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获经济学大奖，好多人却第一次听说他

张卓元，1933年生于广东省梅县，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阐释者和推动者之一，2024年9月获得“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沿着北京月坛北街前行，拐进僻静的月坛北小街，环球人物记者眼前出现一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四层红色砖楼，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所）。

记者和张卓元约定的采访地点在所内。自2024年9月张卓元荣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以来，一向静谧的经济所变得热闹起来。当天，和记者一同出现在所内的，还有从浙江远道而来的两位老师，自称是张卓元的“徒孙”，前来祝贺。

张卓元所乘的车子停到院内。见他下车，记者下意识想要上前搀扶，没想到他步履轻盈，径直走上前，笑着与大家一一握手。身高超过1.8米的他，身形略显瘦削却十分挺拔，头发浓密，青丝多白发少，看起来完全不像91岁的人。

·张卓元（右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记者见面。（侯欣颖 / 摄）

张卓元的学术生涯始于经济所，也退休于经济所。深耕经济学理论研究六十载，他以一棵“常青树”之姿，植根于我国各阶段经济改革浪潮中，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尽管在学术领域建树颇丰，但一向低调做事、深居简出的他，几乎一辈子只围着研究所转。只有走近张卓元的人才会发现，他看似平淡如水的学术生涯背后，其实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的学生、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房汉廷曾形容张卓元——“高山高而不险，流水急而不湍”，记者深感如此。

“玉泉山人”献策20年

1993年5月，张卓元在家中接到电话通知，6月1日要到玉泉山报到，参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

实际上，从1987年第一次受邀参加中央召开的专家会议商讨流通体制改革问题起，张卓元便开始了为国家建言献策的日子。而登上玉泉山，则意味着他的想法和观点将可能成为落地的政策。

此后20年间，这样的电话不断打到张卓元的家中。他先后参加了十几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吴敬琏为此赠他“玉泉山人”的雅号。

对于第一次登上玉泉山的经历，张卓元印象深刻。“通知我们9点半开会，我9点前就到了，在外面散步，突然接到电话让赶紧过去，领导已经到了，在会场等我们。”

此前党的十四大确定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但关于目标的具体细节并不明确。张卓元参与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起草工作由此展开。

张卓元记得，起草小组成员按不同议题被分成几组。他和另外两名成员被分到市场体系组。大家经过商讨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提法是这次全会定的”，顺利通过。

最为“难产”的要数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明确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摆在面前的问题是：现代企业制度是什么？有什么特征？文件起草过程中，这些事项迟迟敲定不下来。张卓元在完成了原定的工作后，又被借调到这边参与讨论。最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被确定下来。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约1.5万字的篇幅，洋洋洒洒50条。这份被称为“市场经济50条”的文件，拉开了中国大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帷幕。

张卓元每次参与中央文件起草，时间最短半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一年多一点。那次是2001年9月开始的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他参加了分量最重的经济发展改革部分的起草。党的十六大闭幕后，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十六大报告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

漫长而忙碌的文件起草工作，对张卓元来说是脑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参加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时，已近古稀之年的他得到一些“优待”——可以不参加晚上的会议，这对于“最怕晚上加班”的张卓元来说是个福利。他是典型的“早起鸟”，从年轻时就习惯早上四五点起床工作，“别人上班时，我的文章基本已经完成了”。早起意味着要早睡，如果睡不好觉，他头晕的毛病就会犯。

到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筹备期，80岁的张卓元再次“出山”，“我都没想到这次还能参加”。当老一辈经济学家大多因年纪和身体原因难再参与工作时，耄耋之年的张卓元依然活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在相关文件起草过程中，张卓元积极支持将沿用多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升格为“决定性作用”。

置身中央文件起草工作20年，张卓元始终乐在其中。“做调查研究、听取汇报、研究讨论，对我来说既是工作，更是学习。我本身就是搞研究的嘛。做完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有些心得，我就再写些文章，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宣传，这也是很自然的。”说起那些在理论与实践中反复探寻和求索的漫长岁月，他心怀感恩之情。

·2024年10月21日，“张卓元学术思想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学术研究要“求异存同”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卓元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在北京三里河沿岸，有渔民背着一大筐活鱼叫卖，引来大家争相购买。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紧张，人们很难买到鱼，更别说活蹦乱跳的鱼。当市场逐步放开，老百姓的餐桌变得丰富。“回过头看，把水产品、水果、蔬菜的价格放开，物价会跟着有些上涨，但也刺激了生产和供应。价格放开搞活市场，不需要长篇大论地争辩，这是生活的事实。”

