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激烈斗争后，中国全球领导者地位更加稳固

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发达国家履行历史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一直都是全球减排最重要的前提。

本月召开的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会决定未来10年发达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规模，其意义格外重要。

然而由于特朗普月初在美国大选中获胜，COP29的不少参与方早早就放弃了幻想。曾经在上个任期退出巴黎协定的特朗普，在本次初选中更是把“钻吧，宝贝，钻吧”（drill， baby drill）做为能源政策口号，直接为石油公司站台。

COP29上的谈判因此变得更加艰难。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每年1万亿美元出资额目标未能实现，最后落在纸面上的仅仅是3000亿。

而这3000亿中，有多少是发达国家从国库中掏出的真金白银，又有多少只是商业资金的改头换面，还不得而知。谈判中，发达国家甚至还试图把出资义务也加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身上。

失望之余，中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进程中的领导地位愈发凸显，不仅首次公布了自愿支持南南合作的气候资金规模，在资金的实际用途上也更加透明。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一位参与巴库谈判的国际气候金融官员指出：“现实情况是，中国现在气候方面所做的工作远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

从哥本哈根到巴库

2024年11月24日凌晨，经过30多个小时的延期，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终于宣告闭幕。

随着主席国阿塞拜疆敲下木槌，宣布通过气候融资新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NCQG）的决议，与会的代表们纷纷起立鼓掌。

这是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最重要，但同时也是拉扯时间最长、最难谈的话题。它的意义是为了弥补2009年哥本哈根留下的遗憾。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上，发达国家曾集体承诺，到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

但理想与现实却存在巨大差距。

直到2022年，发达国家才首次实现了为发展中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目标，达到了1159亿美元，距离当初的承诺，迟到了整整13年。

2013-2022年调动的气候资金 图片来源：OECD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缺席。2020年，虽然美国的经济规模是欧盟的140%，但同年美国只提供了全球5%的国际气候融资，仅为欧盟的十二分之一。无论是从经济规模、历史排放量还是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美国在气候融资方面的贡献都显得严重不足。

即使欧美等发达国家满打满算，“凑”出了这1000多亿，其实际效力同样经不起审视。考虑到通胀的因素，2022年的1159亿美元，其实只相当于2009年的836亿美元，虽然发达国家的气候融资在名义的账目上达到了目标，但其实际效力已经大幅度“缩水”。

不光如此，这1000多亿资金本身也有不小“水分”。多年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提供的气候资金，绝大多数都是以需要偿还的贷款，而非赠款的形式提供的。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在2022年，在欧美国家所报告的气候融资中，贷款占了总融资的将近七成（69%），只有约26%是无需偿还的赠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2016 - 2022 年期间按金融工具划分的公共气候资金情况 图片来源：OECD

这些“贷款”的形式同样有不小的问题，据OECD分析，在多边开发银行（MDBs）与多边气候基金提供的贷款中，优惠贷款（Concessional loans）只分别占了其中的23%与41%。那些打着“气候资金”的旗号，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部分资金，其实际利率甚至比当地的市场贷款利率还要高，这也进一步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获取资金的可承受性。

2016 - 2022 年期间多边气候资金贷款按优惠类型的划分情况 图片来源：OECD

但这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气候融资”究竟应该如何计算？由于缺乏透明和严格的报告规则，导致气候资金的流动常常被高估，相关的项目缺乏透明度，并且难以跟踪。一些发达国家在报告中，将利率比市场利率还高的贷款也算进了气候融资，还有一些国家，错误地将非专门针对气候行动的援助款项，也归类为了气候项目。这些前后不一致的计算方法与混乱的会计做法，都让人们对报告数字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产生怀疑。

而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单纯看“气候融资”的流向，同样也经不起审视。从2016到2022年，最不发达国家（LDCs）只获得了总气候融资的17%，绝大部分气候融资都实际流向了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流向同样未体现出公平的原则。

2009年哥本哈根的“1000亿”留下了许多遗憾与教训，根据2015年《巴黎协定》的精神，全球各国政府决定在2025年之前，以每年1000亿美元作为基础，设立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CQG），旨在更有效地满足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特定需求和优先事项。

从本届气候大会的结果上看，新达成的集体量化目标将包含两个层面。其外层是一个1.3万亿美元的“愿景”，包括来自公共和私有资金的所有来源；而内层是严格的资金目标，要求到2035年以前，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0亿美元，用以支持气候行动。

虽然它相比哥本哈根时期的1000亿美元已是个不小的进步，但仍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望相差甚远，新达成的气候融资目标是充满妥协的结果。

1.3万亿与2000亿的鸿沟

这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甫一开幕，谈判桌上就迅速划分出了两大阵营：一方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群体，另一方则是由七十七国集团与中国组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围绕气候融资的具体金额，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联合国气候融资问题独立高级别专家组（IHLEG）的估算，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面临高达2.4万亿美元的需求，用以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发展挑战。

