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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在45岁的年龄，弃仕途而转公益，用实际行动打脸那些揣测他、举报他、污蔑他的人。
拥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桂冠的陈行甲为何弃官而去？
新华社“半月谈”的一篇文章，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更多的真相……
2019年1月，《我是演说家》第五季进入到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一个叫陈行甲的选手，以“未来我们一起在路上”为讲词登场。他是一名为全国重大疾病患者奔走的公益人。在《我是演说家》现场，他分享了自己做公益以来的心路历程。在演讲中他提到，他曾经见过一个7岁的白血病孩子，看到自己爸爸出去借钱没借到，回来难过得撞墙，孩子想哭，可是怕爸爸妈妈难过又不敢哭……他还曾见过一户农民家里孙子得了白血病，爷爷为省钱自杀了，最后孙子也没留住。所以他的目标，不只是简单地为患者筹措资金，而是希望通过搭建有效可信的平台，让公益变得更透明，更容易参与，“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他的演讲打动了现场所有人。最终，他成功在第五季《我是演说家》中，获得了全国总冠军。 其实，早在他做公益之前，就早已被大众所知，那时他是一个“网红”县委书记。2011年10月，陈行甲被调到湖北省巴东县任县委书记，并立志清除这个贫困县的腐败。其后全县抓捕官员和不法商人87人，其中局长9人，直接牵出的县领导5个，包括了时任县长、县委副书记等重要官员。陈行甲当众解剖了一个腐败工程：“300万的项目还没开工，就上下送出120万。”这段话后来成了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老黄牛”区委书记易学习的经典台词。这一次的脱稿讲话，后来被人整理为一篇署名叫《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的文章。这篇近万字的讲话稿，不到24 小时，阅读量超过10 万，引起热议。在讲话中，他用词辛辣地对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捞好处发出三个声色俱厉的疑问：怎么狠得下心？怎么下得去手？我们的钱都哪去了？他的愤怒并非没有来由。巴东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50万人口中有17万贫困人口，有一些人却“倒手就是钱”。就在那一年，南方都市报曾经采访过他，记者问：想过仕途会到哪一步吗？他回答说：“我没打算当大官。有些人已经不开心，等着我出状况，但我没啥顾忌。我没想着趁现在领导重视了，就要等提拔，就收敛锋芒，就学乖。我还会坚持自己。官当多大算是大呢？”但在当时，他的这句“不想当大官”的肺腑之言，却几乎没有人相信。陈行甲的做事风格一直深受母亲的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成了他整个人生的基石。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小的时候，他所在的村子里有一户很特殊的人家，男主人姓潘，他叫潘伯伯，女主人姓王，叫王伯娘，他们家有七个孩子。潘伯伯一家在村子里不受人待见。潘伯伯常年佝偻着腰，拿着个烟袋，走到哪咳到哪，吐到哪；王伯娘似乎永远没梳过头，总是蓬头垢面，因为潘伯伯动不动打她，她总爱哭，眼里总有眼屎。就是这家人，经常会到陈行甲家借盐吃，借了又不还。而为了面子的缘故，这家人时常换不同的孩子来借。但是，他从没见母亲让他们空手回去过。少不更事的陈行甲问母亲，为什么他们总借，总不还，还要借给他们？他母亲当时就拉下脸来呵斥他：人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怎么会借盐吃？我们不给他们借，他们就没地方借了，以后不准你说这种话！陈行甲的母亲让他觉得，母亲虽然穷，但有着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她用她微弱的力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比她更弱的人活着的尊严。陈行甲初到巴东之时，本着“凡是这个村最穷的几户必须看，凡是村里有学校的必须看”的原则，走遍了巴东县491个村。在彻底摸清了县情之后，陈行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号召全县干部结穷亲。陈行甲带头与一名艾滋病孤儿小航结为了亲戚，陈行甲去看望他时，他已经病症发作，满头满脸都是疱疹。他为小航联系医院，想让小航去上学，但没有一处学校愿意接收，手中的权力居然在这一刻完全失灵。几经辗转，最后是云南的一所公益学校愿意接收小航，这让他第一次知道了公益这两个字的全部内涵。陈行甲发现，在国家医保报销的药物外，白血病患儿往往还需在院外自费购药，如一些高档抗生素、靶向药、化疗药等等，这部分费用不走社保、也不走医院，是不见底的黑洞。对许多贫困患儿家庭来说，儿童白血病的花费是“灾难性的”——10万起步，20万也不宽裕。许多患病儿童，在巨额的医疗费用面前，只能被放弃。于是，他带头推动修改了当地的医保目录，并委托国家卫健委的两个重点实验室，对治疗儿童白血病临床已经广泛在使用但又不在医保目录里面的几支新药、贵药，进行了卫生技术评估，然后邀请医保决策部门一起，对他们委托作出的评估报告进行评审。 经过这个流程，2018年7月，培门冬酰胺酶、伊马替尼，两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被纳入河源的慈善医保补充目录，接着2018年11月，培门冬酰胺酶被纳入国家的医保目录。