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里的“青苗”
文化
2024-10-18 20:38
北京
网络上流传着“狱警都有心理问题吗？”“当狱警和坐牢有什么区别？”以及“冷门岗位”狱警生存现状、“狱警：监狱残酷生存实录”等。所谓“揭秘”，真真假假，吊足胃口。于是记者决定自己“入狱”看看。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资源富集，四季如春，境内有彝、藏、蒙古、纳西等10多个世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曾在此“彝海结盟”，近万名彝族青年参加红军，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这里曾是一片深度贫困的土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滞后，是全国“三区三州”地区之一、四川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我一直牵挂着彝族群众”，在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刻，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凉山村寨考察，为这里的发展指明方向。今天的凉山，正书写着奋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全面振兴衔接升级的崭新篇章。凉山监狱于1990年正式成立，2015年10月调整转型为女子监狱，也是四川省三所女子监狱之一。转型之初，在押罪犯中文盲、涉毒占比高达80%，教育改造任务艰巨。少数民族地区女监、女警，诸多元素汇集，给这所监狱的工作带来区别于大多数监狱的特殊性，也赋予了四川省凉山监狱民警队伍艰巨而独特的使命。两年前，22岁的魏雅贤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毕业，考入四川省凉山监狱，成为了七监区的一名监区民警。
合上《监狱学》的课本，真正的监狱工作与她想象中的第一个差别，来源于一种“微妙的割裂感”。 上班第一天，魏雅贤脑子里有一个疑问贯穿始终：“这些犯人为什么不与我打招呼？”她看到罪犯们一看见她，就开始贴着墙根走，和她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这让她猛然意识到了一种强制的、必须刻意维持的差距。“之前在课堂上听老师说，警官、罪犯是不一样的角色，应该有怎样的行为标准，但那是没有实感的。”随着对环境的熟悉，监狱开始逐渐在新警面前展现出它独特的运转法则——除了明文制定的条例与规范，一些细小的规矩默然维持着狱中不同角色间的平衡。“就像一种惯性。你在外习惯待人礼貌、交流平等，但只要进了这个环境，这种惯性就会扑面而来，把你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她不理解，也无法适应，直到一件小事猛然撼动了她。每位监区民警都有自己负责管理的监舍，日常相处，教育谈话，以及时了解犯人状态。那是魏雅贤第一次和监舍里的一名罪犯谈话，对方声音轻细，语气温柔，哭着解释着自己在改造上与别人存在差距的原因。“她很柔弱，有点像林黛玉。”魏雅贤急忙表达了理解，她像安慰朋友一样安慰对方，鼓励她“没关系，适应之后会越来越好的”。和12名罪犯谈过话，她对唯一在她面前落泪的这一名罪犯印象深刻。出于同情和好奇，回办公室后，她查了对方的档卡，“你知道她有多少罪吗？”魏雅贤瞪大了眼睛。“她有七种罪。别人的判决书有两页，她的有一本那么厚。放高利贷、故意伤害、涉黑、非法拘禁……”她呆愣在座位上，努力把眼前这份资料里的名字和刚刚“哭得梨花带雨的弱女子”合为一体。