改革开放初期，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度成为争论焦点。张卓元最早在经济学界成名，恰恰缘于他参与的市场化价格改革。这一研究从他1954年进入经济所之后便逐渐展开。

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所星光熠熠，聚集了全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骆耕漠、薛暮桥、孙冶方等。作为所里的后生，张卓元备受前辈们信任。张卓元回忆，骆耕漠经常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他保管，写的文章也会让他第一个读，“说是听听我的意见”。薛暮桥还带张卓元到农村地区调查农业生产、农产品成本问题。孙冶方更是将张卓元视为“关门弟子”精心栽培。“这些机会都是很难得的，一般人哪能得到？”张卓元说着说着，思绪也穿越回那些他无比珍视的与授业恩师们相伴的日子。

孙冶方1957年来到经济所担任所长后，很快成为所里很多年轻人的“偶像”。如今，在中国经济学界说起孙冶方，几乎是无人不晓，“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张卓元一直视孙冶方为自己经济研究领域的“引路人”。

张卓元回忆，孙冶方的到来让经济所的氛围彻底换新——不仅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还主张不能人云亦云。“孙冶方说，外交上讲究‘求同存异’，但学术研究要‘求异存同’。他自己也带头这样做，提出的观点经常跟流行观点不一样。当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他认为这样对经济发展更有利。”

孙冶方的理论包括生产价格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等，对张卓元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在孙冶方的带动下，张卓元的很多文章是经过大量调查写出来的。为了计算农产品成本，张卓元在农村打了很长时间算盘，甚至练就了“右手写、左手打算盘”的技术。

·1981年，张卓元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左）在一起。

1964年，张卓元和同事何建章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成为价格改革的开山之作。1981年，二人再度联手，发表了《计划 市场 价格》，首次提出“对物价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要进行根本改革”的主张，为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开出一剂“良方”。

1983年，张卓元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此后便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价格改革上。其间，他提出了“渐进式推进价格改革”的方案和设想。他认为，价格改革是市场化的改革，而且必须是全面的改革，这不仅包括一般消费品价格由市场形成，还应当包括生产要素形成市场和市场化定价。

1993年，张卓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应改革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转向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两年后，他重回经济所，成为经济所所长。这是他第三次当所长，业界的一些朋友戏称他是“所长专业户”。而不断跨所任职，让张卓元涉猎了经济学诸多领域，包括价格改革、流通问题、国企改革等，被公认为中国“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之一。

房汉廷总结，张卓元从价格改革到“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到1992年参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到1993年参与勾画国有企业改革新方向，再到世纪之交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总体方案的设计工作，“几乎参与了我国各个改革阶段的理论创新过程”。

客家人的“经济学新世界”

荣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张卓元经常被问到作何感受。在记者面前，他回答得直白而谦虚，“是对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的人非常大的鼓励”。接着，他话锋一转，说道：“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领域比我贡献大的人有很多，他们可能因为官职原因不在评奖范围内。”

·2024年9月29日，张卓元获颁“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专注经济学研究60多年，张卓元练成了“所长专业户”，对于“学而优则仕”的路径没有欲求。孙冶方当年坚持“一不改行，二不改志，三不改研究方向”，张卓元亦如此。对他来说，研究经济学纯粹出于兴趣，“怎么都不会放弃，总想了解更多”。

张卓元把他与经济学的初次相遇形容为“纯属偶然”。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整个社会一派生机勃勃。在梅州中学读高三的张卓元读到一本改变他日后人生走向的书——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

后来在很多场合，张卓元都提到过这本让他对经济学“一见钟情”的著作，其中讲到社会发展史，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社会远景……他细细翻完，大开眼界，“书中描写的那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对从小生活在小县城的我来说是全新的世界”。他迫切希望观察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一心就想考经济学专业。所以，当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清华大学社会系和中山大学经济系同时送到张卓元手中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张卓元的老家广东梅县是客家人的聚集地。“按照我们客家人的传统，孩子至少要读到高中毕业，有机会还要考大学。”张卓元家兄弟6人，包括张卓元在内的4人都是通过高考走出了闭塞的县城，拥有了更广阔的人生。

