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烈
1953年出生于香港,太平绅士。现任香港甬港联谊会永远名誉会长,建业五金塑胶厂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工业总会名誉会长,香港出口商会名誉主席,香港优质产品标志局名誉主席,香港塑胶业厂商会名誉会长,廉政公署香港道德发展咨询委员会主席及深圳侨商国际联合会会长。
口述时间:2024年3月12日
口述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天安国际大厦A座2103
壹
我们提供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当地提供劳动力,生产的半成品通过口岸运回香港进行最终加工。这种合作模式帮助我们缓解了香港土地和员工短缺的难题。
从宁波到香港
父亲为我们打下基础
我的父亲是宁波人,13岁就离开家乡,到上海的一家手电筒厂学做模具。然而工作没多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工厂被征用生产军用物资,父亲也随工厂迁往浙江丽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重返上海。
人是回到上海,工厂却解散了。1948年,父亲前往香港谋生,很快就找到一份在纺织厂当维修工的工作。一年后,他凭借手艺开了一间小型制模工厂,名为“建业五金塑胶厂有限公司”,专门制造塑胶家庭用品。
工厂开了没几年,我便出生了。家里人丁兴旺,除了父母亲,我还有四个姐弟。那时我们一家都住在父亲的工厂里,楼下是车间,楼上就是我们的房间。周末时,我常跑去车间,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耳濡目染间我对机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0年,在香港读完中学,我就去了加拿大修读物理和机械工程。毕业后,我没有马上回去接手父亲的生意,而是在当地打了两年工。
这两年的工作经历不仅让我学会企业管理和人际交往,还懂得了保持谦逊。社会经历十分重要,因此我现在也要求三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必须在外工作一两年,再回到家族企业。
两年后,我回到香港。父亲的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他非常善于创新,从单层塑料杯到双层保温杯和保温水壶等,后来他甚至发明了带灯的螺丝刀,在黑暗中也能拧螺丝,这些产品在当时颇具市场竞争力。
我回来后,开始在父亲的企业中引入现代化工业生产模式和自动化管理系统,在保持产品创新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将工厂迁入内地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正处于工业发展黄金期,玩具厂、电子厂等工厂到处都是,土地和工人反倒稀缺。当时我们工厂订单不断增加,却招不到工人,之前的厂房也满足不了扩大生产的需求。
正当我们苦恼时,华润集团找到我们,他们有一个负责引资的办公室,帮助香港企业将加工制造业带入内地,内地则提供劳动力和土地。
彼时内地的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当地政府都迫切希望发展经济,特别是通过与香港的合作,引进港资和技术。日本侵华时,我父亲吃过不少苦,深知民族崛起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他希望通过去内地投资,为当地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于是在1979年,我们与佛山南海县(现为南海区)的生产大队达成合作,在当地设厂。我们提供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当地提供劳动力,生产的半成品通过口岸运回香港进行最终加工。这种合作模式帮助我们缓解了香港土地和员工短缺的难题。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的企业已经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孙启烈将香港公司的不锈钢厨房用品搬到平湖生产。资料图
贰
1989年,我将全部生产基地转移到平湖,在当地注册了建乐士综合制品厂。
▲1989年,孙启烈将全部生产基地转移到平湖。资料图
叁
在内地经营,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当地的法律政策,以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
不断学习法律 适应当地情况
企业跨境办厂经营,就如踏入一片未知的领域,深一脚浅一脚,有惊喜,但也会碰到意外。
深圳和香港的法规不一样,刚进内地时,我们参考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等规程。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出台,就保护劳动者权益等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朋友的工厂曾碰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员工下班后骑自行车外出,途中发生车祸不幸身亡。事后,员工的家属带着几十人从老家赶来,堵在厂门口,要求企业赔偿一大笔钱,包括家属的路费、食宿等所有开支。
当时相关法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位员工的事故发生在下班时间,所以我朋友需要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最终赔了十几万元给员工家属。
