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主席挥毫泼墨，创作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一不朽词篇，其问世后，如同春风化雨，迅速席卷全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共鸣。两年后，身处海外的胡适，偶然间翻阅到《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对其中这首脍炙人口的《蝶恋花》发表了颇为尖锐的见解，称其“真有点肉麻”，并断言“‘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此言一出，不禁引人深思：胡适的这番评价，究竟是出于个人情绪的宣泄，还是基于文学艺术的客观分析？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111111111111
《蝶恋花·答李淑一》以杨开慧与柳直荀两位烈士的姓氏为引子，巧妙地将人间情感与天界想象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幅既婉约又豪放的壮丽画卷。词中，毛泽东以“蝶恋花”这一传统词牌为载体，虽在格律上有所突破，未严格遵守一韵到底的规则，但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尝试，赋予了作品更为丰富的情感层次和艺术张力。
胡适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词作的押韵问题上，他通过严谨的考证，甚至求教于语言学专家赵元任，得出结论认为该词的韵脚并不和谐，尤其是下片的“舞、虎、雨”与上片的“有”字在音韵上难以相配。若单从技术层面考量，胡适的指摘确有一定依据。然而，他忽略了诗词创作的灵魂在于情感的抒发与意境的营造，而非单纯的形式规则。11111111111111
毛泽东在创作此词时，显然更注重情感的自由流淌与表达的深刻性。他在词后的自注中提到“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这既是对格律束缚的坦然接受，也是对艺术创新的大胆尝试。在他看来，为了情感的真实表达，偶尔的“破格”是必要且值得的。这种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正是毛泽东诗词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
《蝶恋花·答李淑一》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不仅在于其形式上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其内容的深邃与意境的高远。词中通过丰富的想象与生动的描绘，将烈士的忠魂引向九天之上，与月宫中的吴刚、嫦娥相遇，展现了革命者虽死犹生的崇高精神。而后段又巧妙地将幻想拉回现实，以人间解放的捷报作为情感的爆发点，使得整首词在虚实之间自由穿梭，既有浪漫主义的飘逸之美，又不失现实主义的厚重之感。
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胡适的评价时，不难发现其过于片面与苛刻之处。诗词之美，在于其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触动人心最柔软的部分。《蝶恋花·答李淑一》正是这样一首能够引发广泛共鸣与深刻思考的作品。而那些所谓“没有一句是通的”言论，或许只是站在了不同的审美立场与评判标准之上，难以触及作品真正的灵魂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