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隔八年再次选出了特朗普担任总统,这一结果令世界震惊,令欧洲震撼。更糟的是,它正发生于右翼势力在整个欧洲抬头,德国执政联盟垮台并被迫提前选举,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力受到质疑之际。一方面,卷土重来的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预计将对欧洲政商界领导人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美欧关系波动也会对中欧关系发展构成不小扰动,双方需要更多的智慧与诚意开启新征程。
一、欧洲政商界感受到森森寒意
在今年再次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特朗普即直言“关税是字典中最美的词语”。他已经明确表示,要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对其他国家也将征收10-20%关税。同时,他还特别针对目前已经危机四伏的德国汽车工业表示,如果外国公司不在美国本土建厂,就应该通过关税为美国预算做出贡献。在其上一个任期中,特朗普曾与欧盟就钢、铝、汽车等方面贸易纠纷龃龉不断,目前外界普遍预测其新任期中会变本加厉地挥舞这一保护主义大棒。
虽然距离特朗普正式上任还有近两个月时间,但欧盟领导人与商界领袖们已经普遍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欧盟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2021年时曾达到历史峰值的逾8000亿欧元。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主席万巴赫指出,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增加了欧洲企业将生产迁往美国的压力,而此时身处经济下行期的德国和欧盟迫切需要加强其商业地位。德国对外贸易协会(BGA)主席詹杜拉则批评指出,世界需要的是更少而不是更多的贸易限制,美国总统不可能也决不能完全“美国优先”。
(特朗普鼓吹“让美国再次伟大”,为此不惜对盟友们也征收高额关税,让欧洲领导人非常头疼。)
欧洲智库与研究所们已纷纷开始预测,美国的自私自利可能对欧盟国家造成多大伤害。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IFO)的分析指出,德国对美国的出口由于关税可能会下降约15%。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的测算表明,特朗普未来四年任期内德国有可能损失1200至1500亿欧元,按年计算相当于德国GDP每年额外下滑1.4%左右。当前德国本就处境糟糕,很可能连续两年GDP出现负增长,贸易大战显然将令其雪上加霜。比利时布鲁盖尔智库(Bruegel)国际贸易和经济学研究员普瓦捷表示特朗普政策将对欧洲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国家,预计整个欧洲的经济前景将变得更加黯淡。”德国经济研究所(IW)所长胡特进一步指出,这一冲击将“尤其重创机械工程、汽车和制药业等出口密集型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对美国的出口配额高于平均水平”。
金融市场也已发出强烈的信号,表明多数德国公司将因特朗普新政策受到冲击而非从中受益。美国大选后一周中,德国DAX指数公司股价下跌的数量多于上涨的。例如,汽车制造商股价持续走低,宝马、奔驰、大众、保时捷等汽车巨头纷纷位列DAX指数表现最为疲软的前十股票之列。法兰克福大学金融学教授哈克塔尔表示,“市场对于美国对欧洲汽车征收10%至20%惩罚性关税的普遍担忧,无疑是德国汽车制造商股价萎靡不振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旦此类新措施落地实施,无异于在汽车制造商本就艰难的处境下火上浇油,因为他们当下已然深陷需求疲软的泥沼,并且在向电动汽车转型的道路上荆棘满布。
(11月6日至13日德国DAX指数股价呈下跌动态:拜耳-15.05%,宝马-7.44%,奔驰-6.87%,布伦泰格-6.80%,德国商业银行-5.06%,大众-4.72%,保时捷控股-4.36%,意昂集团-4.29%,保时捷股份-4.03%,巴斯夫-3.79%。来源:德国商报。)
与八年前特朗普首个任期相比,对欧洲人而言这次的贸易战发生在一个更加不利的时机。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舒拉里克明确表示,欧洲当前面临着内部的结构性危机,特朗普胜选将标志着德国历史上最困难的经济时刻的开始,因为除了德国本已糟糕的经济形势外,现在还面临着外贸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巨大挑战,“我们对此毫无准备”。
在订单下滑的情况下,德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担心自己能否继续生存下去。伊福经济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10月份对经济生存感到严重担忧的企业比例上升至7.3%,一年前这一数字为6.8%。此外,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压力给许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岌岌可危,尤其是在工业领域。该调查显示,8.6%的制造业公司表示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而去年这一数字为6.4%。最新的企业破产趋势也体现出德国企业面临的生存问题。根据安联贸易公司的一项研究,今年公司破产的数量可能会增加25%,达到22200家左右。
