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自杀合法化之路:从欧洲电影到琼瑶遗书

文摘   历史   2025-01-13 16:45   瑞士  

自杀是一个人“自我决定的最后一次壮举”,因此也是艺术作品中广受欢迎的主题。本图为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在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s )的新片《隔壁房间》(The Room Next Door)中的演出镜头。 Sony Pictures Classics/ AP/ keystone.

无论是台湾著名主持人傅达仁在瑞士安乐往生,还是中国红斑狼疮病人沙白赴瑞求死:协助自杀的故事总是直击人心,刻印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一个瑞士研究项目正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有关这一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

关于安乐死,艺术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深?

过去二十年中,《深海长眠》(Mar adentro)和《触不可及》 (Intouchables)两部以四肢瘫痪人群为题材的杰出电影有一个共同点:故事都来源于真实事件。但除此之外,两部影片的剧情走向截然不同。

《深海长眠》是一部忧郁催泪的影片,讲述了一名水手在因跳水意外不幸瘫痪后争取自杀权利,并在朋友的帮助下离世的故事。《触不可及》则是喜剧,讲述了一名护工帮助因滑翔伞事故四肢瘫痪的富有企业家重拾生活勇气的故事。

《深海长眠》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票房成绩约为4’300万美元,而《触不可及》的票房则将近前者的10倍。观众选择了向生,但很多被病痛所困的人们却一心求死。

哈维尔·巴登(Javier Bardem)在西班牙电影《深海长眠》中饰演全身瘫痪的求死者。 Keystone

近年来,协助自杀合法化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取得了进展。目前在欧洲,除了曾是“安乐死之国“的瑞士之外,还有近十个国家为协助自杀(乃至主动安乐死)开了绿灯。

西班牙便是其中之一。20世纪90年代,水手拉蒙·桑佩德罗(Ramón Sampedro)“求死案”的法庭诉讼曾在该国引发热议-这场社会大讨论在影片《深海长眠》中被生动重现。而法国政府今年也出台了一项法律草案,旨在为不治病人获得协助自杀权利铺平道路。

在此之前,法国经历了一场长达数年的“文化战争”:《触不可及》中身障企业家的原型菲利普·波佐·迪·博尔戈(Philippe Pozzo di Borgo)也参与其中。他在2023年去世之前一直是 “Soulager, mais pas tuer ”(纾解,但不杀死)运动的赞助人-该运动反对协助自杀合法化,力挺法国实施临终姑息治疗的习惯做法。

法律和艺术法则

可以说,协助自杀的实例已融入人类的集体记忆。而文学和电影对社会究竟有多大的切实影响力呢?

一项瑞士研究旨在解答这一问题。”辅助实验室:协助死亡生活档案”网站(Assisted Lab’s Living Archive of Assisted Dying)正在收集和评估世界各地的相关艺术作品,以便为立法进程和媒体辩论提供参考。

迄今为止,已有约60件作品被收入档案,以供人查询。“我们已经收集到了350多件作品,它们将被逐步录入档案。”该项目*的发起人、圣加仑大学法国文化和医学人文学教授安娜·埃尔斯纳(Anna Elsner)介绍说。

档案目前收录的亚洲作品

在辅助实验室:协助死亡生活档案”网站(英)外部链接目前收录的60部关于协助自杀的艺术作品中,仅有两部来自亚洲或亚裔作者。档案对这两部作品介绍如下:

日本导演早川千绘2022年指导的电影《岁月自珍》(Plan 75)。一个乌托邦式的故事:日本政府启动了“75 计划”,让所有75 岁以上的公民自主选择安乐死,以换取10万日元奖励,从而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影片描述了老年人群和“75计划”管理者提出和接受该计划的过程。

加拿大亚裔作者、诗人Jane Shi在一首题为《C7法案:现有救助概览》 (Bill C7: An Overview of Available Help)的十字诗中,对加拿大将协助死亡受众范畴扩大到“病情严重但死亡尚不可预见人群”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此课题的研究范围之广令埃尔斯纳自己都感到吃惊:“我在写给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课题申请中只提到了30部作品。”

埃尔斯纳表示,文化产品总是被视为政治辩论的副产品。“其影响力之大令人惊叹。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被积极引用到立法过程之中。”此外,媒体化的苦难故事-一种新形式的“死亡艺术”(Ars Moriendi)-也出现在公众面前。

安娜·贝尔特和琼瑶

法国人安娜·贝尔特(Anne Bert)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位情色小说作家在中年时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又称渐冻症),并在法国公开发起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改革运动。在法国2017年一项法律草案中,贝尔特被列为共同作者,但该草案最终没有促成安乐死合法化。

纪录片《我决定死》(J’ai décidé de mourir)记录了她生命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她在政策开放的邻国比利时接受协助自杀几天后,其著作《最后的夏天》(Le tout dernier été)上架发行。在书中,她将“自决死亡”的诉求浓缩为一句话:“我如此珍爱生命, 以至于无法眼睁睁看它消逝。”(J’aime trop la vie pour me laisser mourir)。