这件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但也令我警醒。后来,我们港资企业的老板们经常聚在一起,除了讨论业务,还会交流平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类事情。在内地经营,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当地的法律政策,以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
担任市政协委员 为深港发展建言
1994年,我被增补为政协第一届深圳市委员会委员,第二年就转到提案委,其中一项履职工作就是审查400多名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
我在审查其他委员的提案时,自己也提出不少关于深港发展的建议。比如优化出入境管理政策,让持有文锦渡、沙头角口岸两地牌的私家车、公务车和商务车,在凌晨12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半间,能从皇岗口岸出入境。这个提议是为了让深港两地来往更方便、更快捷。
2000年,深圳市政协换届,我本想留在提案委,恰逢联谊委改为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市政协领导考虑到我港商的身份,便让我到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当副主任、界别召集人。
也正是那一年,我与市政协委员马介璋等人发起成立了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会员都是在深圳投资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归侨侨眷等。这两个身份让我更好地联合港澳同胞和侨商力量,共同促进深圳发展。
▲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资料图
肆
于是我们提出一个想法,能否让这些原材料和生产环节在国内解决,减少对进口保税的依赖。
推动建立原材料物流和交易中心助力企业发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加速期。凭借丰富的劳动力和大量土地资源,中国吸引了许多像我们一样的港资或境外企业,特别是珠三角一带,聚集了数十万家制造企业。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和马介璋、马伟武、郑松兴、梁满林4位香港实业家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问题。
过去,许多加工企业的原材料都是从境外进口,经过保税进入内地生产。比如,做成衣的企业,棉纱可能来自巴基斯坦,经过香港纺纱织布,然后再进入内地制作成衣。
于是我们提出一个想法,能否让这些原材料和生产环节在国内解决,减少对进口保税的依赖。后来,我们将这个想法汇报给市政府领导,领导们听完纷纷表示赞同。
考虑到珠三角地区遍布加工贸易企业,市政府担心如果其他地区提供更好的招商引资政策,这些企业可能会被吸引离开深圳。因此,建立一个物流中心,确保企业根留在深圳变得非常重要。
2002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5名企业家共同出资26亿元,在平湖建设了一个大型的综合物流及商品交易中心——深圳华南城。华南城占地264万平方米,由纺织服装、皮革皮具、电子、纸品包装印刷和五金化工塑料等五大工业原料交易中心构成,成为当时火极一时的“商贸王国”。
华南城建成后,我们5位创始股东根据自己所长分工。我比较擅长沟通,所以负责与国内国外的媒体联系,以提高华南城的知名度,其他的股东分别负责管理、融资等。
在我们的努力下,华南城发展迅速,成立2年就已经和全世界1200多个行业协会、商会组织,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港领事、商务代表建立了联系。一批跨国企业在华南城设立了采购中心。
回头看,华南城的创立对深圳乃至全国的物流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南城的模式得到了推广,除了深圳,南昌、南宁、哈尔滨、重庆等地也建立了华南城。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迎来转型与升级
1988年,我刚来平湖设厂时,主要生产出口到中东地区的咖啡壶、旅行杯和水壶等,这些产品在当时为公司带来了不少利润,但如今大多已被淘汰。此后,我们开始转向不锈钢锅等厨房用品。
过去,像我们一样的加工贸易企业一直以出口为主,然而,随着国外市场的疲软,利润空间逐渐缩小,我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市场。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需求和规格有所不同,比如国外消费者习惯使用刀叉,喜欢喝咖啡;中国则用筷子,喜欢喝茶,我们需要调整产品以适应这些变化。
如今,我已经退出一线,将企业的管理权交给我的孩子们。我们有许多老客户,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与我父亲合作,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我合作,再到2000年后与我的孩子们继续合作,客户关系始终延续,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产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作为一家港资企业,我认为未来应利用香港与深圳的优势,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双循环经济。我相信我的孩子们能顺应这一趋势,抓住国内庞大的市场带来的机遇,推动企业迎接新的转型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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