是丰富我教育维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我为什么要去学生家？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呈现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别想知道，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到底给他们留了什么样的空间？
我跟大家讲一些直观的观察，我们现在要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安身立命，让他们内心很安定，觉得活着有意思，也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
一、三个男孩的创业故事
讲讲我教过的三个学生，他们在社会上立足的故事。
第一个学生黎章韬，他是云南腾冲的，我教的2010年中文班的学生，当年他可以上云南师范大学，但想到沿海地区读书，所以去了我们学校。
2014年我得到一个消息，他回老家去了。他本来在广州找了一家特别好的银行，他妈妈很开心，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儿子在一线城市读书了留下来了！我一直不解他为什么要回去，直到2017年，有一次他微信联系我，说让我去他家看一下。我跟他聊，跟他父母聊天，观察他的生活状况。
在我去的时候，他妈妈内心还不服气，觉得自己儿子的大学白读了。但是他爸爸很开心，他说：“我跟我儿子像兄弟一样。”他们家在云南腾冲，跟缅甸很近，家里有个木工坊。多年前他爸爸去缅甸伐木的时候伐了一个金丝楠木，老板没有钱就给了他很多木头，就这样陆陆续续20多年积累了一些木头，慢慢地把木工坊开起来了。
我问章韬，“你们街上有那么多人开木工房，他们没有读大学，你在广东待了4年，结果你回来跟他们干一样的活，你后悔吗？”
他说：“黄老师，我一点都不后悔。”
他讲了疫情期间，因为他懂微商，全国各地很多客户在没有跟他见面的情况下借钱给他，买他的东西，甚至教他投资，这个现象彻底改变了他妈妈的看法，他妈妈以前一直觉得无商不奸，“不认识你，凭什么借钱给你？”
我说：“章韬，你真正的成长是从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的。”
黎章韬的成长，社会教育给了他很多滋养。他在跟客户交流的过程中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快就结婚了，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不错。
我们聊起他在广州同班同学的近况，他说：“我回来对了。”
我觉得特别安慰，他过着一种特别有机的生活，不能按成功学的观念来评判。
还有安徽的何健，他中文成绩很好，属于真正热爱的。
当年他考广东一所非常好大学的研究生，虽然考了400多分，但因为一个名次的差异没被录取。我问他需不需要帮助调剂一下，他有名校情结，不去。然后到东莞开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没有开学科类的，而是专门教孩子读古文，恰巧避开了“双减”的冲击。还因为他是做国学教育的，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经过几年，他朋友圈里一会儿是给爸妈买房了，一会儿是自己在东莞买房了，一会儿买车了。
我想为什么何健能做成这个事情？我去到他们家，跟他爸爸妈妈聊，他在12岁的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在农村，如果家里没钱，就算再会读书也没用，所以他一个12岁的男孩子，在村里熬了6年才考上高中。但是那个大家庭给了他很多支撑，尽管他父母不在身边，还有别的亲戚帮衬，他的家族特别团结。他妈妈曾给我讲，她在贵州打工的时候生了病，整个家族凑钱把她救了回来。我去他家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何健这个孩子，不是他的父母在托他，而是整个家族的人在托他。所以他在东莞做得还不错的时候，对他整个家族都有特别感恩的心。
何健一家人春节的团聚
再讲一下于魏华，魏华的父母身体不太好，眼睛有残疾，所以没有办法在东莞进厂打工，只能摆摊，魏华在几岁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一起摆摊。
因为摆摊，他很早就很有经济意识了。小学就已经会赚钱，当然那个赚钱的渠道不太好说——就是帮别人做作业。因为他的学校有很多东莞小老板的孩子，他们不愿意读书，他就帮人做作业，然后把钱存起来。他爸妈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
他会观察父母是怎么赚钱的，他说：“黄老师，你都不知道摆地摊的利润有多高，只要有人流，利润是超过100%的，一个指甲剪进的时候只有5毛钱，但是我爸爸有可能卖2块钱。”而且东莞的工厂特别多，他爸妈又很灵活，有一段时间贩卖服装，那时候没有网购，打工仔、打工妹的服装都是通过地摊购买，所以他的商业头脑就特别敏锐。上大学以后，他说：“我以后不要单位的，我一定会创业。”
他的家庭是特别普通的家庭，跟我们班上另外一些学生比较起来，我会觉得他的成长要素里面最不同的地方，无非就是，他从小会观察他爸爸妈妈的日常生活，会自己去思考，会去想真正的生存该怎么办。
他大学毕业以后，在深圳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的书有很多盗版，他就自告奋勇地要帮我维权。
黎章韬、何健、于魏华，都是来自特别普通的家庭，跟媒体上见到的很多年轻人比较起来，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从现在大学生去向的整个结构里面来看，他们还是过得可以的，不管是从经济条件上，还是从人的成熟度，以及融合社会的顺利程度，他们远超同龄人。
二、来自家庭滋养的共同特点
我去过20多个学生家，我观察这些孩子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上午很多老师讲到的一样，我非常有同感，就像梁老师说的大国有大家，刚才都提到家庭被瓦解掉，隔代抚养被控诉，但我在学生这里看到的真相是，这些东西非常具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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