为确保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专家们建议将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CQG）设定为至少1万亿美元，这被视为一个最低门槛，以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其气候行动计划。

气候大会一开始，七十七集团和中国就明确提出了诉求，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提供并动员1.3万亿美元的气候资金，远高于当前的承诺水平。此外，他们还提出更为细致的方案，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分配相应的资金规模，给予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国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旨在确保气候资金能够精准地用于最需要的地方，最大化其效果。

但发达国家对此反应冷淡，不愿接受这一增加的责任。发达国家坚持认为，目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已经足够，还要求中国、印度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承担部分气候融资的责任，以减轻自己的负担。

为了使谈判能够进行，明确双方能接受的“底线”在哪很重要。但从大会一开始，欧美等发达国家却采取了被称作“无线电静默”的战术，不仅拒绝向媒体和公众透露能接受的具体金额，还一再坚持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先同意加入气候融资。

这份关乎未来数十年全球气候行动资金支持的关键文件，直接成为了谈判桌上最难以跨越的鸿沟。

11月18日，《政客》（Politico）欧洲版援引两位匿名的欧盟国家官员称，欧盟内部正在考虑一个介于1000亿美元和1.3万亿美元之间的中间值，讨论了每年提供2000亿至3000亿美金支持较贫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且更倾向于2000亿美元的方案。

这一消息立刻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等机构的分析师曾预测，即使“一切照旧”，按照既有的复合增长率计算，发达国家的气候融资在2030年也将达到1970亿美元。

2000亿美元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将几乎不用承担任何额外的责任，因此立刻引发了七十七集团加中国（G77+China）、非洲谈判小组（African group）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最强烈的反对。

COP29期间，会场外的抗议者要求发达国家提高气候融资金额

11月22日，距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闭幕仅剩几小时，谈判桌上依然气氛紧张。

上午九点，大会公布了关于新集体量化目标的第二版草案，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富裕工业化国家终于展现出一丝妥协的态度，提出至2035年，每年愿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25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援助。但这一数字依然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们的一致反对。

新集体量化目标的第二版草案，将融资目标提高到了2500万亿美元

谈判陷入了僵局，大会不得宣布“加时”，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时间和对话打破僵局。在气候融资金额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似乎难以调和。

妥协与希望

会议最终延期了超过24小时，反复休会续会。直到11月24日凌晨，主席国开始召开闭幕会时，也没有新的NCQG案文提交给参会代表，现场的工作人员已开始着手拆卸会场设施，但关于《气候融资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的文本仍在紧张地修订之中。

受不了发达国家的消极态度，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七十七国集团（G77）的部分代表一度愤然离场，以表对气候融资金额的不满。

经过反复的激烈讨论与艰难妥协，各国代表最终达成了共识，同意将气候融资的目标金额提升至每年3000亿美元。

关于新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的决定草案

在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曾提出，希望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主要来自公共资金，并以赠款或优惠贷款的形式提供，但遗憾的是，在最终的决案中，没有相关条文进行明确的规定。同样，决案文本也没有澄清“提供”（provision）和“动员”（mobilisation）之间的任何区别，这将为发达国家将其金融义务推卸给私营部门提供回旋的余地。

对于气候融资而言，“质量”往往比“数量”更重要。在这已经通过的3000亿美元里，有多少是真金白银的支持，又有多少会是欧美国家玩的金融和会计的数字游戏，一切都不可知，只能让时间来检验。

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闭幕会上发言表示，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远远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义务必须进一步明确。

尽管这一数字远低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所需的1.3万亿美元年度融资需求，但人们仍未放弃希望。

NCQG的决案文本明确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关于每年1.3万亿气候融资的合理诉求，但同时也承认目前的承诺与实际的需求间存在显著差距。为了弥补这一差距，决案明确提出了“从巴库到贝伦的1.3万亿路线图”（Baku to Belém Roadmap to 1.3T）。

“路线图”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具体而实际的措施，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支持，以支持其实现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适应性发展路径，实施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和国家适应计划（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确保其到2030年能够实现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涵盖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所有资源。

明年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将在巴西亚马逊雨林中的贝伦举办，“路线图”要求主席国需要在2025年11月于巴西亚马逊雨林的贝伦召开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向国际社会汇报进展情况，确保各国能够持续关注并推动气候融资的增加。此外，各国还一致同意将《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的实施情况纳入全球盘点机制，不仅要求定期进行报告，还将在2030年进行首次全球盘点，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这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手段和方法，用以监督气候资金的来源与使用方式。

