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好宣传特别是外宣工作”。
一、如何反驳欧洲人口中“TW的前途需要由TW自己决定”的流行观点？ 二、个人与西方媒体打交道的方法 1. 要不要接受西方记者采访? 2. 如果发现被污蔑了，要不要起诉? 3. 需要对采访录音录像吗? 4. 如何切实地打击西方恶毒记者? 三、我最早在推特上的活动只是向德国介绍我所看到的中国，反对西方媒体的虚假信息。
如果你作为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被BBC或者CCN这样的媒体连线做视频直播，或者进行问答性十分激烈的一对一视频采访。这种情况非常具有挑战性，我对此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来驾驭。对方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陷阱。虽然在上一种类型里对方也会发出陷阱提问，但是你会被给予充足的时间来考虑作答。
但是在视频录像中，他们不是来采访你，而是来审判你。他们常见的提问方式是极快地逼迫你回答'是还是不是'，'对还是不对'这样非黑即白的问题。由于对方的提问一定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因此你绝对不能顺着他的问题去做简单回答。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指出对方的提问方式是有问题的，从而无视他的提问并将自己的真实思想以自己的逻辑表达出来。
其次，这些视频连线中主持人经常非常粗鲁地打断你说话甚至当面羞辱你，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反复多次地说'你能不能不打断我''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你怎么又打断我了''你觉得你这样尊重你的采访对象吗'这样的话。这样做是为了让主持人在观众面前难堪，从而赢得观众的同情和理解。我相信观众仍然能够做出道德判断。
另外，如果你发现了主持人或者记者非常无知，不要放过任何羞辱他的机会(不需要同情他们，他们使用笔杆伤害别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受害者的感受)。你要尽可能地多反问记者一些问题，而不是让他来问你。
与西方记者打交道的核心是要拿到对对话的支配权。采访的一开始控制权是牢牢地掌握在记者手里的，你主导对话的方式基本上可归纳为a)十分自信和精彩的内容、b) 指出对方提问在逻辑上的谬误、c) 指出对方无礼。你的目标除了让自己的思想传播出来，也要让观众觉得主持人很蠢。
我比较担心，现在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围堵之下，中国社会会自然地进入到一种自我防备机制中，对于一些正常交流中产生的分歧形成过度敏感，从而形成对西方整体的反感和不信任。比如说，我自己活跃在社交媒体上，我熟悉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心理。因此我会在发布我对中国的看法的时候，照顾到他们的感受，我绝不会使用羞辱西方社会和价值观的口吻来发布内容，我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也会进行批判，我的主要目的是使得西方人读者一直关注我发布的反击西方针对中国虚假信息的活动，进而消解掉他们对西方偏见媒体的信任。
在推特上，有远比我维护中国声音更加强烈、更具有情绪化的账号。但是很多账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表达的对中国的声援是无法传播出去的。这些声音在海外中国人和一部分对华友好的外国人中来回震荡，似乎创造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假象。这些中国人的账号并不了解西方人的心理。事实上，当很多西方人发现这个账号的人的思维方式与他差别过大的时候，他会立刻构建疏远心理，因此为中国辩护的声音是根本不会传递到西方民众那里的。或许这是为什么很多外国人的视频号和账号反倒比中国的账号更具有外国观众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外交流策略问题。
我希望中国民众能够更多的了解德国了解西方，这样你才能使用最有攻击力的语言在西方政治和伦理框架下，瓦解这些fanhua人员的道德高地，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只有当他们的报纸意识到他们能力低下，或者美国民众对他们评价低劣，他们才会成为了报社的负资产，他们才会被抛弃。中国媒体在转发这类信息的时候，如果只是说中国的话语，只会让这些fanhua的记者收获一波关注。在中国网络中的愤怒不会给这个人带来任何影响，相反，这类人可能很需要中国民众的反感来让自己在白人社会中立足。她已经在推特上把这篇文章给置顶了。
我们的任何政策都要围绕着一个国家利益目的展开，但是你们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活动让我根本无法看到你们到底想获得什么目的。你们在中国应该也很久了，你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你们对中国群众的动员能力是零。中国媒体和政府对中国人的动员能力远远超过你们，这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斗。
德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正在抽空德国半个世纪以来繁荣的基石: 先进制造业和人才。德国制造业的成本在提高，人才在欧元贬值的情况下更容易流向美国。我认为国家繁荣的优先级是所有政治议题中最高的。而政治，不应该有过多的道德层面的偏执在里面。
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施压和强迫是唯一能够让对方尊重你的利益的方法。
传统观念认为德国的重大决策是由总理府来主导的。但是在国际议题上，德国的几个关键部门全都由亲美的党团来控制。绿党控制了外交部和经济气候部（部长分别是绿党双党魁Annalena Baerbock和Robert Habeck），而同样高度亲美的自民党控制了财政部（部长为其党魁Christian Lindner，其人在党内地位极高但是跟中国交往的不愉快经历颇多）。
贝尔伯克等人的言行反映了德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普遍心理，这种“自我正义”的心理源于德国的历史，但却经常在实践中陷入“道德层面”的偏执，而美国也在塑造德国民众认知的过程中施加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这很容易破坏中德关系。
我学的专业是企业经济学，我打工的职业是影视产品的销售。因此我不是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专业人士。很多微博和推特上比较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分析我都不懂。我看待中德和中欧关系，通常是从不同国家人的心理和文化角度入手的。虽然，我最早在推特上的活动只是向德国介绍我所看到的中国，反对西方媒体的虚假信息。
我的一篇长微博文章耗时很长。如前述所言，我并不以社交媒体的活动为生。通常情况下，我会了解一些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自己决定写哪方面的话题。
所有我所写的文章的主要中心思想都源自于我或者与我同隶属于一个社交圈子的德国人。是的，我不是这些思想的唯一提出者。我也在我的德国朋友圈里学习，他们也非常愿意我将这些思想传播出去。前一篇文章里的“自我正义”的说法，是我的好朋友Simon在与我探讨的时候解释给我的。而绿党只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而不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则是绿党的老党员亲口对我说的。我发现他们的观点非常契合我的观察，因此就对此进行总结和展示。而更早一篇文章里关于如何对在中国的外国人执法的议题则完全是我个人的主观感受。
翻译我的一些想法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这主要是我的朋友和家人来执行的。通常情况下，我会告诉译者我们要探讨的内容，通过微信语言聊天和文字记录把这些内容保存下来。我完全交给译者去整理我们的聊天记录。有时候我也会完全自己一个人使用英语把全文写好交给译者。但是从反馈来看这样并不是特别好，因为翻译后的文章总是与我的原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离，并且译者给予的很多修改意见并不能够高效地回馈给我用于修正。尤其是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探讨上，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是需要共同创作完成的：基于我给出的一个基本观点，通过事实和理论去论证。
现在我的翻译工作基本上固定给了两个关系非常私密的人，他们的文笔水平是比较好的。我的文章能够有读者，他们的贡献极大。总体而言，以我署名的一篇文章，完全属于我自己原生思想和理论的内容都会占在50%以上，译者的修改意见如果过多我会放弃这次创作。通常一篇较长的文章需要耗时一个月以上完成，因此我并不多产。
上次我的微博受到了在欧洲的中国外交官强烈的认同。 环球时报记者在他们的建议下又采访到了我。
（2021年12月25日，她在微博写道：圣诞节我们包饺子，我老公买错了面粉，我第一次自己做饺子。饺子不好看。）
点“阅读原文”——她的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