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也许是归程

             国家级“侗族大歌代表性传承人”吴品仙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采的特例。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擅于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偏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

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

五

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就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就是在鼓楼的中央，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们表情平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竿。他们是“寨老”，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就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日祭祀等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就会击响，寨老们就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做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以示权威。

      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鼓词”——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而过度骚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

　　还有第二层，

　　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

　　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

　　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

　　不犯规矩，理所当然。

　　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脚爬，猫用爪抓，

　　摸脚掐手，强摘黄花，

　　这类事，事轻罚酒饭，

　　事重罚金银，罚他一百过四两。

这种可爱的规矩，本来就包含着长辈的慈祥口气，因此很有禅性。真正处罚起来，还要看事端的性质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谓“六重六轻”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但是，处罚也仅止于处罚，没有徒刑。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警察，没有监狱，当然更没有军队。

黎平侗年节合拢宴

寨老不是官员，没有任何特权。他们平日与村民一样耕种，养家糊口，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他们就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还有剩余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

“因此，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性开支。”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就热情地为我解释。

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些黑衣长者，心想，这就是我心中长久向往的“村寨公民社会”。道家认为，一个社会，机构越简负累也越简，规则越少邪恶也越少。这个原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女扮男装去行歌坐夜

我所说的“村寨公民社会”，还包括另一番含义，那就是，村寨是一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到街上走走，总能看到很多妇女一起织一幅布的情景。这里的织布方式要拉开很长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门院里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妇女联手张罗。这到底算是一家织布几家帮忙，还是本来就是几家合织？不太清楚。清楚的是，长长的棉纱把好几家人家一起织进去了。

织布是小事，遇到大一点的事情，各家更会当作自己家的事，共同参与。

更让外来者惊讶的是，家家户户收割的粮食都不藏在家里。大家约定放在一个地方，却又都不上锁。一位从这儿出生的学者告诉我，在侗语中，根本没有作为名词或动词的“锁”的概念。

入夜，我站在一个杉木阳台上看整个村寨，所有的吊脚楼都黑乎乎地溶成了一色，不分彼此。这样的村寨是真正平静的，平静得连梦都没有。只待晨光乍露时第一支芦笙从哪一个角落响起，把沉睡了一夜的歌声唤醒。

六

我所站立的杉木阳台，是农家旅馆的顶层三楼，在村寨里算是高的了。但我越来越觉得，对于眼下的村寨，万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考察视角。在很多方面，它比我们的思维惯性要高得多。如果说，文化生态是一门最重要的当代课程，那么，这儿就是课堂。

当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便在一旁劝说：还是多走几个村寨吧。

我立即起身，说：快！

离肇兴不远，有一个叫堂安的寨子。我过去一看便吃惊，虽然规模比肇兴的寨子小，但山势更加奇丽，屋舍更有风味。这还了得，我的兴头更高涨了，顺着当地朋友的建议，向西走很远很远的路，到榕江县，去看另一个有名的侗寨——三宝。

一步踏入就站住了。三宝，实在太有气势。打眼还是一座鼓楼，但通向鼓楼的是一条华美的长廊，长廊两边的上沿，画出了侗族的历史和传说。村民们每天从长廊走过，也就把祖先的百代艰辛慰抚了，又把民族的千年脚力承接了。这个小小的村寨，一开门就开在史诗上，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马。

鼓楼前面，隔着一个广场，有一排榕树，虬劲、苍郁、繁茂，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边。后面的背景，是连绵的青山，衬着透亮的云天。这排榕树，是力量和历史的扭结，天生要让世人在第一眼就领悟什么叫伟大。我简直要代表别的地方表达一点嫉妒之情了：别的地方的高矗物象，大多不存在历史的张力；别的地方的历史遗址，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绿色。

在这排大榕树的左首，也就是鼓楼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萨玛祠”。萨玛，是侗族的大祖母，至高无上的女神。

我早就推断，侗族村寨一定还有精神皈依。即使对寨老，村民们已经给予了辈份性、威望性的服从，却还不能算是精神皈依。寨老会更替，世事会嬗变，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维系永久的象征性力量，现在看到了，那就是萨玛。

问过当地很多人，大家对萨玛的由来和历史说法不一，语焉不详。这是对的，任何真正的信仰，都不应该被历史透析，就像再精确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色中的月光。

我问村里几位有文化的时尚年轻人：“你们常去萨玛祠吗？”

他们说：“常去。遇到心里不痛快的事就去。”

我问：“如果邻里之间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你觉得不公平，会去找村里的老人、智者去调解，还是找萨玛？”

他们齐口同声：“找萨玛。用心默默地对她诉说几句。”

他们那么一致，使我有点吃惊，却又很快在吃惊中领悟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看我猜得对不对。找公平，其实是找倾诉者。如果让村里人调解，一定会有一方觉得不太公平。萨玛老祖母只听不说，对她一说，立即就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安慰。”

他们笑了，说：“对，什么事只要告诉她了，都成了小事。”

就这么边说边走，我们走进了萨玛祠。

我原想，里边应该有一座塑像，却没有。

眼前是一个平台，中间有一把小小的布伞，布伞下有很多鹅卵石，铺满了整个平台，平台边沿，有一圈小布人儿。

那把布伞就是萨玛。鹅卵石就是她庇荫着的子孙后代，边沿上的小布人儿，是她派出来守护子孙的卫士。

老祖母连自己的形象也不愿显露出来，全然化作了庇护的心愿和责任，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到，世间一切老祖母、老母亲其实都是这样的，舍不得留给自己一丝一毫，哪怕是为自己画个像，留个影。

于是，这把伞变大了，浮悬在整个村寨之上。

一位从小就住在萨玛祠背后的女士走过来对我说，村民想把这个祠修得大一点，问我能不能题写“萨玛祠”的三字匾额。

我立即答应，并深感荣幸。

世上行色匆匆的游子，不都在寻找老祖母的那把伞吗？

我还会继续寻找归程，走很远的路。但是，十分高兴，在云贵高原深处的村寨里，找到了一把帮我远行的伞。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编织得那么小巧朴实，足以挡风避雨，滤念清心，让我静静地走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