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61年出生于澳门，后移居香港，曾任香港大学肝胆胰外科讲座教授、香港大学外科学系主任、香港玛丽医院肝脏移植中心总监、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医务卫生局局长。从事肝胆胰外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30多年，是国际知名的肝胆胰外科和肝脏移植专家，曾与团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在深任职期间，倡导“绿色医疗”改革，积极推动深港医疗交流合作，见证深港医疗高质量发展。
口述时间：2024年4月16日
口述地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
![]()
深港双城，一衣带水，深港交流合作步履不停。2012年，我从香港大学来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度参与和见证了深港携手推动公立医院医疗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深港特色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希望能完成一些他人做不到的难事，能够让这个世界因为有我们，而变得更美好。
我出生在澳门，成长在香港，在深圳又工作了约十年，如今又回到香港，算是名副其实的粤港澳大湾区人了。虽出生成长在经济发达的港澳地区，但我幼时的家庭条件却很拮据。我们兄弟一共6人，用我母亲的话说是“家无一千金”，既没有女儿也没有钱，一家8口人从澳门移居香港，挤在香港不到30平方米的公屋（公租房）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时光。即使家境窘迫，父母还是竭尽所能给了我们最好的教育条件。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他从小就有个当医生的梦想，但迫于生计未能如愿。他常常对我们说：“当医生能帮助到人，无论是在富有还是贫穷的国家，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医生永远都在帮助他人。”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从小也憧憬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很幸运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更难得的是我们兄弟6人中就出了3名医生。由于上学时期成绩优异，中学时我就被世界医学名校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提前录取。选择赴海外深造，还是留在香港考取香港大学医学院？这是我人生中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选择。我思索再三后，最终还是决定留在香港就读医学专业，因为我想留在香港当医生，在香港求学便于我熟悉本地居民的案例，能够帮助我日后做医学研究。现在回过头来想，要是我当年选择去了国外学医，现在人生轨迹都会不一样，也就无法见证深港医疗交流合作和发展了。1985年，从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我在香港玛丽医院做了一名外科医生，潜心研究肝移植技术，1993年前往世界最大的肝移植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肝移植中心进修。为何选择这一方向？那是因为彼时肝移植在香港刚起步，一年也不到两个手术病例，香港医生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应对肝移植技术难题，而这一技术在内地也同样处于空白阶段。我是个敢于挑战的人，越有难度我就越想挑战，我希望能完成一些他人做不到的难事，能够让这个世界因为有我们，而变得更美好。在把前沿的肝移植技术经验带回香港后，我和团队先后成功实现了儿童左肝移植、全球首例成人左肝移植、活体肝移植等手术，逐渐填补起中国在肝移植领域的空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将研究重心放在了成人活体右肝移植技术。肝分为左肝和右肝，两者均有独立的动静脉，且右肝体积占整个肝的三分之二。肝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会“老”，即使将一名70岁老人的肝移植到一岁幼儿体内，仍能继续运作70年。二是肝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将人体右肝切除后，体内残余的左肝会经历一个代偿性增大的过程，以弥补失去的肝脏体积和功能。1996年，我们在香港做了全世界首创的成人活体右肝移植手术。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近50岁的男性患者，因暴发性肝衰竭陷入昏迷，迫切需要手术。他的妻子决定捐肝给他，我们便立马安排手术。手术进行了很长时间，当天恰逢中秋节，我们整天都没法回家，更别提吃团圆饭了，但好在治愈了这名病人，我反倒觉得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有意义。我想我救的不仅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家庭，身为医生的我非常有成就感。![]()
