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安省一位从业36年的家庭医生Ferrukh Faruqui在多伦多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毕生致力于成为一名家庭医生，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的文章，讲述了她最终决定放弃所热爱职业的心路历程。这位居住在渥太华的医生兼自由撰稿人随后在自己的X账户转发了自己发表的专栏文章。以下为文章内容：2021年初的一个深夜，我结束了作为家庭医生的最后一天工作，把几个箱子装进车里。在空荡荡的停车场里，三月的寒风刺痛脸颊，天亮之前注定要下雪。放弃我挚爱的职业并非易事，但我的病人理应得到更好的照顾，而不是由一个精疲力竭、思维迟缓的医生来治疗。疫情期间，诊所旁的汉堡店成了我们这些医生忙碌一天后短暂喘息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大口喝着甜腻的冰可乐，就着热腾腾的食物闲聊片刻，然后又开始投入第二轮无薪工作，处理成堆的电子化验报告，撰写转诊单，填写各类表格。我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梦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我想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的命运，我的移民父亲也对此深信不疑。大学预科的两个暑假，我在温尼伯Cadham实验室工作，看着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昂首阔步地走进医院，显得那么遥不可及、高不可攀，我却忍不住心生向往。最终，我鼓起勇气申请了医学院。一个难忘的六月天，我的父亲接到实验室打来的电话，喜极而泣地告诉我：“你被录取了！”激动之下，我不得不用颤抖的手抓住柜台，免得跌倒。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被医学院录取，更别说第一次申请就成功。进入医学院后，我结识了一群聪慧的同学。我们一起参加课程、解剖尸体、研究病理学，探讨生死与治愈的意义。为了成为医生，我们牺牲了睡眠、娱乐和外界的友谊。在那充实的四年里，我从未对自己的目标产生过怀疑。在住院实习期间，我每周工作100小时，连续36小时值班。从资深医生、经验丰富的护士和病人身上，我不仅学习医学，也学会了如何学习并接受了永远无法掌握一切的事实。后来，我在曼尼托巴省、安省和魁省的城市和乡村地区急诊室工作了15年。在我第四次怀孕时，产科医生诊断我出现早产宫缩，并要求我停止值夜班。儿子出生6年后，我辞去了急诊室的工作，成为安省乡村地区的一名家庭医生，服务1,500名患者，包括婴儿、八旬老人，还有农民。我常在周末带着上幼儿园的儿子颠簸在乡村小路上，为卧病在床或濒临死亡的患者上门看诊。那些时刻，让我的儿子也立志成为医生。
一位患者指控我漏诊。我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人生都完了。尽管这段经历无比痛苦，但没有一个病人因此离开我。这次经历让我成为了一名更加严谨的医生。这次事件让我成为了更加严谨的医生，也让我明白，被起诉并不罕见。而无论多么专业、关怀备至，医生始终无法控制患者的满意度、病情，甚至死亡。这场诉讼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离开诊所近一年，徘徊在抑郁边缘，吓坏了家人。在那段日子，我反复思索自己为医学付出的一切。但有一天，在加州的海滩上，我凝视着漆黑的太平洋，望向无尽的海平线。辽阔、深邃、不变的大海让我意识到，我必须回归。回归诊所后，现实却依旧令人窒息。我的梦想并非一夜破灭，而是逐渐消散。我在渥太华郊区新开地诊所吸引了很多病人，但他们的期待常常令人难以满足。尽管他们可以随时联系我、营养师和社工，也可以灵活参加每日的延时门诊，但似乎依然不满意。如果我未能及时回复24小时在线门户上的消息，他们就会愤怒不已，却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忙着接诊其他患者，或熬夜数小时处理邮件。我渐渐发现，这些患者似乎患上了一种“过度就医”的怪病——不仅无助于改善健康，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不尊重的行为也越来越多。有一次，在诊所里，一名女性在我拒绝为她续开麻醉药物处方时对我大吼大叫。“我交了税，而你是来为我服务的！”她尖叫着，把她蹒跚学步的孩子吓了一跳。当她向我扑来时，我忘记了紧急按钮。
从医36年，我对威胁已毫不退让。“不，”我回答，“我不是为你工作。我根据我的临床判断行医。”她愤愤离去，一边嚷着威胁要举报我，一边把孩子们拽出了诊所。我回想着过去的暴力事件：在温尼伯急诊室，被醉酒患者打碎眼镜；在蒙特利尔办公室，被患者挥拳击中怀孕的腹部。她只是众多试图用恐吓手段达到目的的患者之一，但这从来没有奏效过，因为我拒绝接受医生是“契约仆人”的观念，更不会容忍语言和身体上的虐待。不过，以前这类患者只是少数，现在琐碎的投诉淹没了我们的监管机构。我们一边拼命安抚愤怒的病人，一边在资源不断缩减的情况下努力维持医疗标准。