“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单纯的真心，在老练的伪装面前显得可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也许她们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监狱民警代表国家执行刑罚的权威是必须要维护的。”她一字一句地正色道。“人性本来就复杂。见识这些多样性之后，我不会对它进行什么判断，我只是觉得显露出来了正常的复杂。”魏雅贤告诉自己只需做好服务“执法机器”运转的螺丝钉，收起恻隐之心，只是执行。而犯人也一样，去除了年龄、身份、情绪，她们是千人一面的“纸片人”。不记得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持续到她感觉自己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有些“机械”，持续到一名“纸片人”告诉她，自己卡上有一万块钱，想请她帮忙取出来给家里的孩子。今年春节前，凉山监狱摸排出12名改造表现较好、家庭困难且长期与家庭失联、确需亲情支持的罪犯作为走访对象，开启了一场“暖冬行动”——走访对象中就包括这名想要取钱给孩子的罪犯。监狱民警组队分三个方向，分别前往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布拖县、昭觉县、普格县走访。这是从小在成都长大的魏雅贤来到凉山后，第一次深入这片土地。快到这名罪犯的家时，她记得车是在“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停下的，两个小孩穿着单薄的外套，浑身发抖着站在长满杂草的院子里。罪犯的母亲把破旧露棉的外套紧紧裹在身上，告诉民警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抚养这两个孩子，现在她正跟罪犯的弟弟一起生活——这说明两个小孩，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就在这个院子里独自生活着。“他们让我第一次觉得，原来贫困可以如此具体。”魏雅贤记得小时候常去乡下的奶奶家，却没想到“乡下”的生活包含了如此大的跨度。后来，她了解到这名罪犯十七八岁时嫁人，男人吸毒、赌博、罹患艾滋病后又去世。她是文盲，还被染上艾滋，听村里人说贩毒“来钱快”，迫于生计，她选择铤而走险。“想一想，她的人生也很不幸。”魏雅贤替她难过——这是一位“立体”起来的母亲，正努力弥补自己未尽的责任，“即便她走的每条路都好像是岔路、死路，最后来到监狱里，她依然很努力，她做了她能做的所有事。”这名罪犯从入监第一年开始至今，每年不间断获评监区“改造积极分子”。近十年间，她在狱中省吃俭用，攒下这一万元，留给自己的孩子。魏雅贤时常会想，这些钱打到这名罪犯弟弟的账户里，又有多少能用在孩子身上？但这已不是她能左右的了。在凉山监狱，罪犯每周劳动改造五天、接受教育一天、休息一天。
上午十点，是各监区罪犯做“荣洪操”的时间。这是由两名艺术体操专业毕业的年轻民警设计的工间操，背景音乐是彝族歌曲《祖先》。七监区是特殊病犯监区，不少犯人刚入监时知道自己“刑期比命长”，索性不将法纪放在眼里，她们故意抓伤民警、四处吐口水……但民警们不能放弃她们，日常进行谈心谈话、生病时给予照顾，随着相处时间增加，大家又几乎都是彝族，新年时手拉在一起跳舞、一起化妆准备节目……罪犯们看到民警不避讳地与自己接触，反而会主动关心：“警官，把手套戴起吧！”走出监区，走过刻画着“彝海结盟”历史场景的石墙，再穿过操场，就是监区教学楼。这里随处可见由红、黑、黄三色构成的彝族花纹图样，教室的课桌上摊放着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课本。这里正集中进行着例行的扫盲教育课，罪犯们趴在桌面上，齐声朗读着“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开展“狱地协作”后，西昌图书馆也在凉山监狱开设了分馆。《苦难辉煌》《百年孤独》……市面上的畅销书在这里一应俱全，只是颇受冷落。