尽管这一届气候大会达成的目标依然带有遗憾，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称协议通过的金额微不足道，另一些国家的代表则表示无法带着这一数字回国交代。但在这场大会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团结精神令人仍然令人动容，这种团结的精神或许将成为未来气候行动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与2009年的哥本哈根不同，虽然会议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各方依旧决定向着1.3万亿美元的目标继续前进。“从巴库到贝伦的1.3万亿路线图”的启动，意味着COP29的决定将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会场外的南南合作

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发达国家需承担更大的、不可推卸的出资责任。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真正的主角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尤为难得的是，它们展现出了团结与协作的强大力量。

在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紧密合作，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确定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行动的核心原则，反对发达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强制减排承诺。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排放了绝大多数的温室气体，并且是早期工业化的主要受益方，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迫承担了其排放所导致的恶果，因此负有更大的责任实现减排行动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世界最富有的五个国家与中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比较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在国际谈判桌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争取权益，还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会场之外，中国依据各自能力的原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形式多样的援助，帮助其适应气候变化，实现减排目标。

《巴黎协定》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的主要责任。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虽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但中国已自愿成为国际气候融资领域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感与担当。

在国际气候合作的领域里，中国展现出了与欧美国家不同的策略与理念。相比起来，中国更倾向于采取“授人以渔”的原则，即不仅仅停留在“资金援助”的层面，而是更加重视受援国能力和技术的建设。

位于喀麦隆的曼维莱水电站（Memve'ele Hydropower Station），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2009年，喀麦隆政府与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签署了一份价值约1423亿非郎的合同，旨在建设该国电压等级最高的水电站——曼维莱水电站。

自2013年项目开工以来，中国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还带来了领先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中方深知，项目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建设本身，更在于为喀麦隆培养一批能够独立运作和管理大型基础设施的专业人才。因此，从项目初期，中国水电就致力于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传授给喀麦隆的员工。

在曼维莱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中国水电为当地员工提供了广泛的培训机会。从基础的施工技能到复杂的机械设备操作，中国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授，确保每一位工人都能熟练掌握所需的技术。项目高峰期，中方雇用了1500名当地员工，并为他们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培训，涵盖了从项目管理到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等多个领域。这些培训不仅提升了当地员工的专业技能，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曼维莱水电站鸟瞰图  图片来源：中国电建

为进一步深化技术转移，中国水电与喀麦隆相关部门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定期进行技术交流和合作。中国还鼓励喀麦隆派遣留学生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在工程和管理领域。这些学生在中国学习期间，不仅掌握了专业知识，还亲身体验了中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学成归国后，他们成为曼维莱水电站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技术骨干，为喀麦隆的工业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水电在曼维莱水电站项目中采用的先进项目管理方法，包括项目规划、进度控制、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也逐步传授给了喀麦隆的管理人员，目的是让喀麦隆的管理人员能够在未来的项目中独立应用这些方法，提高整体项目的管理水平。

项目完成后，中国水电还为喀麦隆的运营团队提供了详细的维护和运营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设备的日常维护、故障排除、应急处理等，确保喀麦隆的技术人员能够独立管理和维护水电站，保障其长期稳定运行。

自2017年首次发电以来，曼维莱水电站已经安全运行超过2017天，累计输出电能达33.9亿千瓦时，极大地缓解了喀麦隆的电力短缺问题。2024年10月24日，曼维莱水电站及配套输变电工程顺利通过了最终验收，并正式移交给喀麦隆电力发展公司（EDC）。这标志着该项目不仅达到了预定的设计标准和性能要求，也正式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

曼维莱水电站的成功建设和运营，不仅为喀麦隆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还为该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正逐渐惠及周边地区，促进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合作项目的成功，不仅加深了中喀两国的友谊，也为其他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树立了典范。

中国这一“授人以渔”的合作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国际气候融资模式的不足。

如在2014年，中国与丹麦、赞比亚以及加纳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创造性地采用了“南北南”的三方合作模式，即由发达国家丹麦提供资金，由技术成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向技术不成熟的国家（加纳/赞比亚）传授低碳适用技术。不仅包括了具体技术的展示，还涉及到了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软环境建设，如政策制定和技术标准的建立，旨在增强发展中国家自我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团队为加纳量身定制了《加纳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2018-2030）》，这是该国首个长期清洁能源发展战略，它紧密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和行动计划。此外，中国专家深入研究了加纳的文化背景、技术现状、市场条件以及监管体系，与当地同行紧密合作，共同绘制了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蓝图。

在项目执行期间，中国组织了多次中非清洁能源技术交流会议，参会者包括来自中国、加纳、赞比亚等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不仅促进了各方对清洁能源技术的理解，也针对技术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探讨。

例如，在交流的过程中，中方了解到加纳传统的炊事器具与中国的清洁能源炉具不匹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工程师们依据当地传统炊具的形状、习惯重新设计了炉具，让单一的炉具既可以满足做饭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取暖的需求，确保了技术成果能够真正落地生根。

