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学堂君为你推荐的这本新书，阿信要将它列为你的年度“不可不看”系列。
说的是被誉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悲壮巅峰”的——崖山。
百年来，随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译介，“崖山之后无中国”，似乎成为了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的流行观点，几乎无人不晓。但阿信的这本新书，正是要从根本上直面这种狭隘史观。明末至今400多年来，回顾这场崖山之战，我们似乎更习惯于采取南宋中心主义叙事，由一种情绪主导，要么将元朝贬低为一个无情的毁灭者，要么将南宋灭亡的大锅甩给贾似道这样的“奸臣”或者“汉奸”。这样的叙事读起来不仅简单易懂，而且酣畅淋漓，一个人不懂历史细节，不知元朝为何物都没关系，他一样可以畅谈宋蒙战史，批评奸臣误国时，还能显得他大义凛然。作为一个“宋粉”，《崖山》的作者新锐历史作家张明扬，希望亲自破除这种单一叙事，为我们全面还原这场800年前决定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大战。他说，对于崖山，可以有民族主义叙事，但不要单一民族叙事；可以有南宋视角叙事，但不要南宋中心主义叙事；可以有道德叙事，但不要奸臣和“汉奸”叙事。毕竟，过分贬低敌人，其实贬低的是自己，特别当己方是输家的时候。他硬着头皮去探究本来并不了解的元史，目的之一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充满敬畏，保持开放心态。在专业性和可读性上，“张明扬”三个字，就是质量保障。资深媒体人出身，曾任《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执行主编、澎湃新闻思想中心总监，2021年，张老师讲述安史之乱为何爆发的《弃长安》评分8.5，2023年，讲述清军入关的《入关》更是被打出了8.6的高分。在对历史读物极为挑剔的中国读者中，这样的评分几乎就等同于“五星好书”保证。
和已有的讨论崖山海战的书不同，《崖山》记录了1200年至1297年，南宋与蒙古结盟灭金到崖山海战之间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虽然是一本历史书，《崖山》之中却蕴藏着无限的治愈之力。当你陷入某种“人生牛角尖”时，被一种视野、一种情绪所裹挟而负面情绪爆棚时，不妨看看这本《崖山》。就像张明扬在《崖山》所写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了解崖山，是为了看见，“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如今，我们已经拿到南宋当年的完整历史剧本，从后来人的视角分析，对于南宋采取了和北宋“助金灭辽”如出一辙的自取灭亡政策——“助蒙灭金”，我们总会以“愚蠢”二字简单概括。
![]()
宋高宗半身像
但张明扬在《崖山》中对其中的原委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剖析，当所有的历史细节向你涌来，你会发现，一旦将自己置身到那个时代，即便你已经获知全部剧情，你也很难盘活南宋所面对的历史死局。早在1211年，成吉思汗就亲自领军大举伐金，史称“蒙金战争”。蒙古大军在当年八月的野狐岭之战中大败金军，四十万金军全军覆没，蒙古骑兵直抵金国都城中都城下。消息传来，惊愕失色的南宋中枢议论纷纭，大致分成了两派，事实证明，我们今天能想到的局面，当时的宋人已经早就预料到了。理学名臣真德秀主张对金强硬，索性断交，罢停岁币，将这笔钱用来整军经武，乘金国疲敝之机，对金宣战收复失地。另一派则更具有预见性，主张不罢岁币援金抗蒙，“金，昔吾之雠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但就在此时，蒙军主力为了史诗级的西征突然从蒙金前线撤走了，更让南宋君臣始料未及的是，绝处逢生的金国刚缓过气来，就选择了最下策——出兵伐宋，金人的考量是所谓的“北失南补”。金宋两国间最后一点战略互信就此彻底摧毁。南宋和蒙古，不得不在这一诡谲的历史气氛之下，渐行渐近。1224年，随着主张伐宋的金宣宗完颜珣驾崩，二十五岁的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长达七年的伐宋战争才宣告停止。当金军的军事威胁星离雨散，当年宋金“海上之盟”的历史记忆重新占据了宋人的心智，“蒙古威胁论”成为朝野间的共识。正如当时有位叫袁燮的朝臣指出：南宋应予高度重视的不是金国，而是蒙古，今之蒙古，正如女真初兴之时，“方兴之势，精锐无敌，岂可不豫为之备”。南宋君臣一直都对蒙古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他们深深明白，金之灭亡已成定局，无非就是宋军要不要参战并从中渔利，出兵的重点不是灭金，而是“和蒙”。