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悟
伟大建党精神
党建引领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党的二十大报告用86个字开宗明义点明大会主题,特意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际,深入宣传阐释伟大建党精神,进一步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对于传承弘扬这一伟大精神,凝聚起团结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寻求真理的不懈探索中生根发芽,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这一伟大精神是时代的产物,要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就必须把它放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分析和考察。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五次大规模侵略战争。清朝统治者腐朽无能、墨守成规、军备废弛,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孙中山把这些条约形象地称为“卖身契”。伴随着侵略战争而来的是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人民是不甘忍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势力统治的,无数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但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作的努力,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先后失败了。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以俄为师,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抉择和向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实践层面的成果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精神层面的成果是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召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觉醒,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这一特定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由接受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由救国救民、救亡图存升华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由彻底反帝反封建凝练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由践行党的性质宗旨彰显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形成伟大建党精神。这一伟大精神,谱写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壮丽精神史诗的伟大开篇,积淀着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精神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扎根于中国具体实际,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他提出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科学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伟大建党精神既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思想和精神风貌,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红色养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先贤志士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春秋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呼声。诸子百家围绕“知”和“道”展开了论争,“知”是人对事物的认识,体现了理性探索、求真意识和知行合一;“道”是人对规律的把握,体现了天人合一、有无相生和守正创新。中国古代思想家推崇“格物致知”,力求探寻事物原理。《礼记》中阐释了“礼运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之间民皆同胞,万物皆是同类,故要用仁爱包容的态度对待世间人与物。古代思想家阐述的许多哲理,成为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人文滋养和理念元素。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把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推崇“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理念,崇尚挺身而出、不避斧钺的担当精神。如孟子主张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表达了先贤志士的共同心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既是空间层面上对世界的描述,也是伦理层面上对国家的概括,它推崇的是天下一家、家国同构、民邦共生,倡导的是海纳百川、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把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意愿升华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高度,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心。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奋勇斗争的传统和排除万难、视死如归的气概,“取义成仁”的价值取向铸就“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风骨品质。孟子以鱼与熊掌来比喻“生”与“义”,指出“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推崇强化自身修炼,适应艰苦斗争。宋代岳飞“还我河山”的豪言,鼓舞着英勇将士抵御外敌、血洒沙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激励过无数爱国志士为国捐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多年来历经苦难辉煌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伟大建党精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矢志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确立理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历过一个曲折的实践过程。他们中的不少人过去曾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有些人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入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悲惨的民族遭际、严酷的社会现实,打破了他们崇尚西方的迷梦,提出了耐人深思的疑问:国人把西方当老师、作榜样,为什么老师总是欺负学生?这一时期,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展现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革命先驱们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自己的信仰信念。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共产党宣言》“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真理的味道比红糖还甜,在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初心使命的美好愿景,惟有持之以恒的践行和义无反顾的担当才能实现。回顾建党初期,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将自己的才华全部奉献给了工农大众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一生奔波不息,积劳成疾,27岁时就离开人世。他临终时留下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建党初期先驱者们的革命实践,永远是我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光辉榜样。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革命斗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敌强我弱的状况。从创建伊始,我们党就受到北洋军阀政府和上海租界洋人的监视、压制,党的一大召开时,法租界巡捕房曾派人搜查、侵扰。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五次“围剿”,迫使红军进行万里长征……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遭遇到如此多的艰难险阻和生死考验,付出过这样巨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惨烈的斗争实践,发扬视死如归的精神,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军阀政府列为抓捕的重点对象,仍坚持在斗争第一线,直到英勇就义。早期建党骨干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罗亦农等人,也都先后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以鲜血写就了什么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深刻认识到,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空想的革命家”,而要“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因此,“对党忠诚”和“不负人民”是高度一致的。建党初期的那些革命先驱们,对党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中共一大代表、20多岁的邓恩铭,以“党的事业重于泰山”的高度责任感,孤身一人前往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的山东青岛开展工作,建立青岛第一个党组织,唤醒了胶济铁路工人和青岛纱厂工人,掀起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罢工高潮。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出身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然而,他为了农民解放,毅然和家庭决裂,到农村去和农民打成一片,宣传革命道理,召集佃户们到自己家里,当众烧毁当年分家时属于他的全部田契,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建党早期的无数共产党人,他们像邓恩铭、彭湃一样,用青春和热血实践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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