荷兰国际集团(ING)首席经济学家布热斯基认为,与特朗普在2016年首次赢得大选时相比,德国这次的准备要少得多。“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德国刚刚庆祝了经济奇迹2.0的发生,但现在我们是欧洲的病夫”。他认为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时刻了,现在必须调整对德国和欧洲的经济预测,“我们现在谈论的是2025年和2026年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现象。”
二、美保护主义思潮源自现实压力
特朗普所鼓吹的这套政策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美国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历史传统。美国独立后,以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北方工业利益集团提出通过提高关税等手段维护本土幼稚工业,限制进口商品,为本土产业提供发展空间,从而为美国贸易保护传统提供了思想基础。到19世纪末,美国关税保护政策进一步强化,麦金利总统主导的高关税政策使夏威夷食糖出口受阻,间接导致夏威夷成为美国一个州。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逐渐变化,从相对弱势的工业国向强国转变,不少政客认为关税政策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战后,随着美国对西方体系的重塑与把控,加上自身在产业、金融、军事多领域优势明显,由战前小罗斯福政府推动发酵的贸易互惠理念开始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从而开启了美国主导下的战后全球化黄金时期。不过,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企业在与日本和西德工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美国立法改革鼓励金融机构投资者购买制造业企业股票并控制管理业务,金融化浪潮由此兴起。企业管理者为推高股价,改变企业行为,削减战略性开发投入,美国制造业发展方向由此发生历史性嬗变,逐渐从注重制造能力和产品质量向追求短期财务回报倾斜,进而削弱了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影响了美国企业长期发展能力。
首先,制造环节过度外包,影响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企业为降低成本、拓展市场,将大量制造环节外包,虽然初期能获取成本优势,但长期来看,制造知识分割导致部分环节能力缺失。例如,波音若干制造业务外包后,出现核心制造单元独立经营等问题,导致近年来多次出现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
其次,竞争对手纷纷涌现,国际竞争压力加大。随着全球其他国家制造业发展,美国企业扩张的阻力日益增强。不少企业发现自身面对错综复杂的时代要求难以自洽,如既要满足降低运营采购成本的需求,又要应对交付时间节点压力,在生产过程中不免为追求速度而放松质量控制。其他西方国家企业也同样存在动作变形现象,如日本神户制钢也因竞争压力在质量上出现问题,大众汽车则在柴油门事件中造假等等。
第三,制造业文化和土壤剥离导致劳动力素质下降。工业制造的价值导向被弱化,令人们对通过个人努力在工业中实现价值的追求降低,难以形成积极的工业文化氛围,也影响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从而不利于制造业持续发展。如2014年半岛电视台纪录片揭露波音北查尔斯顿工厂工人素质低、管理混乱、漠视安全甚至吸食毒品,2022年以来台积电在美抱怨难以找到合适员工,等等。
(波音事故、丑闻不断,今年股价较年初跌掉了75%以上。来源:谷歌财经。)
其实,特朗普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可谓是找对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开错了药方。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被诟病已久,其根源主要不在于欧洲竞争还是中国崛起,而是美国金融产业资本为了放大自身投资效益,主动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浪潮,结果过多的生产外包与制造业研发生产能力弱化导致美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出现下滑。美国海外投资常年雄踞全球第一,往往占据20-40%左右的高额份额,一部全球化史伴随着无数美国跨国公司的崛起与称雄。2008年,美国企业海外盈利高达9563亿美元,国内盈利则为5320亿美元,海外盈利是国内盈利的1.8倍。与此同时,从2000到2010年,美国制造业人数减少了580万人,而1965至2000年曾长期稳定在1700万人左右;而且,这不是个别部门的下滑,而是主要的19个工业部门有15个部门就业人数在下降。
(美国长年位居全球海外投资榜首,如2021与2022年均为第二名中国海外投资额两倍左右。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特朗普政策本质是美实力下降后采取的保护主义。十年前特斯拉崛起时不少人认为会是美国工业发起的反击号角,现在看来则更像是一个意外,一曲挽歌,近年来更常听见的新闻反而是电动汽车新锐Fisker的破产,半导体巨头英特尔的式微,等等。在华尔街与上市高管们赚得盆满钵满之际,美国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收入下降或被社会边缘化,从而带来了美国社会的撕裂与特朗普的乘虚而入。对于美国小院高墙、保护主义的决心,欧洲人充分认知、做好准备了吗?