从历史的后续发展来看，南宋虽有先见之明，但问题是，宋廷除了对蒙外交转趋冷淡，几无其他应对之策，弊政不革，农政不修，兵备不讲，边防不固……南宋的确精准识别了蒙古崛起的大势，却消极以对，仍然沿袭着苟安政风。后续的历史发展，则将宋蒙关系推向了南宋君臣早就预料到了的绝境。金哀宗君臣面对蒙古大军的攻势，已经退守孤城蔡州，一面向南宋求和，一面也希望重演金宣宗“北失南补”之故技。南宋只能转向“联蒙灭金”，与蒙军元帅塔察儿会师。1234年，正月初九夜，金哀宗仓皇自缢，城破后，金哀宗的遗骨被作为战利品由蒙宋平分。金朝灭亡后，年轻气盛的宋理宗便盘算着一鼓作气收复中原，当年5月，南宋中枢最终下了进军中原的决心，史称“端平入洛”。所谓入洛，更浅近的表述应当是三京之役，即收复东京开封府（汴梁）、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最终整个计划被证明完全落入了蒙古人圈套，为期两个月的端平入洛不仅以阵亡三万之众的沉重代价惨淡收场，更是成为了宋蒙战争的序幕。回顾这段历史，这完全是南宋的一场十赌九输的军事投机，在连起码的军事和财政准备都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将收复希望全然寄托于蒙古人主动放弃三京，南宋选择了当时情况下的最差解。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南宋的相对最优解应该是闭境自守，趁蒙军北撤之机整军经武，增强财力、军力。但是，这一稳健政略却因最需要耐心、坚忍和长期主义，而往往在政治实践中异化为士大夫的空谈义理、凌空蹈虚，继而沦为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入洛丧师后，主战派自然失势于朝堂，主守派推出了真德秀与魏了翁，希冀这两位举国交推的理学大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真德秀入朝时，带来的救世良方竟是他亲撰的《大学衍义》；而魏了翁一见到宋理宗不是大谈“明君子小人之辨”，就是“修身齐家”。对于如何处理社会危机、寻找救亡之道，理学家们束手无策。时间到了忽必烈时代，彼时元朝已经建立，元军正准备进入临安，南宋太后、皇帝及宗室千余人奉忽必烈的旨意准备登船北上。但七岁的益王赵昰、五岁的广王赵昺在驸马都尉杨镇及赵昰舅舅杨亮节等人护送下，已经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二王逃出生天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抵抗势力闻风而至，八方风雨会温州。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纷纷归队。1276 年五月初一，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于福州拥立益王赵昰即位，史称宋端宗，即时改元景炎，南宋流亡政权（行朝）就此成立，在未来三年间给忽必烈带来绵绵不绝的麻烦。福州之后，为躲避元军锋芒，流亡朝廷的下一个目的地选在了泉州，但随着泉州的实际掌控者蒲寿庚被此时的流亡朝廷逼迫得不得不投降元朝，南宋流亡朝廷只得继续流亡，像幽灵一样游荡徘徊于广东沿海。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 年）四月十五日，在飓风中受惊过度的宋端宗赵昰驾崩于硇洲岛（今属广东湛江）。四月十七日，众大臣在硇洲岛奉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史称帝昺，于当年改元“祥兴”，因陈宜中远走东南亚的占城，陆秀夫被拜为左丞相。一个月后，在接连的战事失利之后，张世杰将行朝徙居崖山岛（今广东江门新会区崖门镇，现已与陆地相连）。崖山岛所在水域为珠江出海口之一，岛上有两山，东为崖山，西为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门阔仅里许，故又名崖门，有两山夹一海之地利。张世杰“以为天险，可扼以自固”。宋军虽占有地利，但隐忧已然埋下。宋水军尚有数万，但包括家眷在内的行朝总人数据估计达到二十万人，这么多人困于崖山一隅之地，食物、饮水等后勤供给都是棘手的问题，一着不慎，就是全员断粮断水。张世杰深感退无可退，担心再东躲西藏会导致士气离散，不战自溃，于是意欲在崖山与元军一决生死。将一千余条大船泊于海中，沉碇于海，船头朝内，船尾朝外，用大索联结起来，筑成水寨，“四周起楼棚如城堞”，远望如坚壁，将帝昺等人居于最当中的巨舰上，重重保护。事实上，张世杰一决生死于崖山的战略部署，正中忽必烈与元军下怀。1279 年二月初六清晨，元军兵分四路，对崖山宋军水师发动总攻。为时仅一天的战事其实没有悬念。崖山之战的前半程，也就是从清晨到中午，宋军尚在拼死抵抗，但到了午后，宋军士卒体力开始不支，决死一战的哀兵挣扎也开始被元军更稳健且更持久的信心与勇气渐次压倒。战至傍晚，宋军已近全线崩溃。直到此时，才迎来了崖山之战最激荡的时刻。《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立》记下了这慷慨悲歌的一幕：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谋遁去。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