随着中非合作的成功案例不断积累，2019年4月，中国政府又与埃塞俄比亚和斯里兰卡达成了新的三方合作协议，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旨在通过建立示范项目和加强能力建设，协助合作国家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最终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国际气候治理中，中国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些是中国在全球气候南南合作中的一小部分。从非洲的加纳、赞比亚、喀麦隆到亚洲的巴基斯坦、蒙古，再到拉丁美洲的古巴、中东的伊朗以及太平洋岛国汤加、萨摩亚，中国南南合作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中国的帮助不仅限于物资上的支持，如提供免费的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路灯、清洁炉灶、变频空调和电动巴士等，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正通过组织南南合作培训班，致力于为这些国家培养一批批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以助其在国内实施更加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

截止至2024年7月，中国累计已举办61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班，覆盖120多个国家，培训了大约2500名来自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这些培训班不仅传授了中国在政策制定、技术创新及实践经验方面的宝贵知识，更为关键的是其促进了知识的本土化应用，帮助这些专业人士能够将中国的知识和经验带回国，成为各自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推动者。

中国的减排实践不仅体现在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自身的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也在于通过南南合作平台，将自身在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转化为对全球气候正义的实际贡献。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评估，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全球气候目标的达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若无中国的贡献，其他国家需要将年增长率提高36%，才能达到全球气候目标的要求。

尽管中国没有义务向外界报告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融资详情，而且这些资金也不被计入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CQG）中，但中国的贡献不容忽视。今年九月，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ODI）发表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即便不计算广泛未报告的南南合作项目，只统计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报告的多边气候资金，就已经超过了25亿美元，这使中国直接跻身全球气候资金提供者的前十行列。

2022年不同国家在气候融资方面的贡献情况，其中发展中国家只统计了多边气候资金的情况 图片来源：ODI

11月15日下午，在COP29中国角的发布会上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行动》报告指出，自2016年起，中国已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并动员了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相关资金。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时，中国正通过南南合作，展现了一种更为平等和务实的气候治理路径，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一份独特的“补充”。这种补充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责任担当，也展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团结和合作实现共同进步的巨大潜力。

通过南南合作，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形成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的强大合力。尽管未来的道路充满挑战，中国南南合作的实践无疑将成为推动全球气候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激励着更多国家突破传统合作模式的局限，以团结和共享为核心，共同追求应对气候危机的创新解决方案。中国正在用行动证明，一种以团结和共享为核心的全球合作模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模式，也许正是迈向气候公正与可持续未来的关键所在。

参考资料：

Chen, Yunnan, & Landry, David. (2018). Capturing the rains: Comparing Chinese and World Bank hydropower projects in Cameroon and pathways for South-South and North 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 Energy Policy, 115, 561-571.

Global Climate and Health Alliance. (2024). A COP29 for People and Planet.

Cichocka, Beata, & Mitchell, Ian. (2024). China as a Provider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Qi, Ji, & Qian, Haoqi. (2023). Climate finance at a crossroads: it is high time to use the global solution for global problems. Carbon Neutralit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4). Climate Finance Provided and Mobili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13-2022: Climate Finance and the USD 100 Billion Goal. OECD Publishing, Paris.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24). 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on climate finance: Proposal by the President (FCCC/PA/CMA/2024/L.22)

Plan International. (2024). COP29 Policy Brief.

Henderson, James. (2024). Global climate diplomacy: Outcomes from the Bon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and the G7 meeting.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Buchner, Barbara, Naran, Baysa, Padmanabhi, Rajashree, Stout, Sean, Strinati, Costanza, Wignarajah, Dharshan, Miao, Gaoyi, Connolly, Jake, & Marini, Nikita. (2023). Global Landscape of Climate Finance 2023. 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Lehtman, Salomé, & Hillier, Debbie. (2024). Making climate finance work for all: Five tests for a robust 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NCQG). Zurich Climate Resilience Alliance.

Clynes, Tom, Cohen, Zach, Hoffmaister, Juan Pablo, & Leslie. (2024). Quality Matters: Strengthening climate finance to drive climate action.

Kedia, Shailly, Srivastava, Ishita, & Khanna, Palak. (2024). Road to Baku: The 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on Climate Finance.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姜晓群, 周泽宇, 林哲艳, 代兴良, & 谭灵芝. (2021). “后巴黎”时代气候适应国际合作进展与展望.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生态环境部. (2023). 绿色丝绸之路发展报告 (2023).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专班. (2024).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简报 (2024年7月刊).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4).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行动.

李志斐, 董亮, 张海滨. (2021).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30年回顾.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刘君言, 郝江北, 张菁, 王海琳. (2021). 中国可再生能源对外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新范式. 绿色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孙学峰, 李银株. (2013). 中国与77国集团气候变化合作机制研究. 国际政治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