女犯们爱看言情小说，正在登记的罪犯准备借阅一本《你不是我的骑士，你是我的天使》，她有些害羞地告诉记者，自己入狱之前不识字，现在可以认全了。与此同时，五监区旁的空地上，二十几名罪犯站成两排，排练着为两周后全省监狱系统罪犯文艺作品比赛准备的歌曲《古嫫阿芝》。这是彝语“大雁”的意思。在彝族，男性多被形容为“雄鹰”，女性是“大雁”。教育改造科民警沙燕站在队伍前，用一根筷子敲着一只铁饭盒打节拍。此刻，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个民族对于音乐的热爱——罪犯们穿着囚服，不影响每个人昂首挺胸，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采。她们随着节拍和声，手牵着手，自在又整齐地踩着步子，身体转向左，又转向右，用彝语唱着：大雁啊大雁，你可曾飞过我的故乡，可曾看见我慈祥的父亲，可曾看见我织布的阿妈……在凉山，哪怕是监狱里，彝族的女人们依然需要歌舞。歌声让她们忘记高墙电网，带她们回到火堆旁、回到大山深处彝乡的怀抱里。沙燕也是彝族人。在教育改造科，她负责监区文化建设，组织过文艺表演、知识竞赛等活动，而唱跳类总是最受欢迎。“大雁代表着回家，对她们而言，也是一种希望吧。”民警们都在想方设法地传递这种希望。在三监区的操场上，有一片“多肉植物园”，每盆多肉由罪犯们各自“领养”。从2019年开始的30盆，到现在的1000多盆，它们在日照充足、四季如春的西昌欣欣生长，承担着特殊的使命。有的花盆中，还插着写有领养人寄语的小牌子，上面的字迹工工整整，有对自己的鼓励，有诗句，有歌词，有对母亲的思念……每个监舍的门口，都挂着一块“情绪晴雨表”，罪犯早上起来，可以把自己的心情体现在上面：平静、快乐、忧郁、沮丧……大部分人都是“平静”的，即将满刑的会“快乐”，少有显示“忧郁”“沮丧”的，意味着她情绪之差，在主动向民警“求助”，从互监组，到监区心理辅导站，再到监狱心理评估中心都可以提供帮助。“她渴望表达，就是个好的心理状态。”评估中心负责人杨坤说。与男犯往往“简单粗暴”的处理问题方式相比，女犯倾诉欲更强，内心敏感善变，爱生闷气。“现在就叫内耗。”八监区教导员陈建文说。同为女性，她知道这是通病。“因为一点小事或者同改的一句话，就会想半天。”由于犯群结构特殊的缘故，凉山监狱在管理上也遵从了彝族的习惯，每个监区都挑选了一些处事公正、精通彝汉双语的人担任“德古”——“德古”，在彝语中意为“德高望重的人”，常由阅历丰富的长者担任，日常调解纠纷、以理服人。她们在各监区充当“调解员”的角色，成为解决犯群内部矛盾的重要一环。而面对日常的小冲突，还是需要民警们第一时间“出马”。这让八监区监区长余数觉得有时自己和同事们的角色更像“居委会大妈”——安抚情绪，讲规定，对待偏激的、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困难的罪犯，讲待人接物的基本道理。罪犯之间的矛盾总是琐碎。排队时推搡了、被踩到脚了、泡面被偷吃、被借了卫生纸没有还……大事小事，狱警们的处理方式都严谨且统一：找当事人双方了解情况，询问不同目击者，必要时查监控确认。没人觉得这样是在“小题大做”，所有人共同维护着全监狱罪犯最看重的一件事——公平。“监狱里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奖惩分明。”狱政管理科民警峨尔阿基手边随时放着一本《四川省凉山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实施办法》，里面遍布标记、折痕，书页已经被翻烂了。在审核计分民警送来的报告时，她要反复确认：“扣分事由是不是完整清楚？条款应用是不是准确？鼓励性的加分依据是不是充分？”“其实就是一个树立威信的过程。”八监区副监区长王诗宇这样觉得。她知道任何处理不好的小事，在罪犯私下交流后，都可能会变得不可控。“她们的伪装性很强，所以谁说的什么话，都需要加以甄别。”王诗宇今年29岁，刚刚成为母亲的她站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中的罪犯们，心情复杂。