三、中欧关系的出路:管控分歧、寻求联合
面对美国即将到来的极限施压,欧方表示自己这次绝不会坐以待毙。据悉欧盟吸取了八年前束手无策窘境带来的教训,已成立“特朗普任务小组”,专门研究遭到关税政策冲击时可行的应对策略与工具措施。美国商会也已警告政府,欧洲将被迫采取“大规模报复措施”。欧洲领导人们目前的思路是,“更加团结和有决心地”对相关挑衅进行迅速、有力和正中要害的回击,从而压迫美方回到谈判桌上。此外,欧央行原行长、意大利原总理德拉吉曾在9月份就如何拯救欧洲经济免于缓慢下滑提出专业建议报告,他称特朗普的当选“敲响了警钟”,并表示欧洲现在必须“比我们之前可能计划的工作更加努力”。
(10月份欧盟一场研讨会上,德拉吉与法国总统马利克等人都批评指出,欧盟领导人应该鼓起勇气加大对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并建立真正的资本市场联盟,为颠覆性技术提供资金。来源:美国政治新闻网。)
不过,从欧洲自身来看,同样开始陷入小院高墙式的保护主义泥淖。从近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以及要求中国企业技术转让等举措,均能看出在欧逆全球化力量正在抬头。这体现出欧洲人的双重标准与自相矛盾。这种难以自洽的困境与全球化市场经济下欧美制造业普遍的结构性挑战息息相关。全球化浪潮不断改写产业与科技格局,一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欧美在部分领域优势不再。有研究表明,过去二十年间德国企业的增长主要不是通过突破性的新产品,而是通过规模扩张,即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现有结构。在这种模式下,德企会不断地将在国外获得的利润投资到中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子公司。换句话说,工业企业的外贸盈余并没有进一步转化为德国的新技能和能力,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化为国外投资,这一现象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根据联邦统计局的计算,多年来的投资抑制正在给整体经济生产率趋势带来压力,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最新报告指出,德国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惊人地仅略高于零。
新式的“美国优先”很可能令其为保证美国利益而牺牲欧洲等传统盟友的利益,导致欧美关系再度疏远,从而给中国和欧洲创造出更多合作的空间。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末期,中国和欧洲曾一度接近达成历史性的中欧投资协定。只是在拜登上任后美国和欧洲重新携手,加上其他因素影响,欧洲方面“暂缓”了这一协定,中欧关系随之降温。如果美国施压下中欧抱团取暖,中国经济面临的围堵局面可能得到改善。
(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对华关税战以来,中美贸易总额先降后升并创下新高,说明关税保护并不能实质性解决美国自身问题。来源:上观新闻、国家海关总署。)
特朗普回归后,一旦中美科技、金融和人员往来的脱钩持续,其范畴和影响很可能远远超出关税的范围,欧盟或受到巨大间接影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商品贸易伙伴,2023年欧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7390亿欧元,同时欧洲对华大量出口工业产品与美国存在竞争。德媒披露,德国政府人士普遍担心对华脱钩后美国同行企业接手其对华业务,从而构成釜底抽薪作用。此外在中美谈判期间,中国可能从美国进口更多货物,向美国公司提供更多行业优惠准入等,这时最大的输家可能是欧洲。
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受到的冲击可能是结构性的、长久的,而非一时的。欧洲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即使关税不直接针对欧洲商品,如果美国决定对使用中国零部件或技术的产品实施制裁,或迫使欧洲与中国脱钩,欧洲公司仍可能受到影响。欧洲从中国进口最多产品是电信设备、电气机械和仪器以及自动数据处理机,出口最多产品是汽车和车辆、药品和其他机械。这些都是关键部门,如果它们被封锁或切断,将严重损害欧洲经济。此外,如果中国企业受阻不能再向美国出口,可能转而寻求加大在欧销售商品,从而导致欧洲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布鲁盖尔基金会研究员达杜什明确指出,欧盟无法承受在两条战线上打贸易战的代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期从欧盟总部传来了中欧汽车反补贴纠纷接近达成妥协的消息。
