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洋务运动研究热是如何兴起来的
团结报文史e家 2024年07月17日 16:1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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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提 要
李时岳（1928—1996）、胡滨（1927—1996）两位学者是中国洋务运动研究领域最为闪耀的双子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位学者合作发表了数篇洋务运动研究的论文，引发学界强烈反响，极大推动了洋务运动研究的发展。两人合著的《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是“新中国史学界洋务运动研究第二次论争高潮中产生”的重要作品。洋务运动研究的系列成果，既是李、胡两位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也是两人在学术道路上携手并进、互相支持的深厚友谊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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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岳在胡滨研究生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中国近代史方向研究生，两人虽未曾同窗，但相似的求学经历塑造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学术追求。毕业后，胡滨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几年后，李时岳被分配至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同样投身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1956年，胡滨被调至山东师范学院。
1975年上半年，李时岳在参与一场研讨会时，有感于国内高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缺乏，于是萌生联络各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师，共同编写一本适合于高校文科使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和研究部、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华书局的积极响应。参与合作编写教材的人员代表齐聚山东师范学院，共同探讨《中国近代史》的编写大纲，并落实编写分工。李时岳、胡滨均在此次教材编写组之列，胡滨承担了全书六章中两章的编写任务，李时岳则提供了辛亥革命一章的初稿。
1977年，《中国近代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次年被教育部武汉会议推荐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后又获评第三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中国近代史》是颇具影响力的教材，前后已修订四版。李时岳、胡滨两位学者一直是《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修订的积极参与者，胡滨参与了《中国近代史》第二版、第三版的修订工作，李时岳则参与了第三版、第四版的修订工作。或许正是在此次合作中，两人意趣相投，培养出深厚默契，为他们此后的一系列合作搭建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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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胡绳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说”，从纷繁的史事中寻找出一条贯穿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洋务运动未能得到客观的评价。20世纪60年代初，学者姜铎尝试对传统观点提出不同见解，他在承认洋务运动反动、卖国性质的基础上，试图证明其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姜铎的观点引发学术界热烈争鸣。粉碎“四人帮”后，姜铎再次提出重评洋务运动，但他的论述仍基于“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反动的运动”之上，未跳出旧理论的框架。
1979年，李时岳、胡滨两位学者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联袂发表了《洋务派与近代工业》。在这篇文章中，两人大胆突破传统定论，提出“洋务运动兴办的近代工业，在客观上多少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为洋务运动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考。1980年，李时岳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洋务运动主持的系列活动“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肯定了洋务运动的进步性。李时岳指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这一论述其后被概括为“四个阶梯说”）。在该理论框架中，李时岳将洋务运动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其与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一样，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引发强烈震动，学者们纷纷就洋务运动的性质与评价问题展开讨论，掀起了一股学术热潮。
1980年，李时岳、胡滨联手写作了《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洋务与洋务派简论》《论洋务运动的性质》等文，考察并阐释了“洋务”“洋务派”“洋务运动”等概念，纠正了洋务运动是卖国运动、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具有买办性等观念，并对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进行了重新评价。同年12月，为将洋务运动研究引向深入，李时岳、胡滨倡导并主持了1949年后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来自15个省市的9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在吉林大学，畅所欲言。据学者李喜所回忆，会上李时岳与胡滨“一唱一和”，从近代历史演化的角度，论证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会后，李、胡两位学者根据会议争论焦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洋务运动》一文，集中讨论了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提出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等观点。学者姜铎称赞道：“李、胡两教授在研究洋务运动过程中，堪称志同道合，配合密切。”此次会议揭开了洋务运动研究第二次高潮的序幕，此后，每两到三年都会举办一次全国性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突破旧的研究框架不仅需要深厚的知识积累、开阔的学术视野，还需要一定的勇气。“四个阶梯说”和洋务运动研究的系列论文引发了学界广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但两位学者却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李时岳自评：“誉者赞我为‘开拓者’‘排头兵’；毁者目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道’”（《近代史新论》序言）。但回忆起与胡滨的合作，他先是称赞胡滨“功力扎实，勤奋执着”，后又用“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两词概述与胡滨在艰难时期互相扶持的情谊以及学术上的默契配合。胡滨也曾言：“共同研究和撰写洋务运动史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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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的综合研究到个案式的实证研究，是洋务运动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表征。在这一方面，李时岳、胡滨仍然走在了前列。1982年，两人合作发表了《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一文，对争议较大的轮船招商局进行个案研究。他们认为轮船招商局一开始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起了打击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航运的积极作用，虽然它的经营是不成功的，但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条件所决定的。此后二人又通力合作，于1988年出版了《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以翔实的材料和透彻的个案分析，对仍在争议中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回答。
该书出版后，获得学界好评。《文汇报》《文史哲》高度评价此书。沈渭滨称该书“是我国学术界在80年代研究水平的最具代表性的见解”。李时岳、胡滨在研究过程中“博采众家所长”，将“扎实的材料与恢宏的议论有机地结合”，此外他们将洋务运动时期社会变化的总体特征归结为“从闭关到开放”，具有启发意义。《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不仅成为两人友谊的见证，也奠定了他们洋务运动研究的地位。
有趣的是，这对“黄金搭档”在性格上存在不小差异。章开沅称在面对学术争论时，李时岳“沉静稳健”，对不同观点能够包容，胡滨则更为直爽，讨论问题时十分犀利，两人性格“相映成趣”。李岫回忆称当时有很多学生曾不解，为什么两位性格存在不小差异的学者能成为学术上的“黄金搭档”？原因可能在于他们都有追求真理的不懈精神、对待学术严谨态度、挑战权威的勇气，既具备极高的学术素养又能跳出传统思维模式，不囿于成说，学术研究上的志同道合使他们相互吸引、惺惺相惜，成为亲密无间的搭档。李时岳拥有敏锐的思维、深邃的思想，总能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而胡滨则以其干练的语言和严谨的行文，为这些观点提供了严密的逻辑论证、说服力，二者的完美结合，最终孕育出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佳作。
来源：《团结报》2024年6月20日第8版
作者：张登德 杨晓晨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 王富聪 赵昕
审校：万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