经过医学技术的不断创新，香港的肝移植技术加速赶超西方国家，逐渐从跟跑发展到领跑地位。由于我们在成人活体右肝移植的前瞻性科研及临床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我与团队共同获得了200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我们有如此大规模的医院，既能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又能作为我们的教学研究平台。
从香港来到深圳，可谓“命中注定”。早在大学时期，我就跟我的太太（当时还是女友）说过，我以后要回内地当医生。我太太听了以后还很不高兴地说：“你去内地工作，那我们就得异地了，我不同意。”命运的齿轮转到了2011年，彼时我已是香港大学外科学系主任、香港玛丽医院肝脏移植中心总监，在得知香港大学跟深圳市政府要在深圳合办一家医院时，我尘封已久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尤其是在考察完建设中的港大深圳医院后，我更坚定了自己要去参与港大深圳医院工作的决心。这次，太太没有阻止我，她知道我一直有想去内地工作的心愿，去深圳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她鼓励我放心去干，让我更有底气了。除了个人志向，我也意识到建立港大深圳医院对香港大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意味着港大有了一家自己管理的医院。我在参观了兴建中的医院后跟部门同事形容：“港大深圳医院就是港大的金矿。”同事们很疑惑：“金矿？港大深圳医院能帮我们赚很多钱吗？”我对他们说，赚钱从来不是香港大学的目标，而是我们有如此大规模的医院，既能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又能作为我们的教学研究平台。内地病例肯定要比香港多，有病例就有教学培训的机会，就能做更多的科研，能够极大促进港大医学院教学和科研发展，强化深港医疗交流合作。作为深港“携手推动医疗改革”试点，2012年，港大深圳医院正式开门营业，我作为第一批从香港调任的医生之一，担任外科主任。港大深圳医院的实际运营，证明了我的观念是对的。例如有一种由基因突变引起的罕见遗传病“成骨不全症”，也叫“玻璃骨”，患病婴儿的骨头非常脆弱，每一次磕碰摔跤都会导致骨折，直到腿部甚至身体完全变形。这种罕见病在香港的病例非常少，每年只有两三例，诊疗尚且不容易，就更别提研究了。我们有一位儿童骨科医生杜启峻对研究这种罕见病很感兴趣，他来到港大深圳医院后，牵头建立了成骨不全多学科诊疗中心，吸引了全国各地“玻璃骨”患者前来看病，一年就接收了约200个病例。大量的病例和手术经验能够帮助医生开展医学研究和教学培训，更快地找到提升治疗效果的办法，让“玻璃骨”这一罕见病不再“罕治”。2020年，我们获批深圳首个罕见病重点医学科重点专病（小儿成骨不全）。这在香港一年两三个病例的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但在深港医疗合作的模式下就走通了，而且起到了1+1>2的作用。我坚信港大深圳医院作为深港医疗交流合作的先行示范，医疗改革是没有终点的。
我一直认为，深港合办医院不仅是把香港的医生带到深圳来坐诊，更要把香港先进的医院管理模式和医疗改革经验引进深圳，促进深港医疗的共同发展。深圳是一座改革创新先锋城市，港大深圳医院自带“改革创新”基因，自成立后推出了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例如取消门诊输液、高薪养廉和全预约制度等，但我们也深知改革不易，需要一个让大众接受的过程，为此深港双方作出了很多努力。就拿全预约制度来说，现在所有的医院都推行门诊预约制度，但是12年前我们刚来港大深圳医院的时候，所有医院都没有预约制度，而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先预约后看病”。我们刚推出门诊预约制的时候，根本没有患者预约，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患者不愿意预约，也不相信预约制度，他们还是直接跑到诊室门口排队，甚至排到诊室里面，上一个患者看完诊刚从凳子上站起来，下一个患者就立马坐下了，其实这样对于患者来说隐私难以保障。即使我们医生说服患者在诊室外等待叫号，他们还是会把头探进去张望，他们会担心：“你叫我在外面等，后面也有人在等，万一错过叫我的号了怎么办？”最初我们遇到很大阻力，患者坚持用自己的方式看病，医生也有点气馁，很多医生反映病人都不喜欢预约，要不还是算了。但我们还是顶住压力坚持了下来，慢慢地患者也都接受了预约制度，现在可以看到全国都在推行预约制，有效提升了医疗效率和质量。随着医疗改革试点步入正轨，港大深圳医院逐渐在深圳打响了知名度。2016年，我接任成为港大深圳医院第二任院长。坦白来讲，医疗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深圳市政府对港大医院的投入，是参照深圳开办三级医院时的标准，而港大深圳医院的多项改革成本，都需要医院自己承担，所以当时医院面临着很大的财政压力。但我坚信港大深圳医院作为深港医疗交流合作的先行示范，医疗改革是没有终点的。对此，我提出了“绿色医疗”理念，逐步形成“办医、管医、就医、行医”绿色医疗新模式，构建“质量安全、文化、科技、建筑”绿色运营新体系。我们结合深港两地医疗方面的优点，大胆将港大深圳医院作为试验田，实施绿色医疗改革，深港医疗交流合作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就比如我们一直强调“办医”不能以创收为目标，不能因为要赚钱就给病人多开药、多打针，为此我们推行了全科门诊打包收费、取消门诊输液等制度，有效破除了过度医疗的问题。要杜绝这一现象，另一方面要保障医生的薪酬待遇，即高薪养廉。一开始我们的医生拿100%固定工资，跟香港医生薪酬制度完全一样。但在实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百分百复制香港模式行不通，相比其他医院医生收入和绩效挂钩，我们的医生拿固定工资，积极性和效率反而不高。