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0日，北京SARS风暴最猛烈的时候，王同志离开海南急赴北京，任市委副书记，22日被任命为北京代市长。20日这一天，政府公布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数从37急剧增加到339，王同志的前任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黯然离职。他们都曾说，北京是安全的。在4月24日上任后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同志以“强硬”亮相，“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他说，就是要在这种时刻把组织化程度提高到最严厉最高的水平，只有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很多官员都愿意以低调行事，“低调”这个词如果和“谦虚”两个字放在一起，则有一定的政治道德意味。“面对老百姓这种恐惧心理的时候，电视、报纸，我们各层官员，都应该张开嘴巴，需要边做边说。”灾难中最可怕的状态是，灾难的严重程度被无限放大，抑制灾难的可能却被无限缩小。而2003年4月后的北京就处在“夸大”和“缩小”的并存中。夸大和缩小背后是SARS病例数在王同志到来前后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增加的不仅仅是恐惧，更多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恐惧、混乱、没有信任和安全感，打开窗户都担心病毒会跑进来，这是当时每个普通北京市民的心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王同志来说，首先要修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要告诉公众北京市政府是一个有效率的、果断的、会给人民带来信心的政府。“高调”在这种情况下是必然的姿态。4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问题一点也不含糊，37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339这个数字就可信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对《纽约时报》记者的提问，直到今天还让关心他的人捏把汗。“因为疫情，有两位高官被撤职，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行动来调查到底有谁参与了掩盖事实真情的行动？以及向国际社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向国际社会进行道歉呢？”王同志回答，不愧为纽约时报，问题就是尖锐。可是时间和对象选得不太对。“政治上的责任和原因的问题，这不是我担心的。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方面是不含糊的。在不久的将来，在抗非典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总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谈及到这个问题。到那时候纽约时报的先生可以再来问这个问题。”在SARS风暴中，这是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找到标准答案，而王同志却给了一个即使到今天也是石破天惊的回答。王同志让人们重新拾起对北京市政府的信任，但仅仅说还是不够的，SARS并不会因为王同志的高调表态而收敛。在王同志上任的第9天，病例数迅速从339上升到2705，其间，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患者的病死率居高不下。物资出现匮乏，没有纱布，没有口罩，没有隔离服，没有床位，有的病人甚至放在了大街上，疑似病人在健康人中来回走动，怎么办？4月23日，王同志上任第二天，北京市政府下达了隔离令，对受非典污染的人员、场所依法实施隔离。4月24日，王同志上任第三天，小汤山医院开工，4月29日，宣武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被紧急改造，总共16家定点医院加入收治行列。王同志说，“我们以救治为中心，目标是提高收治率，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率。”4月20日后的王同志保持了高曝光率，他必须让市民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市长在干什么，说什么。王同志甚至希望办公室有一直播电视，让老百姓天天看见他。5月1日早晨，王同志出现在天坛公园晨练的人群中，与老百姓笑谈“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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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志向公众保证，作为市长，自己的正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而且自己还有很多非正规消息渠道，这个话是说给老百姓的，更是说给各级官员的。5月9日，也就是王同志上任后的第19天，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表示，北京非典上升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从5月2日以后，新增确诊病人数从70到80下降到30到40。5月19日北京当日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降至个位，为7例；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纪录。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大多关注王同志，他的家事、他的崛起奥秘、他的工作风格、出色的口才和强硬作风。1998年，他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发生了广信、粤海事件，他以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这一职务是协助李长春应对金融危机。长期以来，很多外国债权人的想法是，借给窗口公司就是借给政府，而且有官员出面担保，当然是主权债务了。中农信破产时也是优先偿还外国债权人的。而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严肃金融纪律，体现在广信事件中，广信资不抵债，中央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不会替广信偿还债务。王同志必须和那些债权人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做，甚至有外国金融机构表示威胁性的意向，王同志详细地向债权人解释窗口公司的概念，窗口公司不是政府，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外国债权人非常不理解，甚至提出诉诸法律，王同志表示，你们可以去告，到哪里都可以，在国内、在广东省肯定赢不了，到国外，也愿意奉陪。处理广信粤海事件使王同志为公众所知，被外界称为有理有利有节。2000年12月王同志回到北京后任体改办主任，2002年11月，十六大前后的新一轮地方换届中，王同志奔赴海南，到“天涯海角”任省委书记。此前，海南省还没有真正从泡沫经济中恢复，发展方向模糊待定。王同志到任后，仅仅5个月，就在海南各界留下了极佳口碑。他告诫海南各级官员，可持续发展是海南的生命线，在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上，一定要死死抓住长远利益，不能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发烧”。当地一位局级官员说，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尤其重要。对比以前提出的“工业立省”思路，王同志等人提出“生态立省”，要把海南建成全国人民的度假村和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抓住了海南的实质。更重要的是，在全国都在扩建城市时，王同志却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五网工程加沼气”即王同志的提议。所谓五网是指路、水、电、广电、通信，提出要用5到10年使海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这意味着，5到10年他将没有显赫的政绩，但这个思路对海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也是非常反对搞政绩工程的人，可惜，他刚跑遍海岛，还没有来得及一展鸿图就走了。”版权说明：如转载的文章有侵权行为，请告知小编，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处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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