一个竹子编的小箱子，内装一些换洗衣物，这是张卓元离家求学时的全部行囊。中山大学位于广州，相当一部分同学来自广州、珠海、香港，思想活跃，生活丰富多彩。“一到校我就听说，中山大学学生必须学会两项技能——跳舞和打桥牌。”张卓元对跳舞不感兴趣，但打桥牌上手很快。“后来在经济所也很流行打桥牌，我还和吴敬琏一起拿过所里桥牌比赛的三等奖，全靠大学练出来的牌技。”张卓元说，他每次回中山大学，都会去看看当年举办活动的礼堂。

张卓元并不是一路过来都是学霸。他在中学时学习算中上游水平，直到大学开始学习经济学，在兴趣驱使下，如虎添翼，成绩稳居前列。“我对经济学很着迷。每周学校草坪上放露天电影时，我只要手上有本好书，情愿不去看电影。”

求学期间，令张卓元最难忘的，是临近毕业时他写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在老师的推荐下发表在学报上，“当时很少见学生发表文章的”。他记得，自己拿到6元稿费后，请要好的同学打牙祭——一人一碗牛肉汤。

正是这篇发表于学报上的文章，成为张卓元进入经济所的“敲门砖”，他的经济学研究生涯由此徐徐展开。此后60多年，他在学术道路上走得稳健又扎实，先后出版著作27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经济学60年》和《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可以说是张卓元学术生涯的最好写照。

搞经济学要跟实践发展同步

在张卓元的儿子张平眼中，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早起写作，往来文件全是通过计算机、平板电脑完成，经常和年轻人讨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话题，对身边的人也是一种激励，“我觉得自己不努力都不行”。

如今，91岁的张卓元依然没有停下在经济学领域探索的脚步。每隔几天，他就会到超市逛一圈，买东西的同时，也是跟市场和国民经济最直接的接触。“现在手机支付、网约车、网上购物很方便，是货币流通方面的一场革命，搞经济学的人更需要学会这些东西，才能跟实践的发展同步。”

环球人物：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国企改革，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您觉得国企改革如今走到了什么阶段？

张卓元：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我个人认为还在进行中。过去我们设想的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来看，很多已经实现了，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要改革的地方仍不少。而且越到后面，容易改的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的了。

具体到国企改革，如果按照过去我们说的，只要实现了公司制改革就可以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了，但现在来看，还不够。像能源、电信等垄断行业，主要分为两部分业务：一部分是自然垄断性的，需要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另一部分占比更重的是非自然垄断性的，需要引入竞争机制。比如加油站就没必要一直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可以考虑放开。为什么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老提混合所有制？就是希望这些垄断行业的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放开竞争。类似这样的改革目标，在我们早期主张“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时候是提不出来的，但后来随着改革深化、经济发展，才有可能被提出来。所以说，改革是没有尽头的。

环球人物：2024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您觉得现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意义是什么？

张卓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给民营经济一个良好的法治和市场环境。按照我的看法，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消灭私有制的前景，看得到的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就是要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因此要对民营经济支持、鼓励和引导。在一般的市场准入领域，确保平等的竞争、平等的市场准入、平等的财产保护。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个轮子同时发展，对整个经济增长还是很有利的。

环球人物：从2024年9月底起，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出台了一揽子增量政策。现在您所看到的经济发展前景如何？

张卓元：财政部最近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把“隐性债务”置换为地方政府财政账目上的“显性债务”，这是非常对的。过去用“隐性债务”搞建设产生很多问题，有些腐败由此滋生。

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还有社保方面的支持。我们过去太重视投资和出口，对消费的作用一直有争议，比如有经济学家认为靠消费拉动的说法是误导，还主张大搞投资，我不太赞成。我认为，中国经济逐渐还是要走向以消费为主导，靠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央也在这方面逐渐采取措施，方向是对的，成效还要逐步看。

环球人物：您如何看待在这个阶段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意义？

张卓元：因为我们现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不能靠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等投入来促进发展，一定要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这就意味着要靠技术提升，靠新质生产力，这跟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机契合。所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第一条就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环球人物：现在西方对我们搞经济封锁、加征关税，炒作所谓的“产能过剩论”，您如何看待我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形态？

张卓元：现在中国的生产能力非常强，但生产力不能只靠量的发展，还要靠质的提高、产业升级，这是关键。现在我们倡导“一带一路”，促进拉美、非洲、东盟地区的共同发展，同时也要跟发达国家学习技术。其实，我们自己的供应链是很齐全的，如果能够在技术创新方面更多发力，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谁也阻挡不住。

本文为节选

全文刊载于2024年第23期

《环球人物》杂志

总第5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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