后来，我们通过改革在这两者之间找了一个平衡点，将医生薪酬调整为70%固定工资和30%绩效，既保障了医生的收入，又提高了医生的工作积极性。除了高薪养廉，我们在“管医”上采取“红包零容忍”措施，医护人员坚决不能收病人的红包。最初明文规定实行的时候，病人反而不喜欢我们。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一位病人第二天要做手术，我作为主刀医生查完房后，他的家属就赶紧跑过来拉着我，悄悄地往我手里塞红包，嘴里小声说着：“医生，请你多照顾一下。”我立马将红包推了回去，对他说：“你放心，我是专业的医生，你不给我红包，我也会把手术做好的。”我语气笃定，但是病人家属并不信，他们认为：“你不收我红包，肯定不会好好给我们做手术。”待我走后没多久，护士就跑过来告诉我，病人决定不做手术，已经出院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改革的决心。如果医生的专业性和医患之间的信任要用红包来证明，那才是医疗行业的悲哀。为此，我们还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病人关系科，及时发现并解决医疗服务中存在的不满与矛盾，并坚持做好信息公开，这样的做法赢得了患者的一致好评。近年来，港大深圳医院坚持八大方面的绿色医疗改革，切实走出了一条具有深港特色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之路。2020年1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授予港大深圳医院2019年度“深圳市市长质量奖（社会类金奖）”。我将在深圳积累的改革创新经验带回香港，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共享发展。
深圳是我的福地，既让我在此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又给了我一个深港携手医疗改革创新的好平台。后来，我将在深圳积累的改革创新经验带回香港，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共享发展。2022年，我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医务卫生局局长。上任后，我结合在港大深圳医院的医疗改革创新经验，积极推动香港的医疗改革创新和跨境医疗合作。在港大深圳医院时，我们创新推动了许多跨境医疗项目落地，例如港澳药械通、跨境医疗服务、香港长者医疗券等。回到香港后，我们进一步深化了这些有效举措，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例如香港长者医疗券试点，港大深圳医院就是香港特区政府长者医疗券的内地首家试点医院，65岁以上的香港长者，都可以在港大深圳医院享受门诊医疗服务后，使用医疗券支付相关费用，实现异地结算。这一举措不仅惠及了香港长者，也促进了深港医疗资源的共享。我们结合试点经验，推出了“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将长者医疗券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广州、中山、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内合适的医疗机构，包括综合医疗机构和牙科医疗机构，将医疗资源共享合作从深圳辐射至粤港澳大湾区。深港医疗合作不止于此，双方携手将“中国标准”推向国际是我们下一步的共同目标。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明确要求深圳探索完善医疗服务跨境衔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医学人才培养、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体系。这意味着医院评审认定也要建立“中国标准”，而与国际接轨的香港力量尤为重要。基于港大深圳医院的办院经验，市卫健委委托港大深圳医院牵头成立了非营利性第三方评审评价研究中心——深圳市卫健医院评审评价研究中心。通过深港合作，研究中心组织香港及内地专家，借鉴三甲医院评审以及澳大利亚ACHS认证经验，创新性编制《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中国）》（2021版）。2022年2月，该标准以97%的得分率获得国际医疗质量协会外部评审会（ISQua EEA）权威认证，成为全国首个经国际认证的医院评审标准，标志着首个“中国版”国际医院评审标准诞生。2023年，13家医院开始参与首批评审认证，其中5家来自深圳，4家来自香港，其余来自广州、北京和珠海。这是深港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写照，我们希望随着这项标准在香港的同步落地，通过香港这一对外窗口，让“中国标准”走向世界，在国际上都能起到示范作用。无论是对深圳还是香港而言，改革创新永远是发展的动力，改革永远在路上。十几年前，全国性的医学会议很难看到深圳医院代表的身影，如今深圳在医学界的活跃度越来越高，医疗改革创新优势愈加凸显。而香港将继续发挥医疗领先的优势，积极拥抱粤港澳大湾区，深港携手为粤港澳大湾区医疗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很多香港人问我，粤港澳大湾区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总是笑笑对他们说：“去港大深圳医院看一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