2021年，一位从多伦多迁来的医生提出接手我的诊所。三个月后，我正式辞职。我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徘徊了一段时间，长期失眠让我的眼睛发红，我感到无助和绝望，思考和推理能力明显变慢。这些症状是典型的临床抑郁表现，而在我的情况下，这完全是因为多年压力的积累而引发的。我知道自己需要照顾好自己，但同时也不能让我的患者陷入困境。那位医生的出现，如同一场救赎。不幸的是，我的经历并不孤单。全国性的家庭医学危机已不是秘密。全国各地的医生都已精疲力竭，只能选择离开。这一问题已酝酿多年，却一直无人倾听。现在，我们纷纷倒下了。根据安省家庭医生学院（OCFP）的报告，截至2023年，有250万安省居民没有家庭医生。另有250万安省居民的家庭医生已年满65岁或以上，面临退休。全国范围内，有650万人缺乏家庭医生。每年失去一千名家庭医生将意味着一百万人“失医”。2023年OCFP的一项调查警告称，65%的家庭医生计划在五年内离职或减少工作时间。我们被过度复杂、耗时的患者需求压得喘不过气，同时相对于通胀，薪酬却持续下降。在加拿大，绝大多数家庭医生都不是拿固定工资的，而是小企业主。在飙升的通货膨胀之下，运营成本大幅上升，而收费却停滞不前，这种经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安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的收费标准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截至今年4月，安省政府支付家庭医生每次诊费只有39加元。无论我们解决一个问题还是十几个问题，都只有39加元。曾经，家庭医生的收入还算可观，但如今，仅靠OHIP的支付根本无法维持房租、员工薪资和医疗物资的成本。因此，加拿大各地的家庭医生纷纷离职，或者转行担任医院住院医师或全科麻醉师，这些岗位不仅收入更高，工作强度也更低。而即将毕业的医学生无法填补这些空缺。今年，全国有75个家庭医学住院医师岗位无人问津，这意味着将有约7.5万名加拿大人无法找到家庭医生。尽管问题持续恶化，政府依然漠视，试图用执业护士和药剂师取代家庭医生，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危机。这些没有医学学位的专业人士现在的时薪有时超过了家庭医生。执业护士（NPs）每周工作37.5小时，享受六位数工资、福利和养老金。而我们这些家庭医生，却承担更重的责任，却没有这些待遇。这让我们不禁质疑，为何执业护士的800小时临床培训被某些人视为等同于家庭医生超过10,000小时的培训。这种短视的政策不会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反而让更多医生心寒，加剧了医生行业的流失，更多的诊断延误，以及数百万加拿大人面临本可避免的痛苦。我离开家庭医生行列，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受尊重。我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我和其他家庭医生交谈时，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我们能获得公平的报酬、专业认可，以及养老金和福利，我们会很乐意回来。我已经从医36年，到了退休的年纪，但医学早已融入我的血液。如今，我在渥太华一家人手长期不足的急诊诊所为那些“失去家庭医生”的患者服务，患者需要等待5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我们诊断过未治疗的糖尿病和潜伏的癌症，我们处理过骨折、治疗过心脏病发作。我们的病人应该得到更好的治疗，而不是零碎的护理。他们需要上街游行，要求为家庭医生提供公平的薪酬和工作条件。除非他们这样做，否则一切都不会改变。几十年来，我拯救过生命，帮助过成千上万的病人。我曾在深夜和周末加班，曾因错过陪伴孩子们而内疚，也曾因无法陪伴生病的父母而内疚。我也犯过错误，在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中，这在所难免。但无论医学领域的情况多么糟糕，我始终无法离开，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不仅仅是职业，而是关乎生命的使命。https://www.thestar.com/opinion/contributors/i-dedicated-my-life-to-being-a-family-doctor-i-just-cant-do-it-anymore/article_270cf980-b7fe-11ef-ac17-933ff3a7660f.html#tncms-source=log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