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后辞职24次，却被称为永远的北大校长。
他给北京大学写了八个字的校训，却被今天的北大吓得再也不敢提起。他说：“千万不能让北大沦为只为精英权贵服务的地方，应该让更多的寒门子弟有机会进入这里”。
他在一百年前，就提倡美育，创立了南京博物院。他说一个没有审美的民族是不知道善与恶的，也就不知道真与伪，所以他毕生都在荒原播撒美的种子，他就是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他意识到如果教育都堕落，那么一个社会必然会堕落。蔡元培踏进北大校门的第一天，校工排队在校门口向他行礼。而蔡元培先生也郑重的鞠躬还礼，做到这一点的北大校长只有蔡元培一人。
当时，北大的校务会议多用英文。蔡元培上任之后规定开会一律使用中文，此举引发了很多外国教授的反对。蔡元培反问说：假使我们去美国教书，那你们也会因为我是中国人在开会的时候说中国话吗？在中国的大学教书，说中国的语言，这是毋庸置疑的底线。
蔡元培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大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能让大学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当时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了官僚养成所，学生全都来自官宦或者富裕家庭，而寒门子弟再也没有机会考上北大。
蔡元培先生就大力推广旁听生制度，他说每个人都有求知的权利，大学应该是对外开放的。丁玲，茅盾，沈从文等等都是靠着在北大旁听而成为了一代大家。
蔡元培在任命教师的时候也是不拘一格，他任用了陈独秀当文科学长，而陈独秀连学历都没有，为了让陈独秀到北大教书。他甚至帮助陈独秀伪造了一份学历。
梁漱溟把论文寄给蔡元培，本想着去北大读书，蔡元培看到论文后说：你可以来北大教书，梁漱溟说，蔡先生，可我只有初中的学历呀，蔡元培说才华才是读书人的通行证。就这样，梁漱溟到了北大任教，成为了一代哲学大师。
当时有一位怪学问家，他叫张竟生，他写了一本奇书叫《性史》，把房事当成一本正式的学问来做研究，被当时的人们大骂伤风败俗。而到了蔡元培这里就一句话，张先生的研究很好，他可以来北大教书，这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他誓死捍卫学术上的争论。包容不同的意见，也包容异端。
他为了反对行政力量干预北大的教学，曾经写下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他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为不自由的大学的校长，思想自由是全世界大学的通例。
正是在他这种包容的教育理念下，当时的北大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有27岁的博士胡士，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也有横眉冷对的鲁迅。
鲁迅曾经点名批评过蔡元培，说自己和蔡校长气味不同，而蔡元培并不生气，1927年鲁迅生活极为窘迫的时候，蔡元培知道了又聘任他作为特约著作员，每个月不用上班，白给300块大洋。
许多知识分子说真正心疼读书人的有度量的，全天下大概也只有蔡先生。
当年，在法国看到徐悲鸿经济窘迫时，蔡元培先生还用个人积蓄资助了他5000法郎，蔡先生一生都在资助别人。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溘然长逝。
他身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药费用1000多块钱，蔡夫人都无力支付，最后只能典当衣物处理丧事，连他的棺材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仁帮忙众筹的。
这个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思想家，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遗言：我们要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道德救国。”
如今大学虽已遍天下，可世上再无蔡元培，蔡先生当过高官，做过校长，可他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清白的读书人。
今天，我们缅怀蔡元培先生，正是缅怀他身上所具备的那种精神：专致学问的毅力、不慕荣利的耐心、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坚持。
《史记》中有曰：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
回首百年，蔡元培先生可谓是，以非常之人成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