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
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
“陛下不可再辱”，这就是宋季历史中著名的“陆秀夫负帝蹈海”。陆秀夫时年四十四岁，赵昺九岁。陆秀夫负帝蹈海时，据说“从死者十余万人”，但更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海战七天后，据《宋史·瀛国公二王附本纪》，崖山附近海面“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其中自然有追随幼帝投海的自杀殉国者，但战死溺亡的恐怕也不在少数。亡国之际，君王死社稷，文臣与军人殉国算是本分。但在崖山溺海的十余万人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眷属与宫女。陆秀夫蹈海时，就“先驱其妻子入海”，但妻子与儿女是否愿意，没人忍心去追问。这些人，青史不太可能留名，其殉国也无充分的理据，相当一部分都是作为附属者而被迫死去的女性。崖山之战被视作宋元战争最后一战，相比临安之降，崖山之战是更公允的宋亡标志。以上，只是《崖山》精彩内容的一些摘编，省略了太多历史的细节与深入的思考。《崖山》有趣之处在于，张明扬将与这段历史密切相关的12个地点（蔡州、钓鱼城、鄂州、上都、益都、泸州、襄阳、大都、丁家洲、临安、崖山和零丁洋）作为线索，它们或是宋元军事博弈之地，或是双方直接对决的战场，每一个地名的背后，都是一段对双方来说都异常曲折、艰难的历程。除此之外，张明扬老师一以贯之的强感染力叙事，在书中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故事中得以体现。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他排除异己、独揽大权，甚至被后世评价为“奸相”，但作者在书中通过一系列事件的分析，向我们展现了他颇具军事才干的另一面。忽必烈是蒙古中屈指可数推崇儒术、重视汉文化的人。然而，正是他与汉人名士的广泛结交以及对其的重用，为他之后争夺汗位乃至建立元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忽必烈在《崖山》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目光长远的忽必烈，更看到了一个懂得隐忍而后发，心怀帝王之志的忽必烈。在忽必烈的身上，我们仿佛能够超越未见之事，看到一种历史的必然。南宋“军神”孟珙，他智勇兼备，长于驭军。在宋蒙对战中，宋军的胜绩多为守城，但他却能在攻势作战中连续挫败蒙军主力，被作者评价为“宋军最后的荣耀”。然而，这样一位中流砥柱般的人物，其结局却是在朝廷无端的猜忌中郁郁而终。南宋对武将的不信任“传统”，也为其对蒙（元）战局的失败埋下伏笔。被宋廷猜忌防范，降元后却得到重用的名将刘整，其向忽必烈提出的“先取襄阳”之策甚至加速了元灭宋的进程。
为南宋艰苦死守襄阳6年的吕文焕，终在兵尽粮绝之后也归降于元。誓死不降元的文天祥，他的忠烈故事得以流传后世……
在《崖山》的叙事中，不同的立场、各异的处境、诸多主动或被迫的选择，共同构成了这场宏大历史变局的主线剧情。诚如张明扬老师所说，他的作品，是多元而非单一情绪所主导的叙事，是宋元双方而非南宋中心主义叙事，是每一个鲜活个体在复杂境遇下的现实选择，而非仅仅通过“忠”“奸”就能进行评判的人物叙事。他极力避免“忠奸叙事”，如果不考量蒙、宋双方的实力差距，不去细究两宋深入肌理的一些体制痼疾，而简单粗暴地将亡国罪责往所谓的奸臣和“汉奸”身上一推了事，根本无法在历史表象之下真正理解转轨时代的真相。阅读历史、思考历史、写作历史，目的之一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充满敬畏，保持开放心态，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每一种主张仔细论证，做好一旦有了更确切的事实，就随时推翻前见的准备。这是张明扬老师时刻所提醒自己的地方，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为他所敬畏的读者们提供一个新的观察历史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