不约而同地,琼瑶在遗书里也写下含义相近的话语:“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如今,当火焰将熄之前,我选择这种方式,翩然归去。”为了避免成为依赖插管维生的卧床老人,这位86岁的台湾知名作家于2023年12月自决离世。琼瑶在晚年曾多次公开表达“安乐往生”的愿望。

您可以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关于安娜·贝尔特的整部纪录影片。

贝尔特去世后,她的人生故事及其作品艺术性的再评估问题还多次在法国议会辩论中被提及。

不再是纯粹的西方议题

“辅助实验室:协助死亡生活档案”的研究重点是欧洲和加拿大,即那些在千禧年之后(研究覆盖的时间段)实现协助自杀合法化的国家。最近埃尔斯纳扩大了项目团队的规模,除了四名长期雇员之外,还增聘了几名自由职业者,以便研究涵盖更多的语言地区和文化领域。

协助自杀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话题,埃尔斯纳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例如,我认识一位印度电影制片人,他去年就曾陪同一位印度艺术家前往苏黎世安乐死。”

亚洲部分地区的安乐死法规

在中国,安乐死尚未被合法化。积极安乐死行为有可能构成《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

台湾禁止主动安乐死,仅准许个人依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进行被动安乐死。台湾有安乐死咨询服务协会,为需要接受协助自杀服务的患者提供申请前往瑞士进行安乐死的咨询。

日本法律禁止协助自杀及积极安乐死。该国“尊严死”的概念是指依据丧失意识且无治愈希望的末期病人的生前预嘱或家属请求,经医师判定后,对病患不施予延长生命的治疗措施,让其顺其自然死亡。

泰国法律禁止安乐死及协助自杀。但是该国《国家卫生法》第十二条明文允许特殊拒绝权:个人有权以书面形式签署预立医疗决定,拒绝仅为延长其生命末期阶段的公共卫生服务,或签署预立医疗决定拒绝公共卫生服务,以终止因疾病带来的严重痛苦。

在新加坡,安乐死也没有合法化。

(来源:维基百科,parc.tw)

研究小组最近还邀请约瑟芬娜·米罗·克萨达·加约索(Josefina Miró Quesada Gayoso)录制了一集播客节目。这位律师在秘鲁首例协助自杀案件中辩护成功,创造了法律史上的一个奇迹。她强调,电影在她处理相关案件时所发挥了重要作用。

埃尔斯纳认为,与政治和社会辩论相比,艺术对这一话题的处理往往更加细致入微,且不那么针锋相对。“比如,人们可以看到求死者家人的痛苦,即使他们支持亲人求死的愿望。”

术业有专攻:艺术旨在寻找矛盾,立法旨在克服矛盾。“协助死亡生活档案”在协助自杀问题上“不站队”。该研究项目力求成为观点中立的档案,其研究基金也不试图支持某种特定论点。

艺术对政治的影响往往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立竿见影,但”长期有效“。2003年出品的加拿大电影《野蛮入侵》(Les Invasions barbares)是埃尔斯纳最欣赏的作品之一(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片尾患有绝症的主人公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海洛因。

电影上映十多年后,加拿大将主动安乐死合法化。在政策推进过程中,这部电影的名字反复出现在政治辩论中-并不一定总是作为支持安乐死的注脚,而是用来佐证不堪重负、无法保证人之尊严的公共医疗系统。

安乐死之国和自杀胶囊

在瑞士,近年来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安乐死旅游方面,而非像在法国那样,关注于安乐死和姑息治疗之间的区别。

2017年,日内瓦医生皮埃尔·贝克(Pierre Beck)帮助一名健康女性与其重病丈夫一起自杀的案例成为头条新闻。2024年3月,联邦最高法院宣判贝克无罪,并重申了瑞士的自由主义立场,即只有出于自私动机的协助自杀行为才会被定为犯罪。

2024年秋,在瑞士沙夫豪森州,首次有人通过自杀胶囊“Sarco”自杀。这再次激起瑞士社会关于协助死亡的大辩论。通过这种胶囊,使用者只需按下按钮,就可以自行选择死亡,无须医生参与。

Sarco自杀胶囊备受争议-使用者只需按下这个按钮便可自杀。 Keystone / Ennio Leanza

埃尔斯纳说:”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要医生参与?”自杀胶囊的出现让她联想到2016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瑞士身份》(SuissID,刊于《Futurs insolites》杂志)。瑞士作家文森特·格伯(Vincent Gerber)在小说中描写了一种通过电话预定选择协助自杀服务的方式。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经济能力,从不同的目录中选择自杀方法。

这部乌托邦小说针对的是安乐死的商业化,但也影射到了当今安乐死政策开放国家正在面对的复杂现状。

瑞士、比利时、加拿大等国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对自主死亡的自由态度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对生命的轻视?协助自杀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变成“鼓励自杀”?无论是政界和还是艺术界都要正视这一敏感课题。

*“辅助实验室”项目被欧洲研究理事会选入启动资助计划,目前在瑞士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SERI)的资助下进行。该项目还得到了瑞士圣加仑大学、苏黎世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法国卡西市卡马戈基金会(Camargo Foundation)的支持。

原文链接:
https://www.swissinfo.ch/chi/swi/8868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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