这是真正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我不是药神》。陈行甲历任湖北省兴山县水月寺镇镇长、兴山县委常委、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宜昌市政府副秘书长、宜都市市长，政治前途一片坦荡。当时的他已经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受到了中央的表彰和领导的接见，前途岂止是一片光明，简直是光芒万丈。主政巴东，网红县委书记，全国优秀，最年轻的州级领导干部人选……就在他即将走向人生“新巅峰”的时候，人到中年、路到一半，他不仅没有活成一个手握实权、工于心计、深于城府的官员，反倒越来越像个还没走出学校的，天真、执著、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母校清华大学演讲时，陈行甲引用了他在读罗素自传时，曾经令他热泪盈眶的一段话：三种简单而又极其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于是，在被选为州级领导干部人选的那年年底，他选择静静地离开了官场。陈行甲在45岁的年龄，弃仕途而转公益，用实际行动打脸那些揣测他、举报他、污蔑他的人。因为理想，所以内心坚定，百毒不侵。但也因为理想，所以更多地会将自己暴露在各种明枪暗箭之中。一个有理想的人，注定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失去的也更多。3月16日，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在其官微发布《岂止一记耳光？基层官场暴力频发，“官霸”失德现象不容忽视》一文，引发广泛关注。文章写道：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暴力行为之外，语言暴力、无故打压等软暴力在基层更加普遍，也更为隐秘和难以言说，部分被施暴的干部身心俱疲，敢怒而不敢言，有的只能一走了之。 为此，记者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上级主要领导曾在我单独汇报工作时呵斥我‘你给老子滚’，让我感觉自己再不走，就会影响本地发展。”一位原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辞职前曾吐露心声。当时，这位县委书记给上级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另眼相看、全面压制，这让我极其痛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心力交瘁，甚至一度患上了焦虑症……” 半月谈记者提到的这位“原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应为陈行甲。因为据此前媒体报道，陈行甲为唯一辞职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据陈行甲在其新书《在峡江的转弯处》中披露，其在调任巴东县委书记八个月后，“当时工作中面对的混乱局面给了我巨大的压力”，从而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焦虑症）。 而南方周末原高级记者褚朝新在个人社交平台“褚朝新说事”中，曾披露了一件当时上级领导打压凌辱陈行甲的事：有一段时间陈行甲想找州委书记汇报工作，但州委书记一直不见他，后来终于见到了。两人面对面坐着，州委书记对他说：陈行甲，你只是个县委书记，老子是州委书记，你约老子十次，老子见你一次就是给你脸。 陈行甲在新书《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中，也披露了一件当众受到州主要领导羞辱的往事：2015年底，陈行甲在一次州里工作汇报会上讲到巴东正在推行的乡村信息化建设，说到在偏远山村开通免费Wi—Fi，接入名就是“GCD”的拼音，当时被主持会议的时任州委主要领导打断：“等你到了ZY再用这么大的名字吧！现在你还用不起！”话音一落，满座哗然。 因此，陈行甲辞去县委书记职务，既有个人原因，也有为地方发展考虑的因素。县委书记受到州委、州政府两位主要领导“另眼相看、全面压制”，县里的工作肯定会遭遇掣肘、受到影响，想得到州委、州政府各方面的支持帮助肯定是痴心妄想。如此一来，陈行甲才会“感觉自己再不走，就会影响本地发展。”悲剧往往这样产生，忠诚的人被误解，被误解的人却不能坚持到底。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太骨感。这也成了无数人堕落腐化的理由。在浮躁的社会和流俗的价值理念之下，多少人的心态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很多人初心都已经丢了，却还以为自己只是更加适应了这个社会。多少年过去了，很可能早已变成了自己曾经最鄙视的那种人，然后却把这种变化，叫做“成功”。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不是梦到头了，无路可走，而是路还没到头，但已经无梦可做。康德说：“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为后代而牺牲。”陈行甲就是这样一位敢说敢做、勇于追求理想、勇于奉献的人。在经历过人生的辉煌与荒芜之后，他选择忠于灵魂，重启人生。他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就像这个人心普遍败坏时代里的“唐吉坷德”，未曾被浊流污染，并依旧勇敢而坚定的追求着他的人生理想。陈行甲的理想不只为自己，更是为他人，不只为当下，更是为后代。他拥有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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