她看过她们在亲情会见时抱着孩子落泪，看过她们的犯罪记录，也看过她们在监狱里撒谎、因为一点小事互相打骂，她感觉自己的内心总有“两个小人”在斗争。“有时会心疼她们，想要帮助她们，转过身来，我又马上劝自己克制。”和魏雅贤一样，王诗宇告诉自己身上还肩负着执行刑罚的责任，“执法需要严格公正文明，不能靠同情。但希望她们能够更好，是发自真心。”就在刚刚，八监区一位“二进宫”的罪犯再次刑满出狱，王诗宇告诉她：“好好的，不想再在这里看到你了。”她提醒对方出去后“必须把该断的朋友都断了”，不然很可能再次重蹈覆辙。“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真心希望她们不要再回来。”她顿了顿，“其实我觉得被惩罚更多的是她们的家人。”王诗宇身边的三台对讲机不断响起，她也不断将目光投向监控室外。这里设施完善，窗明几净，伙食干净卫生。而在高墙外罪犯们的家中，不论是城市，还是深山，对于年老体弱的父母、无人看管的孩子，有人也许还有尽所谓义务的机会，有人也许再也没有——对高墙内的人来说，这份内心的煎熬，或许是比失去自由更大的惩罚。在网络上咨询“要不要报考狱警”问题的评论区，很多不明身份的网友回答着“不建议”，原因是“心理压力大、环境压抑、成就感低……”“很多人会觉得，相比于其他警种，监狱民警的‘警察体验感’并不强。我们不办案，不抓人，高墙内的工作是规律、机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枯燥，王诗宇说，“因为你管理的是人，而人是千变万化的。”赵安琪比王诗宇晚几年入警，她目前唯一的担心，是自己“所做的事会配不上这身衣服”。她是舞蹈专业毕业生。在监狱去年的退休仪式上，赵安琪被安排和当年退休的前辈张燕共同表演。排练时，她说羡慕退休生活，却被张燕笑着打断了：“等你要退休时，就会发现自己特别舍不得这件衣服，根本不想脱下来。”为了配合舞蹈表演曲目的风格，赵安琪穿了傣族服饰，张燕却犹豫再三——她想在舞台上最后穿一次警服。考虑到节目效果，张燕还是放弃了。她和赵安琪约定以后要穿警服单独表演一次，那时她要录下全程，留作纪念。“我就一下子感受到，如果能穿着这身衣服工作一辈子，真的挺帅的。”这让赵安琪对自己的职业多了一份敬意。但面对外界的追问时，她还是会谦虚地多解释一句，自己“只是一名司法警察”。作为主管七监区生卫、教育的民警，魏雅贤会定期选择不同主题在各监区轮换授课。在一次关于“感恩”的课程结束后，她在饭堂被其他监区的罪犯叫住，对方告诉她自己在本子上记下了她曾在课上说过的话，之后用好多天不停地读、想这些话的含义。“那个时候我差点就流眼泪了。”现在想起，魏雅贤依然感动，“我想哪怕我不能帮助她们所有人的人生重新走回正道，但也许可以给她们的思想带来一个小小的切口。”她希望罪犯们可以通过这个切口，看见在自己局限的认知以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能让她们在“出去”后充满期待。除此之外，七监区的罪犯们每个季度还会学念一首诗。虽然很多罪犯是文盲，不知道汪国真是谁，也不明白《热爱生命》里的那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的意思，甚至不懂诗歌是什么。但在各种家长里短，以及“如何提高产量”的话题之外，魏雅贤依然希望可以带给罪犯们一些“不同”。“她们会好奇，也会慢慢对你想要传递的东西有模糊的印象。”魏雅贤能够感觉到犯群间一些微妙的“反馈”——读诗时，她看得出大家发自内心的愉悦，哪怕不懂，哪怕只能用蹩脚的普通话一字一顿地念，但每个人都认真。这是罪犯们为数不多能够接触到所谓“文学”的时刻。而这些时刻带来的微小变化，总有一天会积累成足以撼动内心的力量。对于外界如何评价狱警工作这件事，魏雅贤毫不在意。“我最看重的、最主要的部分已经在浇灌我了。”虽然工作不到两年，她感觉已经找到了从事这份职业的方向和意义，“我的‘苗苗’已经在生长了。”“你好，监狱人民警察”
当一名警察“染上”心理学
在凉山，种一颗改变命运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