不过在中美欧动态复杂的三国演义中,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吸取之前经验教训,对中欧采取差异性措施与策略谈判,诱逼欧洲对中国同时施压的可能性。中国应主动作为、系统发力,努力拓展双方利益共同点,积极寻求与欧盟在新兴产业、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第三方市场等领域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降低传统产业竞争带来的摩擦,进一步提升中欧经济关系的韧性。在具体措施层面,可推动与欧方共同建立更加有效的贸易摩擦解决机制,时机合适时可重启和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程,通过建立更完善、自由的贸易规则体系,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时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优先通过对话、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避免贸易战升级对双方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并为双方企业提供更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特朗普式单边主义的重来,还可能加速中欧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美国政策不支持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全球卫生、能源转型等。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将鼓励化石燃料的发展,并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应尝试反其道而行之,与欧方深入探讨在绿色能源、清洁技术、碳市场等领域的合作意愿。
(特朗普在竞选中高举牌子“特朗普(支持)多挖煤炭”,并声称民主党与哈里斯提出的气候保护政策都是“绿色骗局”。图片来源:英国卫报。)
考虑到欧盟在应对全球经济竞争和技术变革挑战时在艰难寻求突破口,中国企业则可以加强对欧方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推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研发和应用,增强与欧盟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互补互惠。只有进一步嵌套进欧盟企业与产品的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中欧才能通过共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拥有更加深度稳固的合作关系。
就像一人只有半本“武林秘籍”那样,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几乎没有国家与企业能做到360度无死角的优势。欧盟在未来产业方面丢分,美国缺乏工程师与制造工人,中国需要在基础理论和研发创新上补课……鼓噪和挥舞保护主义大棒固然能喧嚣一时博得眼球,但要解决各自痛点,取得真正的优势,除了苦练内功、改写命运之外恐怕别无他法。
给别人下绊子让别人跑得慢,不见得能让自己跑得更快。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整合全球优势网络资源,让“失速”的自己重新回到快速增长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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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逆全球化”救得了美国吗?》,作者郭纪,求是杂志,2017年4月30日。
17.《特朗普的反华政府吓到了德国》,德国商报,2024年11月20日,https://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international/usa-trumps-anti-china-regierung-schreckt-deutschland-auf/100089275.html。
18.《被追赶的经济体》,作者辜朝明,中信出版社,2023年11月。
作者:北京帕特纳斯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兼任中国国际商会理事,英国OCO国际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意大利国家投资发展署驻华首席代表等职务。常年在中欧主流媒体接受专访或撰写专栏,著有《企业价值提升》等专著,微信公众号为“中欧行者“。汤丽娜女士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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